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   
 
高教思政
 
 
 
 
 
 
 
 
 
 
张梦杰 丝绸之路与近代中俄文化交流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19-10-17 08:40:29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张梦杰(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摘 要:自开辟以来,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古代中国与欧洲、中亚、东北亚等国家重要的交通路线,是各色文化碰撞、交汇的桥梁。俄国作为中国最大的邻邦,与中国较大规模的交往可追溯到17世纪。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联系密切。本文试图将陆海丝绸之路与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结合起来,来探讨近代中俄两国在丝绸之路范围内进行的活动,并通过这些历史事实来分析丝绸之路对中俄两国文化交流起到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丝绸之路;中俄文化交流;近代时期
古代丝绸之路开辟了亚欧之间联系的通道,贸易往来促进了各国间经济的发展,同时,与经济贸易紧密相关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而来,使得多种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由于地理位置相邻的地缘优势,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是中俄关系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联系密切,但又大大超出了“丝绸之路”的地域范畴。
在16世纪至20 世纪初的这一时期内,中俄之间开始建立起了正式的官方交往,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加深了彼此间的认识和了解,这一时期,也是北京传教士团发挥主要作用的时期,两国在语言文字、宗教、医学、手工工艺等方面的文化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自1715年第一届传教士团到京至1956年最后一届撤离,俄国共向中国派遣了20届传教士团。尤其是1860年俄国驻北京外交使馆设立以前,其是俄国在中国的唯一官方机构,是俄国获取中国信息的唯一官方窗口。
一、丝绸之路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1.传教团来京路线
《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按照规定,除非得到中国政府的特别许可,否则,绝对禁止俄国传教团随外交信使前来,只能随商队而来[1]。而俄国商队来华有其固定的道路。从俄国前往北京要先到达托博尔斯克,再由此到达北京。从托博尔斯克前往北京,按照开辟的时间顺序,分别有西、东、中三条道路。
西路贸易以托博尔斯克为基地,经过额尔齐斯河抵达亚梅什湖,穿过准噶尔游牧地西蒙古草原,经归化、张家口、宣化、鸡鸣驿、土木堡、怀来、岔道口、南口、昌平等城市,抵达北京[2]。
东路贸易通道:尼布楚——额尔古纳河——根河——海拉尔河——脑温城——喜峰口——遵化——蓟县——三河——通州——北京。
中路贸易通道:色楞格斯克——楚库柏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库伦——张家口——北京[2]。西、东两条线路都是由使团开辟,中路则是由私人商队开辟,在中俄关系的不同阶段,这三条道路分别是俄国使团来华的主要路线,也是主要的贸易通道。历届俄国来华使团以及中国的图理琛使团、托时使团和德新使团(图理琛使团于1712年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报聘土尔扈特蒙古,托时使团与德新使团分别于1729年和1731年以庆祝俄皇登基为名出访俄国。)[2]等便是沿着这些商路往来于两国之间的。
这些通道所经过的一些地区或城市,包括准噶尔游牧区、蒙古草原、归化(今呼和浩特旧城)、库伦(今乌兰巴托)等地都是连接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和城市点,在保持丝路畅通的前提下,也为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往来于两国之间提供了便利,使得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2.丝绸之路与传教团相关活动
在1715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依托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中俄两国进行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传教士团成员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涉及到传教、办学、翻译书籍以及进行中国学研究等多个方面。这些活动以往来于丝绸之路中的俄国传教士团成员为载体进行传播交流,凸显了丝绸之路的纽带作用,加深了中俄双方的互相了解。
根据1858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与此同时,根据条约,1861年俄国在中国建立了公使馆,传教士团自此不再承担外交和商务任务,传教布道成为其主要活动内容,其步伐开始加快。
第14届传教士团在华期间(1858—1864年),加入东正教的中国人逐年增加,传教的范围开始超出北京城。俄国传教士团多次派人到离北京外东定安村,在贫苦农民中传教,发展了数十人入教,集资建立了一所伊尔库茨克英诺肯提乙圣者教堂,据统计,在此届传教士团任内,共发展教徒约200人[3]。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国政府于1902年在中国建立主教区,任命第十八届传教团领班英诺肯提乙为第一任主教,利用庚子赔款加大对传教士团的投入,并在俄国政府的支持之下,扩大在中国的传教范围,到1917年,中国的东正教教徒总数达到了6310人[4]。
为吸引更多的中国教徒,俄罗斯传教士团在传教的过程中也相应的开展了一些福利事业,例如创建养老院、孤儿院、福利院、学校等,在其努力下,其传教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统计,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俄罗斯东正教分别在中国的北京、哈尔滨、天津、上海、乌鲁木齐建立了5大教区,新建了几十座教堂。在办学方面,到1915年,其在中国境内开办学校25所,学生人数达到680人,有34名中国籍教师,4名俄国籍教师。次年,学生人数突破了700人[5]。据统计:到1916年,各地区有男女学校20所、神学院一所[6];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俄国传教团在中国创办了20所宗教院校[7]。
二、丝绸之路与俄国对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考察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西部边疆地区是丝绸之路途径的重要区域,加之其神秘广大,成为俄国各探险队、考察队的神往之地,俄人对我国西部地区有着浓厚的兴趣。1845年,俄国地理学会在圣彼得堡成立。整个19世纪下半叶,地理学会先后派出数十个考察团,在中国新疆、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东北,乃至西藏进行活动。[8]这些考察队除了在中国刺探政治、军事情之外,也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工作。
谢苗诺夫是地理学会的重要管理者,对天山的考察和研究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科研活动之一。在1856—1857年间,他对天山腹地进行了两次深入的考察。在过程中,除了绘制地形图进行基本的考察工作之外,还重点采集当地各种植物标本,以便于研究天山地区的植物体系。同时还对当地历史文化遗存进行考察研究,促进了民族学、民俗学的开展。[9]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1870—1883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五次地理考察,其中四次针对中国西部边疆地区。1870年11月29日,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出发开始了中国西部的第一次旅行,行程1.2万公里,其路线大致是:库伦——张家口——北京,后经鄂尔多斯——贺兰山——祁连山——柴达木——黄河流域及长江上游,整个考察过程历时3年,搜集了大量人文资料。1872年3月,普尔热瓦尔斯基率考察队再次从张家口出发,经甘肃,过长城,到大通河畔,沿途调查中国喇嘛教情况。[10]其考察期间,采集了众多动植物样本,发现很多新物种,描绘出中国边疆地区动植物的区系特征。仅在四次中国西部考察中,普尔热瓦尔斯基就搜集兽皮702张,爬行和两栖动物标本1200个,鱼类标本75种643条,鸟类标本50种5010只,而植物标本更多达约1700种15000—16000件[10]。与此同时,普尔热瓦尔斯基还在能力范围内对所到之处的居民进行了人种学研究,记录下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对各民族的外貌、性格特点进行了描述。
波塔宁于1876—1886年间,对中国西部进行了三次考察,其团队先后到准噶尔盆地、哈密、蒙古、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同时,在整个考察过程中,波塔宁等人不仅绘制地图、采集标本、进行天文测算和地质勘探;也搜集整理了大量民间故事和传说;主动参与各项民俗活动并将其情况详细记录下来;还拜访了清朝地方官员和寺庙高级僧侣,与其进行交流,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统治阶层的生活;同时记述下中国晚清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城市的各种信息[11]。
除了地理学会派出之外,一些或组织或个人也曾到中国西部边疆进行过考察。例如,1869年,俄国学者拉德洛夫等人考察了新疆西部,搜集了有关锡伯族、索伦族宗教社会情况;1877年,俄国植物学家列格尔到天山一带考察;1893年,罗博罗夫斯基、科兹洛夫等人率领考察团进入中国西部地区,先后考察了天山东部、吐鲁番盆地、甘肃北部、祁连山、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等,历时两年,于1895年回到俄国等[10]。
这些考察队、探险队深入边疆腹地,活动于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和地区,深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搜集了大量人文资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我们对这些地区的认识和了解。此外,他们还大量搜集中国古文物、壁画,许多中国文物、壁画都是随着科考队流入俄国的。
例如,罗博罗夫斯基考察团在回国时,除大量动植物标本和矿物标本外,还带回去一批包括维吾尔文和吐鲁番盆地各民族文字作品在内的中国考古文物。[10]1895年,以克列门茨为首的考察队到天山、阿尔泰山和大戈壁西部考察,带回去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壁画和各种文字的铭文和手稿[12]。鄂登堡于1909-1910年第一次率队到中国西部地区考察时,到达新疆的喀什、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也曾带回大量考古文物[6]。
尤为著名的是鄂登堡。1914年,鄂登堡率考察队经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于当年8月20日抵达敦煌莫高窟,一直到次年1月,共在此停留半年之久。收集大量写卷、纸绢画、壁画、彩塑等文物,并进行洞窟记录、拍摄照片、绘制草图。据时人研究得知,鄂登堡揭取敦煌壁画的方法系整块切割,共劫走完整的壁画16块,碎片61块,今藏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东方部[13]。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俄罗斯的两处敦煌藏品所在地。据统计,前者有佛幡及其附属品六十六件,丝绸佛像画残件一百三十七件,纸张佛像画残件四十三件,壁画十四件,塑像大的十四尊、小的二十四尊,布质神像五十八件.文书写本残页八件,照片二干张;后者有文书写本约一万八干号,其中有三百六十五卷为完整的写本,其余为残页[6]。俄国的敦煌学真正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鄂登堡等人在敦煌的活动为其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丝绸之路与中俄茶文化交流
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茶叶也是世界性饮品,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传播为俄国茶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俄国人对茶叶的喜爱促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兴起,也促进了中国茶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历史上,中俄贸易主要集中在以恰克图为聚散中心的亚欧内陆,实际上,从嘉庆初,沙俄就想要和中国开展海路贸易了。1803(嘉庆八年)年5月,沙俄商务大臣鲁缅采夫就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要求考虑遣使者赴清朝商讨发展中俄广州海路贸易。嘉庆十年(1805)11月,沙俄一面派“涅瓦”和“希望”两艘商船造访广州,提请互市,但遭到拒绝;另一面,又派遣戈洛夫金庞大使团出使清朝,企图谈判中俄海路贸易事务。尽管如此,广州到俄罗斯的海上航线已经开通:圣彼得堡喀琅施塔得——大西洋——南美洲合恩角——太平洋——夏威夷群岛——马尼拉——广州,为之后中俄两国建立贸易联系提供了条件。《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就有俄商来中国内地买茶;通过《天津条约》,俄国取得了海路贸易权。1862年天津正式开埠通商,成为俄罗斯茶商贩运汉口茶叶回国的主要路线,这条俄商茶叶贩运路线又叫“水陆联运线”,即汉口——上海——天津——恰克图,是之后全面海路贸易的开端。
19世纪下半叶,为满足国内茶叶需求,俄国从中国多种渠道购进茶叶,曾深入我国产茶区,直接从茶农手中收购,在往来运输中,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几个枢纽港口和中转站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此同时,俄国还在中国汉口地区设茶厂,“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俄商在汉口地区的商业活动进入了鼎盛时期,1900—1917年间,汉口地区的茶叶出口仍呈上升趋势。[14]”
在维持陆路贸易的同时,积极开拓海路贸易路线,相较于陆路运输,海路运输运费低廉、运程短,深受俄商青睐。福州作为海上运输的主要港口,在两国间的茶叶贸易与茶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路运输路线开通后,海路货物运输量迅速增长,1874—1880年经海路输往俄国远东地区的茶叶数,“1874年为3659担,1875年为6053担,1876年为7193担,1877年为4385担,1878年为5440担,1879年为10964担,1880年为19238担。[15]”1891 年海路贸易额甚至超过陆路贸易额。经海路输入到俄国的中国茶叶主要来自汉口、九江和福州,其中以汉口为最多,其次是福州。
在茶叶经由海路大量出口俄国的过程中,中国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对俄国人产生了影响。19世纪开始,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频繁往来,俄国茶叶价格降低,饮茶之风开始在各个阶层得到普及。现在,茶成为俄罗斯人最喜爱的饮料之一,也是俄罗斯家庭的生活必需品。俄国人根据自身的习惯和需要,对于喜好的茶类、使用的茶具、饮茶的习俗,都有符合自身的选择,从而产生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茶文化。例如,在饮茶种类上,俄罗斯人普遍喜好红茶,其次是绿茶和砖茶;喜欢喝甜茶等[14]。随着茶文化在俄国的普及,诸多与茶有关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出现。比如,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爱喝茶,以至于没有茶就无法工作,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提到茶。苏联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也有关于茶的作品,比如,著名画家巴·库斯托季耶夫的油画《商妇品茗》,就是以饮茶为题材,画中桌子上一把高高立着的铜制茶炊,充分展示了俄罗斯的茶文化。这些关于茶的文学艺术作品,既是俄国文化中的瑰宝,又是俄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6]。
四、结语
近代中俄文化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俄两国间的交往开始涉及到各个方面,陆海丝绸之路在近代中俄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推动作用。
陆路丝绸之路不论是作为交通通道提供便利,还是作为依托吸引俄国人来华西部边疆地区考察,在过程中东正教传教士团、考察队、各学科研究专家往来于两国之间,深入挖掘研究,交流沟通,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俄两国间的交往,加深了相互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中俄间联系交往的重要媒介,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新时期拥有了新使命,更加重视传教布道,在中国创办了多所教堂和学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多次派出团队或个人到中国西部边疆进行史地考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此同时,由于俄国大量进口中国茶叶以及两国间海上运输路线的开辟,中国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传入俄国,助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茶文化。此外,探险队、收藏家们也搜集了大量中国珍贵的古文物,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加强俄国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了解。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丝绸之路相辅相成,最初作为陆路丝路的补充形式。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力急剧衰落,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阻隔,加上中国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丝路主干线自亚欧大陆陆路逐渐向海上转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中俄间海上交通航线的开辟、南方各个港口的兴起,促进了中俄贸易的发展,也成为两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传播媒介;俄罗斯传教士团、考察队、各学科研究专家往来于两国之间,他们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增强了两个国家间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新时期中俄友好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这些活动在进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印记,丝绸之路也因此成为两国间的重要纽带,在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叶柏川.《俄国来华使团研究 1618-18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肖玉秋.《19世纪下半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宗教活动分析》,《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年,第209页
[4]肖玉秋.《20世纪初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宗教活动分析》,《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五辑)》2008年,第168页
[5]肖玉秋.《1917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第134页
[6]李明滨.《中华文化通志 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7]骆晓会.《论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第69页
[8]郭蕴深.《1840—1920年间的中俄关系》,《西伯利亚研究》2003年第4期,第51页
[9]张艳璐.《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13年,第41页
[10]郭蕴深.《19世纪下半叶中俄文化交流史大事记》,《西伯利亚研究》1999年第5期,第51-54页
[11]张艳璐.《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13年,第90页
[12]郭宇春、郭蕴深.《中国绘画及敦煌艺术品在俄国》,《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11期,第33页
[13]张惠明.《1896至1915俄国人在中国丝路探险与中国佛教艺术品的流失,《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
[14]李田田.《中国茶文化在俄国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专门史,2016年
[1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3—1284页
[16]王登宇.《浅析俄罗斯茶文化》,《黑河学刊》.2015年第1期,第22页
作者简介:
张梦杰(1995--)女,汉族,山东省胶州市人,研究生。

 

国内刊号:CN61-1499/C

国际刊号:ISSN2095-9923

邮发代号:52-217

编辑部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编辑部投稿热线:029-87362792  13309215487

24小时查稿专线:13309215487(同微信)

编辑部投稿QQ:511860427    693891972

最新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标题
评论内容
图片上传
表情图标

 
李 彬 以司法行政改革 
冯志军 戚叶雯 张  
魏明英 避税与反避税探 
靳利华 中俄毗邻区域生 
卿 红 基于宪法思维的 


覃俊丽 公益助学类社会 
蒲一帆 讲好中国扶贫故 
吴化杰 张瑞敏 “后扶 
周荣 昆明市巩固提升脱 
崔国鹏 三大行动背景下 
杂志简介 稿件要求 汇款方式 联系方式

CopyRight (C)2005-2015 Www.xinxi86.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陕ICP备15009280号
所有论文资料均源于网上的共享资源及期刊共享,请特别注意勿做其他非法用途
如有侵犯您论文的版权或其他有损您利益的行为,请联系指出,论文网在线会立即进行改正或删除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