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留守家庭问题中，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最为突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教育、心理健康、人身安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有着多层次原因，如：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和弱化；学校、老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不够；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自身生理心理缺陷等。建立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支持体系，应从儿童自身与家庭、学校、朋辈群体等互动关系中分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强化家庭的基础性支持作用，依靠学校、社会等重要支持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及其支持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19BSH184

农村留守儿童:时代困境与支持体系构建

文/袁泽民 王琪

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三个月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据民政部资料统计，2013—2018年间，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总体数量较大，截止到2018年，仍有697万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没有跟子女在一起，部分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从小就缺乏家庭教育和关爱，导致他们极易遭受学校、社会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其他不法伤害。对此，通过分析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各类困境及表现形式，从家庭、学校、社会、留守儿童自身探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困境的有效途径，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问题及表现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被“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亲朋监护”，长期与父母分离，家庭教育缺失或不足，甚至畸形，这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往往会在学习、心理、道德意识、卫生习惯、安全等方面有突出问题，每一类问题都会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现。

1.学习和教育困境

农村留守儿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人们探讨和研究的关键。“缺爱”式教育困境。由于大部分父母忙于生计、常年在外务工，对子女的教育几乎为零。此外，农村父母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不能给予子女学习太多帮助。其次，大多留守儿童都是由（外）祖父母抚养，很多农村老人轻视文化的思想仍然存在，加之许多农村留守儿童在家还需干农活，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上；“溺爱”式教育困境。少部分农村父母会因自己长期在外务工，没有尽到照顾子女的义务而感到愧疚，为弥补这种愧疚，他们往往想尽可能地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试图用物质的满足来弥补亲情陪伴的缺失。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让父母和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亲子感情，相反，往往会导致子女养成自私自利的性格，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发展。

2.心理健康困境

心理健康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家庭教育和亲情关爱，情感和心理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农村留守儿童易自我封闭，性格孤僻。大多农村留守儿童年幼时便与父母长期分开，家庭环境的不稳定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久而久之，极易形成孤僻、自卑、封闭的心理。其次，农村留守儿童易情绪失控、容易冲动。留守儿童一般小于16周岁，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时期，再加上意志薄弱，容易情绪失控和冲动。他们还容易对周围人产生敌对心理。这种敌对心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攻击行为。具体变现为：对小事斤斤计较、对教师、监护人、亲友的管教产生逆反心理，严重的还会有暴力倾向。最后，农村留守儿童易出现认知偏差、内心迷茫。少数留守儿童对“打工”二字存有错误的认知，他们会觉得“打工”代表着“没能耐”、“穷”，由此产生对父母的怨恨心理和偏激想法，逐渐疏远父母，导致情感隔膜。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父母打工年限与子女的心理健康有影响。父母打工年限越长，留守儿童要面临的问题越多，更容易造成亲子之间的心理隔阂。

3.人身安全困境

儿童时期是一个身心尚未成熟而需要特殊保护和照料的群体，儿童安全事故大多是由于家长监管不当造成。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没有父母监管的一类特殊群体，安全事故更是频频发生。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从客观上讲，农村留守儿童居住地环境的各项基础设施较差，交通不便，易造成伤害及侵害的发生。再者，农村留守儿童往往由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担任，这些老人自己都需要人照顾，又怎么可能有体力和精力去照管孙辈。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们是没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

二、农村留守儿童困境成因

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的形成和存在具有长期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因户籍制度、入学政策、城市消费高等因素让农民不得不把子女“丢”在农村，父母长期分离，亲情缺失，导致家庭教育功能弱化甚至消失，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堪忧。此外，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严重缺乏，师资队伍综合素质、教学硬件设施等比较落后，无法对家庭教育的缺失起到补偿作用。

1.家庭教育因素

家庭教育的缺失、错位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困境的重要原因。家庭教育伴随人的一生、影响人的一生，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父母必须对子女的健康发展负责，父母的一言一行会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而言，生活压力很大，当权衡农村留守儿童是居住在农村还是跟随父母外出时，大多数农民会选择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农村，减少自己的外出负担。于是，很多父母不得不把教育重任全交给学校、交给老师、交给子女的（外）祖父母，这必定会导致家庭教育的缺失、错位。欠缺家庭教育的孩子，其身心发展的残缺性是无可避免的。

2.学校教育因素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留守儿童大多缺失家庭教育。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我们很难轻易改变这一现状。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实际情况来看，留守儿童大都是中小学生，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教育，学校、老师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学校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不可或缺”的教育，本应发挥其补充教育功能。但是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学校教育资源少、教师整体素质较低、农村教育意识落后等问题，使农村学校其不能很好发挥其“补充教育”的重要作用，严重制约着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困境的破除。

3.社会因素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大多数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会选择提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是促使农民外出务工最直接的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发展进程中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这对于种地收入低的农民而言，是不可错失的机会。于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及教育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的限制，农民不能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收入不高、保障不全、居无定所，更不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接受教育。另外，义务教育的学区制、户籍制等障碍让农民工选择不得不选择把子女丢在教育、生活低成本的农村。

三、农村留守儿童的支持体系构建

儿童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大特殊群体。据民政部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有697万，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不容忽视，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应发挥各自优势，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各自采取应对措施，推动构建政府主导、家庭尽责、学校关心、全民关爱的农村留守儿童困境支持体系。

1.强化政府职能，体现政府主导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是多方面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从宏观角度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村经济落后问题，政府应着力于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奠定物质基础。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其次，政府要逐步取消进城务工子女在城市上学的各种限制，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国家应加大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投入，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最后，政府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中来，鼓励各社会爱心组织通过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农村留守儿童陪伴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扎实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阵地建设。

2.优化家庭环境，重视家庭教育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经济贫困很可怕，但教育贫困更可怕。父母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父母一定要重视。留守儿童的父母要想办法与子女建立长期的、持续的“亲子联系”，时常关注子女在家的表现，让子女感受来自父母的关爱，尽可能弥补留守给儿童带来的情感缺憾。其次，父母应通过互联网等平台与学校老师保持积极联系，通过学校老师了解子女的心理、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做出干预。

3.重视学校作用，完善学校教育

学校作为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唯一能接受教育的场所，应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不足。农村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社会的支持，社会各界应支持农村学校的发展，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一定帮助。学校应突破“留守儿童”的桎梏，主动担当责任，通过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家长建立远程指导教育联系，让农村家长远程参与、了解子女心理、学习、身体等状况，让农民工不再“缺位”于子女的教育。大多数留守儿童表示比较喜欢学校热闹的环境，回到家里孤独感会加强，因此，学校要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和谐温馨的寄宿条件，培养他们的集体意识，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关怀，杜绝留守儿童受到校园欺凌。最后，学校不能局限于“应试教育”，要更多地关心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心和帮助。

四、小结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构成了人类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家庭教育的缺失、错位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补充进行一定的弥补。只有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教育机制，才能形成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支持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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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泽民（1974--）男，河南信阳人，博士，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回归社会学、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王琪（1996--）女，云南昭通人，硕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主要从事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