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军事与宗教研究》，课题编号：13CZJ002；《大国民主模式与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7BZZ084；以及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十三五”军队重点院校和重点学科专业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宗教、和平与国家安全

 唐梓翔（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市  200433）

国家安全最根本的是人的安全，而人的安全的核心是生命安全。世界各大宗教的产生背景和历史文化虽各有不同，宗教类型和组织形态也彼此相异，但它们在根本戒律上都一致反对暴力、反对杀害生命，这不仅塑造了信徒的基本行为规范，还逐渐成为人类共同遵循的伦理价值。1993年8月24日至9月4日，“世界宗教议会第二届大会”通过了由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汉斯·昆（Hans Kung）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规定了四项为全人类所公认和普遍接受的全球伦理，即“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奸淫”。在中国，“爱生”“护生”观念和实践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例如孟子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受此影响，传入中国的各大宗教也更加重视本宗教的“戒杀”伦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向善、仁爱、平等、和谐、共生的优良传统。正是在反对个体暴力的意义上，可以说宗教以维护人的生命安全的方式维护着国家安全。

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法律法规有许多重合与相似之处，告诫人们弃恶从善、勿以恶小而为之，从而强化人们心理的道德意识、伦理意识和底线意识。在中国，尽管阶级对立和冲突并不如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激烈，但一定范围的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除了运用法律手段对违法犯罪行为明确划界以外，宗教的“清规戒律”作为社会道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积极地发挥着规约作用。对比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戒律时会发现，宗教对反动个体暴力的关键因素是“慈悲”或“同情”，因此杀人、奸淫、偷盗、撒谎、贪恋这几种情况被其共同禁止，“杀人”行为尤其被看作一种极端严重、不可原谅的罪过。在基督教中，“摩西十诫”的第六条就是“不可杀人”，因为人被视为上帝的杰作，“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6-27），因此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高于一切，尊重和保护人类生命是基督徒的天然职责。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这条戒律又进一步延伸到禁止堕胎、杀婴、弃婴、人体献祭及角斗表演等一切对生命的残害行为。中国基督徒在结合中国“仁爱”“和谐”文化的基础上，继续秉承和发扬基督教的“爱人”观念，并关爱弱势群体、关心社会生活，反对个人的私欲、贪婪与暴力。同样，《古兰经》把先知穆罕默德称作“仁爱的使者”，把伊斯兰教称为“和平之路”，并作以如下训导：“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5:32）“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4:29）几千年来，穆斯林商人的足迹之所以能够遍布世界各地，并与当地社会和民族和睦相处，正是因为其反对暴力、倡导和平的教义。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后主动适应中国社会，在保持伊斯兰教根本教义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借鉴中华文化，提出“人道五典”之准则、力倡“中正仁慈”之法度，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民族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在世界各宗教中，佛教在反对暴力方面的历史则最为悠久、特色最为鲜明。佛陀认为，欲望是六道轮回之本，由欲望而引发的暴力和战争，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人类也因暴行而受极大的苦楚。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暴力，那么在下一世或未来世，由于“无明”，另一个人会将这种伤害还诸于伤害他的那个人。而每一个人的杀业（别业）聚合起来，又会构成群体的杀业（共业），最终成为战乱兵祸的根源。对于已经发生的暴力，佛陀认为，不可以用“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处理，因为世间万法都不是独立的、实体性的存在，它们都处在一张因果律的大网之中，以暴制暴只会导致业果的循环和强化，进入“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的轮回之中。因此，佛陀将“不杀生”列为四根本戒之首。对治暴力的根本方法是忍辱和慈悲，所谓“忍为大铠，众兵不加”，真正的铠甲不是兵戈，而是忍辱，行忍辱之道，一切刀兵都无法加害；而“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慈”就是爱护众生，帮助他人离苦得乐，“悲”就是怜悯众生，帮助他人拔除痛苦。所有的众生无不惧怕刀枪棍棒，无不害怕死亡，那么推己及人，就要慈眼视众生，莫杀教他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非暴力的精神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据《高僧传·卷九》记载，龟兹人佛图澄(公元231—348)达到洛阳城时，洛阳正在遭受匈奴的洗劫和焚毁。因不忍生灵涂炭，佛图澄欲以佛法感化匈奴首领石勒，但他知道，佛法之奥义对这样一位野蛮统帅而言一定艰涩难懂。于是他便展示神通之术首先让其信服，然后劝其多做善事、少行杀戮，使百姓免于一场灾难。

此外，宗教的心理慰藉功能可以疏解紧张感和负面情绪，引导个人正确看待人生得失，从道德和心理上抑制其暴力倾向。在进入改革转型期或关键发展期的今天，伴随着利益结构的调整和生活模式的转换，人们在重压之下易出现种种不适应，并把遇到的挫折和打击归因于他人或社会，在没有及时进行心理缓解和情绪排泄的情况下，则很容易走向违法犯罪之路。费尔巴哈曾提出，宗教虽然是存在于人幻想中的东西，但宗教的本质是人，宗教具有社会性，因此“神并非仅仅是幻想的东西，它兼有心的需要的对象，在生命的重要的时刻，在幸福和不幸中感到了人类的那些感情的对象。”同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将宗教比之于鸦片，主要是指它们都具有镇痛和麻醉的功效，其实就是心理调适和心理慰藉。在宗教与社会文化的长期交融之中，宗教的一些知识、哲理和智能经过传播、发展，从宗教团体内部溢出，更广泛地辐射至普罗大众，对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劝告世人要及时停下对财富、名誉和欲望追逐的脚步，以减轻对人生不可控的痛苦；对自己犯下的过错和罪孽，要通过向超自然神灵的忏悔，重新开启新的人生。正如基督教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指出：“懊悔从根本上斩除了罪过之根，将罪过从个体生命中心驱逐出去，从此而促成一种新的生命的开端。因此，懊悔使人在德性上恢复青春。”在佛教文化中，有关“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大量讨论，已深深融入中国百姓的骨髓，人们在面对成败、得失、生死等问题时，常能以“看破”“放下”的心态进行自我疏导，这让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都趋向平静与随和。由于大多数人的心理稳定是社会系统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宗教对人生困惑的种种解释、对生死问题的终极探讨，不论是否真的科学，只要一旦被人相信为真，就会发挥化导人心、化导世俗与慰藉心灵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界的各项活动得以合理、有序开展，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能够和睦相处。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机制的保障下，宗教界人士既可以作为公民，也可以作为宗教界代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宗教与政治得以有机互动、增进共识。此外，中国宗教界还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成为促进平等、化解矛盾的功能性组织。根据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介绍，从2012年起，中国宗教界捐款数额累计超过10亿元；宗教界为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事故举行各种赈灾祈福祈祷活动；集中力量帮助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脱贫；开展多种形式的捐资助学；资助专业医疗机构开展便民义诊，捐助困难群体的医疗救治；开展多种形式的敬老助残活动，创建养老机构，建立残疾人康复站；倡导绿色环保理念，佛教界和道教界开展了“文明敬香”和“合理放生”活动，建设生态寺庙、生态宫观等等。据统计，中国40%以上的宗教场所都积极参与了公益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社会服务的进步发展，还极大促进了大众道德、心理与人文教育的提高。总之，中国宗教始终能够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并与教外群众一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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