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暴默（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成都  610072）
摘 要：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抗战胜利不仅有军事经济等物质方面的因素，还有文化上的因素，而且文化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其研究的内容不断丰富、研究地域更加广泛，研究方式不断创新，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工作者，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十八大以来
一、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研究的主题
1.关于抗战文化的内涵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抗战文化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领域所进行的不同于军事斗争方式的另一种抗战，简言之就是文化抗战。
如曹丰汉认为，“抗战文化,主要是指抗战时期形成的以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思想理论、教育、社会科学等为主要内容的为抗战服务的文化。它是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对激发民族觉醒、凝聚民族力量、团结全民族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推动和引领作用,实际上就是文化领域内的另一场抗战。”[1]唐正芒、高文学认为，“抗战文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及海外华人聚居地区兴起的一切服务于抗战和于抗战有利的文化。抗战文化即文化领域的抗战。”[2]
2.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文化政策对比与文化领域的斗争的研究
关于文化政策的对比，主要是从国共两党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现实意义即经验教训方面来进行研究。如张志伟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文化政策研究》中指出，国民党是在篡改过的“三民主义”思和片面抗战思想的指导下，在新闻、文艺、教育、知识分子方面实行文化专制政策，而中国共产党是在新民主主义和全面抗战思想的指导下，坚持文化要为抗战和大众服务的方向，实行科学的、先进的、大众的、战斗性的文化政策。保护了许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文化知识分子和工作者。[3]王海军《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一文中指出，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凭借其强大的审查机构、严格的审查制度、标准以及程序对全国的文化出版刊物杂志等进行审查，查禁与共产党有关的各类进步书刊，包括马列经典著作、中共领导人和国际友人以及国民党左派的进步人士的著作，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的反查禁的斗争方式，主要是在党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阵地内，以《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作为文化斗争的阵地，联合文化界进步人士，通过集会、发文等合法的舆论手段声讨国民党的无理行为，巩固和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4]
3.关于重庆成为大后方文化中心的研究
关于重庆成为大后方文化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从重庆成为文化中心所具备的因素和具体表现方面来研究。如张忠伟在《重庆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中指出，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主要是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并在“第三厅”和“文工会”等一些文化组织的领导下以报刊杂志等为文化阵地开展文化抗战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加之国共合作的实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设立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并由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厅”进行文化统战工作，从而将一切进步的文化力量集中在重庆。自1938年10月开始，共有31所高校内迁，大批文化机构和文化界人士来渝，以戏剧、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电影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重庆不仅是战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及外交中心，更是成为了文化中心。[5]
4.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和贡献
在国共统一战线下，国共两党的文化政策截然不同，尽管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发生了“皖南事变”等多起军事摩擦，但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同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护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壮大了共产党的抗战队伍，维护了统一战线的稳定。
周勇在《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指出，“在研究大后方历史时,不能只研究国民党及其政府,还要研究中共; 在研究中共党史时,不能只研究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其控制区域的活动,而应当也研究其在抗战大后方的作为。因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抗战大后方,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党在文化上的作用体现在设立”文工委“，并利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管下的第三厅等公开平台，领导大后方的文化工作，保护文化精英的安全，通过开展进步的文化活动，使”‘抗战、团结、民主’成为了大后方的文化主流，为抗战胜利凝聚了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6]曹丰汉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建设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制定抗战文化方针、明确任务、培养队伍、规定文化抗战的方法步骤、构建文化体系、发展抗战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创办报刊杂志等宣传抗战文化的媒介等方面。[1]
5.关于地区性抗战文化的研究
总体来说，对于地区性的抗战文化研究，研究的城市主要还是集中在抗战大后方，以广西桂林、重庆、陕甘宁边区以及四川等地为主，不过最近也增加了对新疆、山西、山东、福建永安、贵州、上海等地的抗战文化的研究，如余子道在《上海：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中回顾了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这14年间上海的抗战文化在中国抗战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指出“上海抗战文化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承继、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样板、是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上海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7]于若洁认为“山西是催发抗战文化的血沃之土,”[8]朱银娇,梁祎在《永安抗战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中认为，抗战时期的省政府内迁到永安，使得大批文化名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云集于此，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遗址和文物资源，但由于保护的不到位，抗战遗迹损毁严重，亟需修复。[9]
6.关于抗战时期报刊的研究
于若洁在《山西抗战的历史贡献》一文中认为，山西在抗战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经典........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 《新华日报》 (华北版、太行版、太岳版)、 《抗敌报》 (后改为 《晋察冀日报》)、 《抗战日报》 (后改为 《晋绥日报》)、 《五日时事》、 《抗战生活》 等数十种报刊,发挥宣传群众、鼓舞战斗的重要作用。”[8]徐光煦在《掀起抗战文化运动新高潮》指出当时在陪都发行的报纸杂志就有20多家，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合法的报刊,为宣传抗日民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中共在这些报社中,团结了一批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组成了新闻界的统一战线。”[10]
7.关于抗战时期文艺及其作品的研究
于若洁在《山西抗战的历史贡献》中指出山西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抗日军民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曲、音乐和美术作品。“[8]例如《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西线随征记》，《黄河大合唱》陈毅还创作了《过太行书怀》等诗作。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抗战音乐进行专门研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下在桂林实施的文艺策略，音乐作品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在抗战胜利中的历史意义和对当前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意义，[11]如《李莉,田可文.论桂林的抗战音乐活动》、曹玲玉《论抗战音乐作品中的爱国主题》等学术成果。
8.关于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研究
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有学者是对陪都重庆在这一时期的剧坛创作、走向世界的抗战文化、还有兴起的共产党的新闻报纸和杂志以及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等外国报社杂志和记者们进行研究，突出这些文化载体和文化工作者们对中国抗战胜利的贡献，[10]如徐光煦的《掀起抗战文化运动新高潮》。也有学者对“抗战文化运动”的含义和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如文天行的《抗战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基本特征是以政治为基础、以群众为对象、以批判为武器、随时变而涌动。这个全民族的文化运动具有里程碑意义。”[12]
9.关于抗战时期的教育的研究
抗战时期，大批国土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和蹂躏，并在占领区实施奴化教育，一步步磨灭中华民族的斗争意志，针对这种情况，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必要而又紧迫。对于这一时期教育的研究，有的是侧重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历史教育，如韩金玲《略论中国共产党抗战教育中的历史教育》认为，教育应满足战争的需要，历史教育有助于青年人坚定理想信念；[13]有的则是对国共两党的教育政策进行比较，从教育政策制定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的指导思想、总方针、基本内容及其经验和现实启示方面进行研究，如赵守月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教育政策研究》。[14]
10.关于抗战时期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研究
一个民族如果忘记自己的历史，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坚定对中国革命文化的自信，这离不开对文化遗迹的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和重要的精神财富，文化遗迹是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直接来源，更是党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依据的文化载体。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张，很多的文化遗址不得不给城市发展让位。更有甚者恶搞和抹黑文化遗产以此谋取私利，种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需要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和遗迹进行必要的保护。不少学者结合特定地方的文化遗产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如陈坚,潘晓军,闫少朋在《柳州抗日战争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对策研究》中对柳州文化遗产的现状、价值和意义等进行阐述以后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和开发政策，并强调要在了解文化遗产自身所具有的展示、教育、游览休息及商业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利用。[15]相关的学术成果还有还有刘克兵《和平文化视阈下芷江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康琼《 抗战文化遗产亟须保护传承》、李军《切实担负起保护传承抗战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倪志军,倪明,倪原,陈波,周洲,刘一《重庆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节能修缮研究——以蒋介石云岫楼官邸为例》、汤莹瑞《 文化遗产展示规划与设计初探》等。
11.关于海内外华侨抗战文化的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努力，虽身在异国他乡，但那血液里流淌着的华夏儿女情一刻也不曾消失过，当祖国有需要，即使归来的路途中会有艰难险阻、生死未卜。他们也会义无反顾的投身到祖国的怀抱中去，这种精神和品质是长期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的结果。他们通过文化的教育和宣传，一方面唤醒了国人抗日救国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也帮助中国获得国际力量的支持。如王宁宁的《家国春秋: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研究》就指出了南洋华侨对抗战所做的贡献离不开中华文化教育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主题和内容都离不开爱国主义精神、家国思想等，正是这种教育为中国的抗战培育了大批的海外抗战力量。[16]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余莉敏(EU LI MIN)《陈嘉庚对新加坡的贡献》、徐源《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民族主义研究》、陈桃霞《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南洋书写》等。
12.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文化思想的研究
主要是通过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抗战文化思想进行分析，阐述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特点、对抗战胜利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当前进行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等。如张狂静《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认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有利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思想进行全面和整体的把握，从而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7]相关研究成果还有黄家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王有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等。
二、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文化研究的小结和展望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并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来源，抗战文化的研究因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各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富，当然本文并没有概括出十八大以来关于抗战文化研究的所有主题。基于所收集到的资料，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并不局限于桂林、重庆这几个抗战文化中心的研究，所研究的范围既有西南也有西北，既有东部沿海也有西部边陲，涵盖党的根据地和东北华北等国统区和沦陷区。在研究内容和对象上更加关注对抗战文化的保护性开发的对策建议，更注重对抗战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对党所领导的文化建设的指导和借鉴。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不是单一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各学科知识，比如定量定性分析，还有的对某一群体的抗战文化进行研究。如对华侨这一群体的抗战文化教育的研究。
经研究发现关于安徽的抗战文化还不是太多，大多把安徽放在整个南方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新四军在抗战文化中的贡献，而对于一些普通老百姓的抗战文化生活研究的尚不足。
关于今后的研究，在对区域抗战文化的研究方面，不能只是研究像重庆、桂林、延安等由于政治原因而产生丰富抗战文化的地区，应拓展研究的范围，加大对安徽等中部地区抗战文化的研究。还有就是要加强同国外同港澳台地区的交流，丰富我们的抗战文化资源，此外，我们仍有很多的文化遗产亟需加以保护，需要更多保护性开发利用的建议和对策，同时学者们和相关机构要加强合作、加快建立抗战文化资料库，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丰富的材料。对于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文化工作者们，学者们要加以研究和宣传,从而传递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和奉献精神，为继承和弘扬宝贵的抗战文化、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在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不懈奋斗。

注释：
[1]曹丰汉.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5(05):74-77
[2]唐正芒、高文学.国内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重庆社会科学，2012(09):94-101
[3]张志伟.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文化政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4]王海军.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J].中共党史研究，2014(04):63-74
[5]张忠伟.重庆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D].西南大学，2013
[6]周勇.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06):177-187
[7]余子道.上海：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N].解放日报，2015-05-09(007)
[8]于若洁.山西抗战的历史贡献[J].党史文汇，2015(08):4-15
[9]朱银娇、梁祎.永安抗战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J].三明学院学报，2016.33(05):96-100
[10]徐光煦.掀起抗战文化运动新高潮[J].红岩春秋，2015(06):12-15
[11]李莉、田可文.论桂林的抗战音乐活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03):26-37
[12]文天行.抗战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2015(07):5-12+191
[13]韩金玲.略论中国共产党抗战教育中的历史教育[J].名作欣赏，2017(35):57-58
[14]赵守月.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教育政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5
[15]陈坚、潘晓军、闫少朋.柳州抗日战争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对策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5(12):36-39
[16]王宁宁.家国春秋: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教育研究[J].抗日战争研究，2012(04):96-106
[17]张狂静.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D].长春工业大学，2013
参考文献：
[1]黄家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5
[2]王有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研究[D].西北大学，2013
[3]余莉敏(EU LI MIN).陈嘉庚对新加坡的贡献（1904-1950年）[D].浙江大学，2014
[4]徐源.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民族主义研究[D].湘潭大学，2014
[5]陈桃霞.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南洋书写[D].武汉大学，2013
[6]刘克兵.和平文化视阈下芷江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J].怀化学院学报，2017.36(08):34-36
[7]康琼.抗战文化遗产亟须保护传承[N].光明日报，2015-11-14(007)
[8]李军.切实担负起保护传承抗战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N].中国文物报，2014-11-18(003)
[9]幸军.切实担负起保护传承抗战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N].重庆日报，2014-10-03(004)
[10]倪志军、倪明、倪原、陈波、周洲、刘一.重庆抗战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节能修缮研究——以蒋介石云岫楼官邸为例[J].广东科技，2013.22(16):255-256
[11]汤莹瑞.文化遗产展示规划与设计初探[D].重庆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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