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荣（榆林日报社  陕西榆林  719000）
摘 要：张季鸾，榆林人。曾任《大公报》总编辑和主政言论15年，去世后，国民政府给予“国葬”礼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都做出极高的评价。毛泽东称他“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夫妇及董必武称誉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称他“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国民认为，张季鸾为“民国陕西三杰”（另两人为李仪祉、于右任）之一，是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新闻史的杰出报人。在西安长安的张季鸾陵园，历经70多载，从兴到衰，惨遭破坏。2014年，榆林方面将张季鸾骨骸迁回安葬并新建了纪念馆及季鸾公园。既然张季鸾先生是“历史的、民族的”，我们纪念张季鸾须突破“狭隘的、物理的、时空的”观念，秉承其思想中积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恪守马克斯主义新闻观。
关键词：张季鸾；自由报业；新闻思想；新闻观
公元2014年8月13日的陕北榆林，天气凉爽，秋意浓浓。这天，榆林按照当风俗在太阳尚未出山的时辰，将从西安市长安区杜曲回迁的张季鸾骨骸，安葬在榆林城东的东沙生态公园（又称张季鸾公园），榆林方面用境内有名的清涧石材砌了陵墓。榆林各界人士、市民群众和志愿者100余人，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钟蕴晴一行4人及张季鸾先生的亲属等参加了骨骸安葬与公祭仪式。至此，酝酿近四年的张季鸾陵墓迁建风波划上句号；至此，历经70多年风雨的张季鸾先生魂归故里。
榆林方面热衷于将张季鸾先生骨骸迁回，其主旨意义，引发一些思考：今天我们纪念张季鸾先生，应该怎么纪念和纪念什么？特别是我们应该记住什么?
一、命运多舛到报界宗师的张季鸾
    张季鸾，原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邹平，当时其父张楚林（字翘轩）在山东任知县。张季鸾是张楚林的继妻王氏生下的第一个也是张楚林唯一一个儿子。张楚林原配夫人为曾他生下3个儿子——焕章、炳章、灿章，但都夭折了。张季鸾的出世令张楚林非常高兴，取名“炽章，字季鸾”。张楚林期望儿子不同于祖辈和世代做武官的同乡，能和他自己一样，以文章立世。
    榆林，在汉朝时属于五原，是边塞地区。明朝时榆林依然属于热闹的边防地区，民族冲突厉害。历史环境形成榆林这一带地区多“屯兵习战，重武轻文”。
    张楚林少年时也曾习武，“弱冠之年应童子试时三射二中”，但因坐骑受惊坠马，手臂受伤，于是弃武学文。时任榆林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欣赏张楚林的才气，器重并悉心栽培张楚林。光绪二年（1876），张楚林考取了进士，成为当地从乾隆到同治百余年间的第一个进士。清朝的读书人考取了进士就有资格出任官职。张楚林考取进士后，被分发到山东做知县。可能是因为官清明和没有背景，张楚林仕途平平，在山东26年，总共为官六七年。 
    童年的张季鸾命运多舛。1901年，张楚林病死济南时，张季鸾年仅13岁，家无长物，一贫如洗。张楚林死后，王氏带着张季鸾和两个幼女到沂水辞别娘家，从济南出发，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将张楚林安葬回榆林。
    王氏是一位慈祥平和而坚强的女性。回榆林后，她下决心让儿子去读书。那个年代，家里给男孩子的前途，一般是选择读书或习艺，而习艺多则是寒门子弟的出路。失去丈夫后，王氏下决心让张季鸾去读书，意味着她要付出更大的艰辛。当然，选择让孩子读书，还要看孩子的天资。张季鸾天生聪慧，张楚林在世时，常教张季鸾识字习文，张季鸾过目不忘，作文一挥而就，词义超群，为父所钟爱。王氏下决心让儿子去读书，恐怕是个主要原因吧。
    在安葬父亲张楚林的第二年，张季鸾师从榆林名儒田善堂先生，熟读“四书”“五经”，乃至《国语》《国策》等。时任延榆绥道陈兆璜很赏识张季鸾的才气和同情张季鸾的家境，于是将他召入道署，与自己的儿子陈燮共读。
    大凡一个人，青少年时期多受家庭和师长的影响，步入社会后，多受环境与朋友的影响。1902年秋，15岁的张季鸾，又受陈兆璜资助，入陕西礼泉“烟霞草堂”读书，后转读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在关学大师刘古愚等的亲自指点下，博览群书，学业精进，成为“从古愚师诸同门中，年最少，学最勤，晚年所最得意弟子”。在这期间，1901年到1904年，张季鸾接连遭受亲人离丧之悲：1901年父亲病逝，1902年三妹夭亡，1903年恩师刘古愚病逝兰州，1903年春，年仅37岁的生母王氏离世。17岁的张季鸾回榆林料理母亲丧事后，不但没有倒下、颓废、堕落，而是更加纯洁、高尚和坚强，继续刻苦求学。1904年，张季鸾赴省会西安应试，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沈卫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叔父，时任陕西提学使，负责考拔秀才，已中了进士的沈钧儒做他的助手。这次应试，张季鸾成绩不错。时值清政府教育改革，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1905年陕西省推选青年学子出国留学，经沈卫保举，张季鸾被选中官费留学日本。这年张季鸾18岁，是当时陕西选定的34名留日学生中年龄最小的。
    在日本在近6载，张季鸾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他勤奋好学，甚至被传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他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变化作了颇为细致的研究，同时还对这个岛国的社会思潮、地理概貌、风土人情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调查。于右任说：“先生后游日本，一时陕西留学生中，亦惟先生年最少，而成就亦最可贵。”
    此时，适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利用报刊进行论战。张季鸾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战，但从中受到了教育，接受了革命派的理论和主张。1906年秋天，陕西籍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张季鸾经好友井勿幕和赵世珏等介绍，谒见了孙中山，首批加入了同盟会，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但这是张季鸾一生中唯一一次加入政党的活动。1907年2月，张季鸾开始接触报业，参与了编辑陕西留日学生创办的《夏声》杂志，并用“少白”、“一苇”等笔名写文章，鼓吹教育救国。他用“少白”笔名，意思是“少年白头”，不仅是因为二十刚出头的他就有了白头发，而且蕴含“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自勉。也学者认为，“一苇”笔名，蕴含着张季鸾“这一段时间时期落拓无聊的彷徨思想，也多少流露出他还才不遇及自悲自叹的感情”。          
    1911年，23岁的张季鸾从日本回国。此时学识广博和文笔恣肆，业已在留学生中小有名气的张季鸾，受于右任之邀，到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做记者。当时的《民立报》影响很大。毛泽东曾说，他是看了登在《民立报》上的消息，才知道了广州起义和黄花岗烈士的。对于张季鸾这一时期的文字，于右任曾以“英思卓识，天宇开张”8个字评价。而张季鸾则说，他的新闻学，都是从于右任处学的。这年冬天，孙中山归国抵达上海，他首先访问了《民立报》社，向于右任等报社同仁颁赠旌义状，表彰他们对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就是这一次的际会，张季鸾进入了孙中山的视野。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经于右任举荐，张季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告。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张季鸾立即从南京拍专电给《民立报》，报道临时政府成立及孙大总统就职，这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份电报新闻，开创了中国报刊史上运用“新闻专电”这种快捷报道形式的先河。
    1941年9月6日，在任《大公报》总编辑及言论主笔的第15个年头，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年仅54岁。这15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先后爆发了“四•一二”事变、“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
    这一时期，张季鸾凭借手中的笔，针砭时弊，议论国是，坦陈时政，分析变局，其言论奠定和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最对当局或时局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的，要数1936年的西安事变。张季鸾为促使事变和平解决，在《大公报》连续发出多篇社论，其中一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曾由飞机在西安城中广泛散发数万份，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此前，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得到过这项殊荣。颁奖词中说：“该报（指《大公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获得了这项荣誉，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报界为大公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这可能是张季鸾一生的巅峰。
    张季鸾去世之日，正当《大公报》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张季鸾离世，无疑是对《大公报》的重大损失。包括在《大公报》，张季鸾30年间撰写文章3000多篇，其中绝大多数为社评。《大公报》在当时之所以成为“舆论重镇”，与张季鸾及其社评的作用及影响直接相关。 张季鸾已去，而其文章以其鲜明特色和巨大社会影响力，定格在那个年代。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二、“国葬”礼遇和70载后魂归故里
    张季鸾的离世之时，正是中国抗战酣烈的年份。作为《大公报》总编辑和言论主笔，因为他为“抗战”而“忘劬积瘁，致耗其躯”，国民政府以“国葬”礼遇并创下了两项“记录”。
    一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都做出极高的评价。毛泽东称他“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夫妇及董必武发来唁电，称誉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称他“一代论宗，精诚爱国”。
二是国民政府给予了“国葬”礼遇并发令褒扬。成为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先例。
    “国葬”中，于右任担任公葬筹委会主任委员，林森书写了“文行同钦”的挽幛。国民认为，作为“民国陕西三杰”（另两人为李仪祉、于右任）之一的张季鸾，是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新闻史的杰出报人。
    1941年9月26日，重庆各界为张季鸾举行公祭，国共两党要人纷纷前往吊唁。之后应张季鸾家属及陕西省各界请求，张季鸾先生在西安公葬。1942年9月6日，在一场规模空前的公祭典礼之后，张季鸾遗体被安葬在长安区杜曲镇竹林村的陵园中。这座占地40亩，被桃园和松林环绕着的陵园也一度成为陕西乃至全国报人心中的一块圣地。张季鸾归葬，蒋介石曾先后三次到陕西致祭。据观者描述，在兴善寺的一次，蒋介石站在人群中，发色灰白，“神色并不甚悲戚”，“似有慰悦之意”。
    历史变迁，时光流转。70多载后的张季鸾陵园遭遇了从兴盛到荒凉衰败，最终与猪场、砖窑为邻的悲凉境地。“文革”时期，被划入“四旧”之列的张季鸾陵园惨遭破坏：陵园中的砖石设施被砸碎，墓包被推去一大半，墓穴被挖开。整个陵园被划分成两半，玉村和竹园村，随后又变为庄稼地。1994年一位记者前往凭吊时，目睹陵园的惨状，写下了“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志，人迹罕见。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的感叹。
    1999年，尚在西安的张季鸾外甥女李赋英受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委托，开始筹划给张季鸾重选墓地。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与当时的长安县磋商，最终搞到了一亩地。
    由于找不到原碑，碑上该写什么也不清楚，犹豫再三，李赋英才请人镌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放上去，随后，又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刻在碑后。好在刻碑的石匠邢炳年正好是当年把张季鸾墓前的供台运到大队饲养室的人，于是，墓碑矗立起来之后，供台也拉回来重新摆放在了墓前。2004年下半年，竹园村旁边的玉村（属于王莽乡）将村里所拥有的陵墓周边一部分土地租给了一家砖厂。砖厂建起后的同一年，竹园村将张季鸾墓前的一大片地方出租，建起了一家大型种猪场。到2007年，张季鸾墓就彻底被砖厂和种猪场包围，墓园伴随着昼夜的机器轰鸣声并与猪场为邻。
    2010年清明节，省内外百余位报界同仁前往拜祭，被陵园的现状深深震惊。之后多家媒体纷纷刊文，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解决张季鸾陵园环境问题。这些报道引起榆林各界强烈 反响，有新闻人士陆续提议将张季鸾墓迁到榆林。
有媒体报道，在种猪场和砖厂尚未建起来之前，社会各界就呼吁保护张季鸾陵园。这包括2000年2月，西安市人大代表白瑞就提出“张季鸾先生墓应予保护并逐步恢复陵园原貌”的建议和2002年1月27日，西安政协委员、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提出对张季鸾陵园保护维修的建议等。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说，他们曾在1990年、2008年两次去过陵园，面对残景，有些伤心。
    在媒体和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中，2011年1月，西安市长安区相关部门和街道办拟计划对陵园修葺和逐步搬迁猪场，关闭砖厂，但由于经费等原因被搁了下来。
    有知情人称，修缮陵园被搁置，原因还有：张季鸾陵园位置偏僻，距西安市20多公里，比杨虎城墓还远，而且周边没有大的文化遗址，实施大规模拆迁整治，也无法形成历史文化景点，而且，其家属和有关人士只是清明节来祭扫，根本不能形成良性开发和保护的局面。曾有人士呼吁将长安区发现多处的名人墓葬，如杨虎城、朱子桥（曾是孙中山的秘书，当年墓地占地2000平方米，并有专人守墓。1979年，墓地被夷平，后家属又在原址重修了墓碑，如今该墓处于一户农家的门口，封土和墓碑周围还都是农家菜地）、连战祖母、清末御史及辛亥革命军参谋长宋伯鲁的墓地，与张季鸾陵园均列入文物保护。其中将张季鸾陵园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没有结果。
    后来，西安市对张季鸾陵园保护也有个明确意见，拟规划恢复陵园原貌并逐步实施。意见虽然明确，但远在榆林的张季鸾故里人士却等不及了。2011年3月，榆林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惠世新提出将张季鸾陵园迁建榆林的建议并称：“榆林不仅有大片的荒地，还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完全有条件建一个让各方面都满意的张季鸾新陵园”。
    在惠世新看来，新墓园应建在榆林城周边，其规模应与原建规模相当，格局“应参照原建筑风格，但又不完全拘于原样”。园内“设张季鸾纪念馆，刻制唁电唁函、挽联挽诗碑林”，同时修复张季鸾故居，形成一个以墓园为中心，“多方位纪念和研究张季鸾的格局，使之成为榆林乃至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惠世新的建议下，经榆林、长安和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及孙女张哲子等协调配合，2011年下半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同意“可将张季鸾陵墓由长安区搬迁往榆林”。2011年7月29日榆林市政协主席刘汉利在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暨张季鸾逝世70周年座谈会上，转达了“只要张季鸾的亲属愿意将先生遗骸迁回榆林，榆林将努力把一切工作做到最好”的相关批示精神，并说明这项活动由市政协和榆阳区负责。    
    惠世新的迁坟建议提出后，曾在榆林产生热议。有人曾建议将榆林城中心的“世纪广场”改名为“季鸾广场”等。
    2012年3月24日，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同意张季鸾陵园由西安迁建榆林的批复”后，迁坟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8月12日上午，西安挖掘回迁工作有序进行。陕西的华商报曾这样报道现场：有先生的后人，有仰慕先生的追随者，有故里的乡党，有媒体的记者，当刻有“一代论宗”的石刻、写有生平的墓志铭、厚重的棺木、红布盛装的遗骸一一出土时，能感受到每个人内心的翻腾，或激动或震撼，那些衰朽沧桑的器物，背后承载的是厚重的历史印记、文化心理，就好像70年前那些湮没的历史画面，神奇地与所有人的集体记忆发生了共振。文化、历史，就是这片厚土上最为可贵的遗产，它像基因一样深深地刻进人的细胞，代代传承，或许它会休眠，或许它会沉积，可是，只要条件成熟，那种凝结着民族珍贵传统与人文精粹的DNA，就会点燃人们见贤思齐的情结，欲罢不能。
    12日下午张季鸾先生遗骸运达榆林，8月13日上午，安葬在东沙生态公园。从生态公园东南角看，新建的墓地主体工程已落成，青石板将墓地包围，一条100多米长、2米多宽的土路将公路与墓地连接起来。
    相比1941和1942年的那两个秋天，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和古都西安举行的那两场规模盛大的张季鸾公祭大会，此次安葬仪式规模小得多。但用最早倡导迁坟的惠世新的话说：“一切都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西安方面积极配合挖掘工作。”
    至此，终于经过榆林和西安等多年的争议、斡旋与准备，张季鸾先生魂归故里，“迁坟之波”也终于平静下来。
三、纪念张季鸾与恪守新闻魂
    张季鸾先生遗骸回迁后，榆林方面专门新建了张季鸾纪念馆，并于2014年8月对外开放。馆址在榆林东沙生态公园凤凰阁一楼，建筑面积400余平方米，紧邻墓冢。该凤凰阁为7层重檐仿古阁楼，北依红山、南邻榆水、东接群峦、西连金沙。纪念馆取名“凤凰阁”，意在“凤凰”与“鸾”同类，凤凰阁先有，纪念馆后成，且与季鸾先生名字相契。馆内陈设张季鸾先生半身铜像、《大公报》“旧报纸”与人物谱系、张季鸾生前生活办报场景图、民国时期报刊图片、“《三绝碑》”与《张季鸾墓志铭》等。有人士称，该馆规模等级为榆林境内少有的“历史人物纪念馆”。
    从笔者关注张季鸾原陵园修葺与“迁坟之波”相关报道看，不外乎有这么三方面的缘由：一是原张季鸾陵园遭受严重破坏，恢复与修缮难度之大并长期搁浅；二是张季鸾后人主张张季鸾骨骸归迁回故里（榆林）；三是榆林方面力促新建张季鸾陵墓，借“张季鸾这张名片”，推动“文化大市”建设，这也许是迁坟的最主要动力。
    本文与大家交流探讨的是：张季鸾遗骸回迁榆林，榆林方面用张季鸾这张“名片””，来推动“榆林文化大市”建设，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究竟有多大？今天我们究竟用什们样的方式才是对张季鸾先生的最好纪念？还有更重要的是，纪念张季鸾我们应该记住什么？
    先不妨从张季鸾先生从事报业及其思想说起。
    如果从1911年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做记者算起，到1941年病逝，张季鸾从事报业30年，其思想主要体现《大公报》复刊后到他病逝的15年间。
    1926年，张季鸾与胡政之参与吴鼎昌续办新记《大公报》之前，漂泊不定。在孙中山先生总统府当了一段时间秘书，这是张季鸾一生中非常短的一次政治生涯。他在这时期，也施展过才华，起草给《民立报》电报报告孙中山就职，表现出他虽处政职，却依然对新闻的兴趣，至于为何坚持不加入任何党派的张季鸾会接受这样的安排，有待进一步研究。
    后来，张季鸾曾经两度身陷囹圄。
一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张季鸾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张季鸾当即在报上披露揭发“宋案”真相。4月26日，袁世凯同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规定中国的盐税今后由外国人控制，张季鸾在上海《民立报》发表消息加以揭露。袁世凯下令查封了北京《民立报》，逮捕了张季鸾，张季鸾坐了3个月牢。
二是1918年9月，张季鸾在北京《中华新报》上发表段祺瑞内阁非法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的新闻，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中国资源的行径。北京警察厅以“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的罪名，查封了《中华新报》，张季鸾再次入狱，1919年在舆论压力下获释。
    这两次入狱都因披露了当权者的丧权辱国的行为所致。张季鸾在此期间先后创办了几份报纸，虽然遭到了失败，却对民主、自由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了办一份独立的报纸的信念。新记《大公报》后，张季鸾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追求以“独立、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职业报人思想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言论报国”和“文人论政”情怀
    从时间上看，在抗日战争前，张季鸾的“言论报国”“文人论政”思想情怀体现的是恪守《大公报》复刊时提出的“四不主义”信条。
“四不主义”的“不党”，就是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不成为党争的工具；等视各党，无成见；对各党行为不保持中立势态，而是从国家、公民的立场发表评论。“不卖”就是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不私”就是报纸为社会公器，向社会负责任，不为私用。“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忙争，既对权力保持独立，又对公众舆论保持独立。
    “四不主义”勾勒出《大公报》的基本轮廓：政治独立，经济独立，作为社会公器，秉持理性精神。新记《大公报》之所以形成影响力，根本所在是其的角色定位。
    我们知道，1926年新记《大公报》续刊时约定：吴鼎昌任社长，他一人投入资金且不在报馆领薪水。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二人在报馆入劳力股和按月领薪水。《大公报》社论由三人共同讨论，由张季鸾负责修正润笔；意见不同从多数，三人各不同则从张季鸾；而事实上，除了续刊之初的两三年吴、胡二人发表过一些评论外，新记《大公报》早期言论多数出自张季鸾。
    在这期间，张季鸾首先呼吁的是言论自由和言论报国。新记《大公报》续刊在一个白色恐怖、军阀混战的时期。当其诞生之日，也是中国报业界噪若寒蝉之时。1928年9月1日，《大公报》续刊两周年，张季鸾发表感想，表示将以人民的立场，拥护并赞助政府建设国家。当蒋介石表示对报业采取宽容政策，《大公报》用言论《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赞成。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关于言论自由》《论言论自由》等中一再呼吁言论自由和报业独立。全民抗战中，张季鸾认为“国家作战，必须宣传”，“记者也要贡献给国家”，《大公报》功能也“转而以宣传为主”。
    围绕“言论自由”和“言论报国”，张季鸾提倡做到“公”“诚”“忠”“勇”，才是职业报人操守。他说的“公”，是指办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大众利益服务，而绝不是为了个人求名、求利、求权；“诚”是指立意要诚，动机要纯，即诚心诚意的为国家、社会和他人谋福利；“忠”就是忠于民国，忠于职守与主张；“勇”就是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并随时准备失败。张季鸾的这种“公、诚、忠、勇”思想情操，源于他早年从张翘林、田善堂、刘古愚等处接授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报恩思想”教育。
张楚林40多岁中进士，做过知县，章太炎撰写的《张翘轩墓表》说他“终身儒素，不苟取与，与人厚，自治严”，“教子孙专致经史，勿循举业”。张楚林少年时，是受刘厚基和蔡兆槐器重下考取进士的。张楚林为报答刘厚基和蔡兆槐之恩曾在家中设立祭祀牌位令子孙祭祀。
刘古愚是北宋经学大师张载的近代传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关学大儒。戊戌变法期间，他坐镇西北与康有为遥相呼应，故有“南康北刘”之谓；变法失败后，为给“后起者留下取法之资”，他在昭陵附近的九嵕山下结庐建屋，开办烟霞草堂，含辛茹苦，志在播火。张季鸾，是刘古愚晚年最得意的门生，恩师正直、狂放的人格以及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在少年时代便已镌刻在张季鸾的骨血里。张季鸾在《归乡记》里写到：“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言论报国”与“文人论政”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营报业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新记《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张季鸾说：“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倾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张季鸾的“文人论政”的本质是企望借助报纸来议论政治，干预社会，实现其“言论报国”梦想。
    从近几年关于写张季鸾的文章看，不少对张季鸾大肆推崇，赞赏与评价失之偏颇，有悖于“客观、公正”，缺乏历史眼光。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讲，多强调“骂”的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只彰显张季鸾“支持”的一面，好像张季鸾就是个“革命战士”和“英雄人物”。其实，张季鸾与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极其复杂而分层次、不断变化的，不能简单地用“正面或反面、支持或反对”的一个尺度去衡量。  
    先说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作为“独立报人”的张季鸾与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应该说是“经常互相作用”的关系。一般来说，政治人物是报人丰富的报道资源，报人与政治人物的密切联系，于情于理是需要的，只要报人从中没有“厉害关系”，保持独立性，来往自由，才是成熟、理性和现代报人的素质与风格。报人对政治人物熟知程度和对其脉搏的捕捉程度，决定着报纸和政治的互动，决定着报纸对社会的影响和报纸的传播力。在与政治人物“交朋友”“互动”方面，张季鸾应该是高手。他与蒋介石的往来就是印证。
张季鸾曾有“三骂”。一骂吴佩孚：“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后又骂汪精卫，斥其“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称其迎娶宋美龄时发布了“美满婚姻论”，是“兵士殉生，将帅谈爱”。
    当然，骂吴佩孚、汪精卫，站的国家利益与人民的角度。骂当时的“最高领袖”“实权人物”蒋介石，一时间会引得街谈巷议。
    其实，张季鸾在日本主编《夏声》，名声初露时，蒋介石就有所闻。骂蒋介石是1927年张季鸾在《离婚与再婚》《蒋介石之人生观》两篇文章中的事。时至今日，不少媒体大加推崇这件事情。有学者认为，那时的张季鸾见识尚浅，文章立意上不高明，政治上尚未成熟，只是站在道德立场，还没有抓住当时蒋宋联姻让人病垢的政治意图与政治交易。因此，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需要记录被历史选中的蒋介石。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张季鸾第一次见到了一年前被他痛骂过的蒋介石，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计前嫌，两人“悦然面晤”，交谈甚欢。联系到前后发生的这些，似乎蒋介石的“不计较”也在情理之中的。
    有资料显示，1928年张季鸾与蒋介石初识后，蒋对《大公报》的瞩望日渐加深，每日必看，甚至在办公室、公馆、餐厅各执一份，以便随时查看。之后，从蒋介石肯定《大公报》在全国报馆的舆论权威地位，在《大公报》发行一万期时题写“收获与耕耘”贺词，致电祝贺张季鸾50寿辰，到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季鸾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等几篇言论在《大公报》发表，再到张季鸾担任蒋介石与日本方面的密使，等等，蒋介石以“国士”待张，张以“国士”报之，甚至在张、蒋关系更为密切时，张季鸾忘掉“四不”宣言，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
    当然，有不少蒋介石不买张季鸾的账和张季鸾不给蒋介石情面的情况。针对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和1930年至1931年频频围剿苏区，张季鸾以《党祸》《赤区土地问题》等，同情中共，抨击蒋介石国民，令蒋不安。1932年5月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议》，结束“一﹒二八”事变以来的军事对抗。国民党鉴于《大公报》的影响力，欲出资15万元收买，被张季鸾拒绝。当时每石（124斤）米价约4元，15万元是个不菲数字，可买450万斤粮食。
    还有，西安事变后，觉得张学良命运不测，张季鸾专程到庐山向正在避暑的蒋介石说情时，蒋介石面无表情，不动声色。离开庐山时，张季鸾深深为张学良的前途命运担忧。
    尽管是这么交往，但没有影响张季鸾越来越被蒋介石倚重。据说，蒋介石还经常经向张季鸾垂询国事。从张季鸾这方面看，尽管与蒋介石的关系日渐亲密，但是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保持着《大公报》这份民间报纸的独立立场。之所以这样，正是张季鸾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体现。也正是张季鸾对“立言立国”思想的具体践行。 
    张季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也是极其复杂而分层次、不断变化的。
    早年张季鸾发表过不少文章，如《党祸》《回头是岸》《军阀与党祸》等，基本是反对苏俄式的革命，尤为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张季鸾一方面反对杀害共产党人，一方面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围剿红军与苏区，一方面报道苏联建设成就；一方面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一方面在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后），“帮蒋介石骂周恩来”。当然，当年范长江的《西北通讯》《忆西蒙》《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的文章发表，在历史这个天平上确是显得公正客观。
抗战中，《大公报》通过专电和通讯，如实报道了临沂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武汉会战、敌后游击战争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对抗战形势的看法和坚定的信心。《大公报》受到各界的好评，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朋友，这确实是张季鸾等坚持独立办报，不盲从，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带来的。 
张季鸾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同，并屡屡惹怒蒋介石。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一报人”，至少在他生前，《大公报》与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没有违背“四不”方针和丧失民办报纸的“独立性”的。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张季鸾等报人这种报人职业精神是值得推崇的。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曾对《大公报》这样评价：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毛泽东赞成将《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的说法同时，称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座上客，往来国共之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办报也很有方法，值得当总编辑的学习。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特地为张季鸾病逝后主政《大公报》的王芸生题写了“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岁月流逝，光阴荏苒。时至今日，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这如今随处可见的著名的这5个大字，书写的背景。这是后话。
    形成张季鸾这种独立报人思想，直接与《大公报》机制和历史环境有关。
    从中国近现代报业及《大公报》自身看，报纸的“独立性”关联着报人的“独立性”，报人的“独立性”绝不非无本之木和空穴来风。
    《大公报》创办于20世纪初叶，时值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畸形发展。这一时期的民营报业组织的创建资本少，多为几人合股，资金规模小设备简陋；出资者直接从事经营管理和参与报务编撰，“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有精力时间管理经营每个环节。
《大公报》属于这种典型的民营资本主义企业化报业。开办之初的《大公报》，由创办人英敛之一人兼任经理、撰述、编辑诸务，其弟实夫、粹夫佐理馆内杂务，其妻子爱新觉罗•淑仲也因有机会侍服慈禧太后，曾为《大公报》宫廷通讯的主笔。
    《大公报》创刊时即为股份有限公司，与此时的党派报刊有很大不同，体现着一个职业组织的基本特点，亦即报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有职业运作发展机制，有职业规范，有从业者的职业认同。
    新记《大公报》成功，被归结为三点：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管理运营，张季鸾的言论。1926年，新记《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曾约定：吴鼎昌任社长，投资资金不领薪水。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张人在报馆入劳力股和按月领薪水。直到抗战时期，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仍是强调了经理部的具体建制，并规定了二级财务核算，呈现的是“董监联合办事处领导下社长(资本运营)、总经理(经营管理)、总主笔三头联合型”组织结构。
    后来《大公报》内部开始以产品、地区为依据，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报社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同时根据功能逐渐分离的还有采编与广告发行部门，多个分馆的出现，使内部“金字塔”式结构高耸。此种组织，其业务营运分权化，政策管制集权化，各地分馆在不违背公司总目标的前提下，自行处理日常经营活动。
    大公报的这种组织结构，形成了“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办报运行机制。用吴鼎昌的话说，他“拿5万元开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每月300元，预备好这两个人3年的薪水，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钱”。在吴鼎昌看来。“不拉政治关系”和“不拿津贴”应该是报纸长久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新记《大公报》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吴鼎昌也说到做到，1935年他，出任国民党实业部部长，主动辞去了《大公报》社长职务，以保持报业的政治独立性。今天看来，《大公报》这种办报观念对中国报纸的发展至关重要，可惜是由作为政客的吴鼎昌提出，而不是由我们报人提出，显示出中国报业此时的不成熟和依附性。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一种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准是在于它自身有着独特的职业规范。《大公报》报馆既为职业组织，从业者即为职业报人，供职“大公报”的张季鸾对报人的这种包括“四不主义”职业规范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用张季鸾的话来讲，就是“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在答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时，张季鸾对职业报人的概括确实也是淋漓尽致，铁骨铮铮：“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还有重要的一点，张季鸾这种独立报人思想形成与他在日本接受西方言论自由观念不无关系，这方面，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赘述。
    当下张季鸾的遗骸已从长安迁回榆林安葬，榆林方面还新建了专门的纪念馆，每年清明节前后，当地还组织新闻媒体等开展纪念活动等。到此，九泉之下的张季鸾先生一定不会像之前那样寂寞与清冷。我们说。张季鸾既然是“民族的、历史的”，那么，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些“狭隘的、物理式的、时空式的”迁墓行动意义又在何方？精神上究竟是为了捕捉到什么？应该使追求“中国梦”中新闻舆论工作者记住些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新闻事业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闻事业，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中国新闻业的灵魂。她既是理论，更是关乎舆论导向、国家发展、人民福祉的政治，也是业界学界人人皆知，而又似乎常常“被风干了挂在墙上”的招贴。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与价值，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对于新闻舆论工作及其研究无不关系重大。毫无疑问，我们纪念张季鸾，包括纪念中国历史名人，都必须以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政治价值，这就我们的新闻魂，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毛泽东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习近平讲：“新闻观就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笔者认为，毛泽东、习近平话的灵魂正在于此。如果我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背叛了阶级立场与方向，失去这个灵魂，就好像一个人失魂落魄，势必导致以上乱象丛生的问题。
近年来流行着信息论、专业论、公器论、自由论等等诸如此类的理论业已成为业界学界暗流涌动的“新闻观”，这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说是圆凿方枘，格格不入，至少也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知道现代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我们仍然先说说历史。 中国现代新闻业曾经形成三种主要形态，三种形态又对应着三种主义，三种主义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的道路。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与私营报业，像《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第二种是保守主义与党国报业，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及中央社等。第三种是延续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报业、人民报业。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主题是独立与富强，反帝反封建，解决“民权、民生”问题。对此，列强军阀和当权者合作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保守主义的蒋介石抗战后开历史倒车，想退回到独裁专制，不仅不得民心，而且也失去曾经对其寄予厚望的自由知识分子，最后退居“孤岛”。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如一把光明的火炬照亮黑箱子的中国，最终成为人民民主新中国的奠基石。
    我们决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赢得中国的历史。自然，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不忘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我们的新闻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恪守新闻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等新闻舆论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他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十八大后习近平还用两句话简明扼要地说明：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谈到：新闻记者要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对照这些。
    毛泽东当年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如今，践行好“为人民服务”，是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好铭记。秉承“为人民服务”，也是我们对一生“立言为公，精诚爱国，仁人爱人兼济天下的家国”思想情怀的张季鸾先生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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