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谈中国文化自信

邱甫钰（西安文化培训中心文科二班   陕西西安  710000）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始于古埃及，从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程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其后，波斯、希腊、印度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像暗夜中的流星发出过璀璨的光芒，而只有中华文明像恒星一样从秦汉统一到工业革命延续2000多年，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中熠熠生辉延续至今。

谈中国发明创造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四大发明。其实除四大发明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其中有两项发明广泛应用至今，保证了中华文明在农耕时期就文化昌盛、物质文明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后被其他国家学习应用，造福于世界人民，这就是垄耕种植法和科举制度。

垄耕种植法，简单的说，就是将田地做出小沟，沟与沟之间是垄，庄稼种在垄上。西周以前，这种种植方法已形成，时称为“亩”， 春秋战国时期，垄亩法得以发展，成为畎亩法。到了汉代，又在畎亩法的基础上创造了代田法。垄耕种植法的好处，利于灌溉，抗旱防涝保墒，方便采光透风。更重要的是，每年将田地重耕，沟变成垄，垄变成沟，垄沟互换，形成实际的轮流休耕。谁发明了垄耕种植法，历史已无法考证，但中国农民带带相传，不断改进，沿用至今，并且在全世界大面积推广使用。在农业发达的美国中西部大平原上，小麦、大豆、玉米依然采用古老的垄耕种植法。

看似不起眼的垄耕种植法，为何对中国古代有重大意义？我们对比其他文明的耕种方式，就了然于心。在中华文明之前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有发达的农业，这两个文明都得益于有利的气候和大河的水源。古埃及主要靠天吃饭，尼罗河洪水每年泛滥一次，下游的土地十分肥沃，方便灌溉。洪水过后，古埃及人在退洪的土地上耕作，就能获得好收成。两河流域也有先天优势，和古埃及相似，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泛滥但不规律，涨势凶猛成灾。与古埃及不同，居民需要修筑堤坝沟渠来蓄水排涝，才能耕种收获。

而现代工业文明诞生地的欧洲的农业又是怎样的？欧洲农民是将种子直接均匀的撒在耕耘过的土地上，这样种植，庄稼生长所需的阳光、水、空气都得不到有效控制，成熟后的庄稼杂乱无章。更要命的是每亩产量低的可怜。战国的秦，亩产已达到200斤，而欧洲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为了让田地休整，不降低肥力，中世纪的欧洲采用二圃制或三圃制轮作，每两年或三年轮作一次，同样多的粮食产量，需要的土地要比中国多数倍。18世纪初，中国人口就达到2亿，欧洲只有1亿，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不含俄罗斯）的土地面积与中国相当，但人口却比中国低很多。欧洲直到17世纪才懂得垄耕种植法，后经欧洲传到美国。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农业强国，采用机械化大生产，但耕种原理仍是垄耕种植法。

垄耕种植法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代表，科学耕种单产高，同样多的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这在人类农业文明时占据优势，更多的人口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事非农产业，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中国从两汉开始到清，人口，GDP一直在世界占大比例，领先于世界。应该说，垄耕种植法起到重要作用，也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对世界的贡献可以说远超四大发明，可能是名字不够响亮，感觉有点土，所以被人遗忘。

说完中国的农业科技，我再谈谈中国古代世界独有的政治制度，科举制。一说到科举制度，在世人眼里是腐朽、落后的代名词，是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原因之一，在清末被废除了。但科举制度的优越性，先进性，要用历史的大视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世界中去比较。

人类建立文明以来，社会治理结构表现形式各异。在奴隶社会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法老或国王、祭司和贵族是社会治理阶层。古印度，统治社会的雅利安人用种姓制度将人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阶层，至今，印度社会仍残留着种姓制。古罗马采用元老院和执政官制度管理国家。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社会，代表教权的教皇、主教和代表世俗的国王、贵族和骑士各把持一部分统治权。我们的邻居日本，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统治权掌握在大将军和大名手中，天皇长期处在代表性位置。不伦以何种方式管理社会，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统治阶层依靠世袭获得权力和头衔，国家管理人才实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挑选，造成管理者脱离民众，最终导致文明的停滞。普通民众只能通过军功等非常可怜的极少数途径参与到社会的管理。现代人总是抱怨社会阶层固化，年轻人看不到上进的希望，其实古代要比现代严重的多，固化的时间持续更长。

在中国隋朝以前，中国在选拔管理国家的人才制度也好不到哪去。在封建社会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还能通过游说参与国家管理，苏秦张仪可以领衔诸侯，少数人通过军功还能谋到一官半职。秦统一后，社会阶层固化加剧，汉晋南北朝时，即便有“举孝廉”的推荐制，也不法抗衡世袭，国家管理最高职位出现“四世三公”“四世太尉”的现象，士族豪强把持朝政，造成国家割裂分据，外患不断，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中国南北割据的局势，建立隋朝。为了加强管理，隋文帝创新人才选拔体制，推出科举制度。通过开设明经科和进士科考试，选拔官员，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很多中小地主的子弟也可以进入国家管理机构。唐代以后各朝继承完善科举制度，考试级别有乡试、会试、殿试，参加科举的资格在宋朝推广到全体老百姓。

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为普通大众打开了进步之门，给人带来了希望和梦想。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细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堂。都是对读书人的激励。四书五经作为科考的必读之作，将孔孟贤哲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灌输给读书人，形成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国家通过开科取士，网罗人才，政府官员均出自科举，保证中华文明即使经过改朝换代，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维持一千多年的可持续发展。

科举制度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朝时，通过传教士，科举制度被介绍到欧洲，19世纪英国按照科举制度的原则选取公务员且沿用至今。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和高考，也和科举制度有点相似。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四大文明之一，垄耕种植法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物质保障，科举制度从社会管理方面提供了政治保障。近代中国的落后，本质上是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不能否定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自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创造性被再一次激发，社会发展空前繁荣，特别是目前党中央提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更具科学态度、更具宽阔的眼界和胸怀，“新四大发明”、“量子力学”等众多领域都领先世界。我们应该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完成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谈文化自信要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是一种超越纯文化的角度，对当代文化自信问题置于社会的、世界的总体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比单纯就文化谈文化自信，更会令人信服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对文化自信底气的增强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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