地方志事业和陕西追赶超越

四天来，听取了冯新柱副省长等领导、专家有关陕西脱贫攻坚、农业现代化、文化产业、共享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报告，深有感触。作为地方志工作者，我也在思考地方志事业和陕西追赶超越的关系问题。

众所皆知，地方志事业是中国传统智库，而今处于向现代国情智库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陕西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亟需深化国情研判，服务科学决策，地方志事业有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颁布，地方志事业已经从一本书主义逐步走向全面发展，除了118部、200余册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外，还有年鉴、地情网络、地情文献和专业志书、乡镇志书等等，而今仍然不断延伸其工作领域，深化其资政作用。地方志事业不光是一种工作，一项事业，而且是一种梳理基本国情的认知工具。这种工具是使用我国疆域广阔，差异较大的基本国情，也是认识区域特色，实施精准决策的知识体系。因而不管是县域领导还是行业领导，也都有必要运用这种认知工具。地方志事业的核心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梳理历史教训，而培养必要的历史思维是关键所在。有人认为新闻工作者容易产生新闻眼光，一日新闻记者，一生新闻记者，一旦形成新闻眼光，就能产生相应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而地方志工作者貌似“陈闻记者”，但其任务在于用历史的镜子来观照现实的发展。这种历史思维的产生，既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前工作的认识，解决事老人嫩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人们从宏观思维和微观思维相结合的角度，系统梳理治国理政中的基本理念。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这种源自决策环节和实施环节的教训，需要用这种历史的镜子加以鉴别。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扎实”的要求，陕西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根据陕西基本国情、省情作出科学决策，作出顶层设计，寻求发展路径。按照当前现实发展的问题意识，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城际联合和产业同构之间的矛盾问题、持久贫困状态与脱贫攻坚政策之间的矛盾问题、农业基础地位和城乡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问题等等，其实都是需要深入探索的现实命题。在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上，我们的国情梳理仍然需要精准探索，我们的治陕对策仍然需要求真务实。我们需要追赶超越，但不必数字攀比。城市规模的大小，也与区域发达程度不相关联。地方志事业的系统梳理和全面研判，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基础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曾经致力于西部大开发与关中城际联合、关中支柱产业和产业同构问题的探索，当初预见的某些社会问题，至今仍然有针对性。譬如关中城际联合的观念转变，与西咸新区建设和境内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间的矛盾，关中各市产业同构虽不再体现在轻纺、电子工业，但能源重化工的产业同构又有所体现，这些决策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诸如此类，我觉得涉陕治陕的重大决策环节，亟需处理好长时段系统决策和短时段应时决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陕西追赶超越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

陕西当代地方志事业肇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现在业已形成相应的陕西作派、陕西特色，也涌现了一批国情、省情和地情问题的研究者和探索者。作为一种转型升级中的现代智库，其现实作用和发声特点，可以做出下列基本定位：就地方志的著述成果而言，具有资治、存史、教化、交流四个方面的功用；就地方志的工作机构而言，具有聚合、中心、窗口、平台四个方面的功能；就地方志的从业人员而言，具有参谋、助手、智囊、咨询四个方面的职能；就地方志的社会反馈而言，具有存佚、启蒙、急就、自学四个方面的作用。地方志事业一定会在陕西追赶超越的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撰稿  张世民 陕西省地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