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1 边明世2（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市  100020；2清华大学  北京市  100020）
摘 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寻中国运动式治理概念界定的变迁，并探讨分析其成因以及在中国长期存在的深层逻辑，为中国运动式治理相关研究的深入化和规范化提供一定理论储备。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概念；成因
一、运动式治理的相关概念
运动式治理的提法最初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仅用于指代某一具体领域的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学者并没有对运动式治理做出过多关注和阐释。
冯志峰（2007）首次明确界定了运动式治理的概念，他认为运动式治理是指国家、政府、政党或其他权力集团，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执法权力进行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利用从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手段，调动官僚阶级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利用集中的权力执行机制对社会中突发的公共事件或长时间不能解决的顽固社会问题进行的一次疾风骤雨式的有目的、有组织、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社会治理过程，运动式治理是特定政治主体为实现具体社会治理目标的一种政策工具。这一定义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运动式治理的外延，界定了运动式治理的主体、客体、治理模式、治理特征等。这是最早对运动式治理概念界定论述比较全面的学术文献。但作者并未对运动式治理的历史渊源和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有学者通过对运动式治理的实质和内在机制的研究，指出了运动式治理的渊源和传承的连续性。例如，唐皇凤（2007）认为运动式治理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国家治理的最基本的方式。他将运动式治理定义为强大的政治合法性赋予了执政党开展各类行政运动的权力，通过执政党官僚体系强大的组织网络渗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将人民群众高效动员，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和分配，进而解决各类公共问题，完成社会各项治理目标。单鑫（2008）运用多维视角通过横向纵向两个角度剖析运动式治理。他认为运动式治理是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运动式的治理脱胎于中国式的“统治”，通过动员的方式让全民参与国家治理，改革开放前的表现形式为大量政治运动，而改革开放后即是运动式国家治理。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尽管运动式治理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但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动员政治与当前运动式治理有着显著差异（余亚梅，唐贤兴，2012）。例如，杨志军（2010）认为运动式治理是由掌控国家政治权利并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执政主体运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手段以为满足部分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的政治行动，同时也对政治动员和运动式治理存在的差异进行了详细的区分。杨志军（2012）同时提出改革开放后运动式治理的政治色彩逐步弱化的观点，他将运动式治理看成是改革开放前政治运动的“转型”，剔除掉政治运动中的强烈意识形态斗争和过分的政治化。因此，他总结认为运动式治理是由各级领导或是政府机关为主导而突然发起的社会治理运动，通过动员官僚体系中的各级干部齐心协作，从而解决政府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叶敏（2013）肯定了杨志军关于运动式治理的政治色彩逐步淡化的说法，他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干部”。考虑到当前压力型体制的特点，结合当前运动式治理的实践，很容易发现这种动员是基于“权力强制”而非“观念强制”。权力强制对政府治理方式的选择具有主导作用。
以上这部分学者更多的是从政治运动角度来界定运动式治理，对于这种非常规的治理模式持有否定态度，后期的一部分学者从常规的国家治理理论出发进行研究，对其概念的界定更加偏向于现代城市管理理论。
周雪光（2012）通过对清代“叫魂”事件、大跃进等进行评述提出，要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思考运动式治理机制，他认为中国大一统环境下的官僚体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家治理形势时，时常出现调控失败的情况，而运动式治理就是应对这种常规治理失灵而产生的暂时的替代机制或矫正机制。因此，运动式治理并不是政治主体非制度化治国，而是为应对官僚制度化失效而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赖诗攀（2015）通过研究中国科层组织任务过程发现，运动式治理就是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治理常规多任务模式失败时启动的打破科层制结构桎梏以实现治理目标的非常规任务模式。
任星欣（2015）等人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界定了“常规任务治理机制”和“运动式治理机制”，认为“运动式治理是建立和完善更有效的治理机制的基本工具，是制度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之，经过多年的讨论和研究，学术界对运动式治理的起源、历史渊源及其现实困境等基本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一般而言，前期学者主要致力于明确运动式治理模式的主体、客体及特征等。后期学者研究着重于随着运动式治理的深层机制的探索，使得运动式治理的概念界定更加清晰明了。
二、中国运动式治理的成因分析
1.运动式治国文化传统的沿革
从历史角度看，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治国模式就是运动式治理，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同时在政治体制上强调党的绝对领导以及民主集中制，导致基层治理力量薄弱，民众政治参与度不够，个体权力意识不足，同时在克里斯玛型的权威领袖领导下，试图通过政治运动实现治国目标，这种治国模式也一直影响并延续至今。
冯志峰（2007）从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臣民的心理盲从现象。他认为在长期的封建政治化进程中，中国民众的个人主体权力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都非常薄弱，缺乏独立主观的政治权力能力，极易受到政治宣传的鼓动，行为具有情绪化和服从性的特征，为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留下了基层的文化根基。因此，中国的运动式治理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
2.制度环境局限和政治治理资源的不足
正如上文相关研究综述，由于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局限性，有时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家治理形势，所以需要运动式治理来弥补官僚体系失效时的国家治理手段的空缺。杨志军（2013）认为与我国庞大的社会治理需求相比，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这直接决定着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可采取的有效手段极其有限，这是运动式治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利益格局分化严重，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现象极其常见，政府治理资源严重不足。一是在于政府政治动员能力的逐渐衰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的社会控制大大放松，政府能直接支配的资源在缩减。意识形态的号召作用被多元价值观所消解。在党和政府的长期执政过程中，行政不当、腐败泛滥等问题，使得老百姓对执政党的政策方案产生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二是政府缺乏更多有效的政策治理工具。传统僵化傲慢的官僚体制更倾向于选择最简单最能直接显示其权威的工具，那么运动式治理自然是其第一选择。
3.执政者主观选择偏向
上文分析政府部门频繁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是迫于制度局限和政治资源匮乏的压力，但也有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往往是政府部门在权衡各种治理政策得失后的理性选择。
唐皇凤（2007）通过考察政府内部现状，指出运动式治理是政府缺乏社会动员能力或资源匮乏下理性选择的结果。陈楚杰（2009）认为，如果不考虑价值观念或政策的长期得失，在政策议程和有限的组织资源背景内，运动式治理是政府能主动采取的一个有效和可行的途径。周雪光（2011）也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机制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防止局部偏差的重要手段，即主动通过政治动员的手段和渠道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图。
所以主观角度出发，运动式治理未尝不是政府部门在其政治资源或政策空间有限情况下的主动选择。
三、结论
运动式治理模式是我国政府广泛采用的一种公共政策工具，传承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官僚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不断重构导致公共问题频发，政府行政治理资源的匮乏也为其大力发展提供了契机，另外学术界对运动式治理相关概念界定也几经变迁，从政治研究角度向社会治理理论角度转变，本文希望通过理论梳理能为运动式治理转型提供依据，在充分发挥运动式治理集中力量办事的优势的同时，探索法治化制度化的综合治理手段，实现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 

参考文献：
[1]冯志峰.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2]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3]单鑫.多维视角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4]余亚梅、唐贤兴.政府部门间合作与中国公共管理的变革—对“运动式治理”的再解释.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5]杨志军.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6]杨志军.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7]叶敏.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8]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9]赖诗攀.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一个研究述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0]任星欣、余嘉俊、施祖麟.制度建设中的运动式治理—对运动式治理的再思考.公共管理评论，2015年第2期
[11]冯志峰.中国运动式治理的成因及改革.唯实，2007年第10期
[12]陈楚洁.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13]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王丹（1990--）女，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方向：航空管理城市管理；
边明世（1989--）男，汉族，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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