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澜湄合作框架下宗教交流问题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KY1812152640

试论中柬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

 李丰春（大理大学法学院  云南大理  671003）

摘 要：柬埔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邻邦，在两国文明互鉴的交往中，佛教文化的交流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中柬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归纳与分析，进而总结出中柬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为当今中柬佛教文化的交流提供历史性的借鉴。

关键词：中柬关系；佛教；文化交流

柬埔寨与我国一水相连，同为澜湄流域国家。历史上，柬埔寨第一个王权国家——扶南王国（公元68年建国），就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官方往来的、并信奉佛教的东南亚古国。在公元前后，柬埔寨就受到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大乘佛教在柬埔寨境内尤为兴盛。其时高僧辈出，如僧伽婆罗、曼陀罗等先后至中国传教、译经，中柬佛教交流一时传为佳话。本文通过梳理中柬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试图总结出中柬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为佛教沿古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做一注脚。

一、高僧译经传播佛教特征明显

柬埔寨古称“扶南”。早在东汉和帝时期，扶南国已和中国有所交往。三国时期，“吴康泰为中郎使扶南”。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扶南国王遣使同西竺沙门那伽仙进缕金龙座佛象牙塔。到了南北朝时期，其时中国佛教大盛，而在扶南，佛教也已渐成国教。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扶南“皇帝圣弘道，兴隆于三宝。国土及城邑，仁风化清皎”。佛教作为两国“共识”的基础，交流比较频繁。这时期的主要表现是我国邀请扶南国僧人到我国译经。两国友好往来频繁，佛教自然成为了能增进情谊与互相了解的“共同话题”，于是便有三位扶南国高僧，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先后到中国传经弘法。他们“大赍梵本，远水贡献”^[1]，从扶南将大量的印度梵文佛经带到中国，并在中国从事翻译工作。

三位高僧中，译经成就最大的当属僧伽婆罗（459年-524 年，梵名意译僧养、众铠）。僧伽婆罗15岁在扶南出家，《续高僧传（卷一）》中记述：“（僧伽婆罗）幼而颖悟。早附法津。学年出家。偏业阿毗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后立志要弘扬佛法，当他得知南齐佛法兴盛时，就乘船来到南京，“住正观寺，为天竺沙门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复从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数国书语。”^[2]当时正值道教萧条时期，南齐国王为了聚拢人心，正在寻求宗教的帮助。得知佛教有“静洁身心外绝交”的功能。在建立梁朝之后，梁武帝将其佛教信仰应用于治国之中，以佛教理念教化百姓。于是梁武帝在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就请僧伽婆罗翻译佛经，并弘扬佛法。《续高僧传》中记载“（僧伽婆罗）被勅征召，于扬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婆罗在扬州寿光殿初翻佛经，皇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他在中国生活、工作20余年，直到病逝为止，把整个后半生献给了扶南同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事业。他一生翻译经卷11部，共38卷，包括《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大乘十法经》一卷、《度一切诸境界智严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含利弗陀罗尼经》一卷、《文殊师利问经》二卷、《菩萨藏经》一卷、《解脱道论》十三卷、《阿育王经》十卷、《阿育王传》五卷。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从巴利文译出的《解脱道论》十二品，这是南传佛教提纲挈领式的权威著作。

南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扶南王阁耶跋摩又派遣使者曼陀罗来中国， 曼陀罗，梵名Mandra ，意译弱声、弘声，又叫曼荼罗仙，他带来了珊瑚佛像和大量的梵文经书。梁朝为了表彰扶南国王对增进中柬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册封他为安南将军、扶南王。梁武帝专门在京城设立“扶南馆”， 该馆为当时中国专门为扶南国来华高僧所设的译经道场。与此同时，梁武帝请他和僧伽婆罗共同译经，共译出宝云经七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但他“未善梁言”，故所译出经文“其文隐质，多不可晓”。特别是译出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更是不知所云，后来还是让僧伽婆罗重新翻译一次。

南陈时，扶南又一名僧人须菩提，中国名叫善吉，应陈朝政府的邀请，来到中国扬州至敬寺，翻译译大乘宝云经8卷。史书称须菩提“解悟超群，词彩逸俗，化物无倦，游方届兹”。“与梁世曼陀罗所出七卷者同”。也就是说，扶南国来的这三位高僧都与《宝云经》有不解之缘，三人“同本异译”了三回《宝云经》。这也算是中柬文化交流史和中国佛教史的一段佳话了。在扶南文化使者频繁到中国传经弘法的同时，中国也派出使者前往扶南，促使两国文化交流。大同年间，梁武帝派遣张记为文化专使送扶南使者回国，并到扶南取经，邀请名僧到中国进行宗教文化交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扶南遣使来我国赠送上特产时说，扶南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随即派佛教僧人云宝为专使至扶南，扶南王以长佛发相赠。由此可见，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和束埔寨扶南时期，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柬埔寨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已经很热络了。在这一时期，中柬两国找到文化共识的基础——佛教，佛教交往成为两国友谊长存的基石和见证。

二、佛教西风东渐过程中，柬埔寨的中转站作用明显

扶南地处东西航线的要冲。很多印度高僧绕道扶南，或移居扶南，再由扶南国王派遣到中国来传教。其中最著名的是扶南时期的那伽仙、竺当抱老和拘那罗陀三位高僧。

南朝刘宋时期，那伽仙来华传教，想乘扶南的商船返回天竺。不料途中遇大风，商船飘到扶南的邻国林邑，“财物尽被掠取”。 那伽仙取小道逃至扶南，并向扶南国王朅耶跋摩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并说中国“佛法兴显，从僧殷集，法事日盛”。^[3]公元484年，扶南国王朅耶跋摩派那伽仙为访华特使，那伽仙不仅献上“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等佛教器物，还借此机会，再次向南宋王朝传播佛教伦理：“菩萨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发菩提心，二乘非所期……”^[3]扶南国王朅耶跋摩之所以派那伽仙到中国访问，主要是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而当时南宋佛教比较兴盛，派遣印度高僧作为使者，有助于外交使命的完成。

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扶南国王“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梁武帝专门在京城设立“扶南馆”，作为接待扶南使者的宾馆和扶南高僧的译经道场。这说明扶南国屡次派遣使者或印度僧人到我国献佛教用品，传播佛教。

拘那罗陀本是西印度优禅尼国人，中国名叫真谛。他年青时就钻研佛学，造诣很深，后旅居扶南。大同年间(公元535一646年) 梁武帝萧衍“德加西域，盛昌三宝”，梁朝派特使到扶南邀请名僧，由于拘那罗陀德高望重，便以扶南佛教使者的身份，“涣然闻命”“并贵经论”前来中国。拘那罗陀在公元546年(大同十二年)到达广州，公元548年(太清二年)到达梁朝都城建业。拘那罗陀以天竺高僧和扶南佛教使者两重身份来华，受到热诚欢迎，梁武帝亲自“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请他译经弘法。拘那罗陀在中国期间的二十三年中， “席何函丈，终朝靡息”，翻译经论纪传64部，共278卷。他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和渊博的佛学家，他同鸿摩罗什、玄裝、不空一起被誉为四大翻译家。在译经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很有名望的中国佛教学者，开创了摄论学派。他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中国扶南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经历，为扶南在中印关系中的桥梁作用，提供了又一份珍贵的历史证据。

以上史料表明，扶南时期，中柬佛教交流以“送佛经上门”为主，有时还假借印度僧人的名望地位，派遣他们到我国传播佛教。这也证明中印佛教交流中，扶南国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佛教交流中，官方主导作用明显

自1955年中柬友好关系在万隆亚非会议确立以来，中柬佛教文化交流也上了一个新台阶。1956年9月，柬埔寨僧侣参加由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的高僧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

第二年，受柬埔寨政府的邀请，以持松法师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赴金边参加王国举行的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盛典，并进行为时两周的友好访问。1958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监督胡达法师代表摩诃尼迦耶僧王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同年的7月19日，中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喜饶嘉措大师为首的代表团前往金边，参加世佛联第六届大会。同年，柬埔寨王国政府将新编的高棉文藏经一部共计57册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也回赠了一批汉文和英译汉文经书给西哈努克大学。1963年，柬埔寨佛教协会主席雷·拉摩斯专程来北京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与各国代表一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柬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之间佛教的交流也由于经贸往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5年6月，中国佛教代表团应柬埔寨宗教事务部的邀请，抵柬进行为期４天的访问。同年11月，以柬埔寨王国乌侗寺主持乌侗帕亚僧王座下为首的柬埔寨高僧等一行8人随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西哈莫尼国王陛下赴北京，参加柬埔寨王国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84岁圣诞庆典活动，还特地前往灵光寺朝拜了佛牙舍利。2006年1月，以国务大臣兼宗教大臣坤杭为团长的柬埔寨王国宗教访华团一行专程拜会中国佛教协会。同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坤杭再次组团来参加。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佛教团体也纷纷自己组团去柬埔寨参访。2006岁末，福建省佛协代表团赴柬埔寨，在金边拜访了柬佛教两大派之一的玛哈尼咖依派的圣地乌那隆寺，并与该寺住持、西哈努克国王御封的柬埔寨佛教僧王进行了座谈。长老介绍了柬埔寨佛教的概况，对中国成功举办世界佛教论坛表示赞叹，希望中柬佛教增加交往。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柬埔寨佛教界所属的智慧大学就在金边为四川地震灾区举行诵经仪式和募捐活动，并为遇难者举行诵经超度仪式。

2014年10月24日，曾任柬埔寨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艾森沃受洪森首相委托，率领一个庞大的团队来到中国，商谈恭迎本焕长老舍利到柬埔寨永久安奉。2015年3月19日，首相又用专机，甚至动用了自己父亲华贵的灵车，用于恭迎本焕长老舍利。在柬埔寨乌廊山波莱波浪寺，永久安放本焕长老舍利。2016年9月4日和10月12日，艾森沃主席两次出席“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活动，在第二次“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活动。

2018年，中柬友好佛教文化交流会在香港顺利举行。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融提供了样板和榜样。

总之，中柬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两国的文明互鉴，加深了两国的友谊。特别是当今的佛教文化交流，为“亲诚惠容”的双边合作关系起到“民心相通”的黄金纽带作用。

注释：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2]《续高僧传》（卷一）

[3]《南齐书》卷58《扶南传》

作者简介：

李丰春，大理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研室主任、大理大学澜湄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民族宗教，东南亚宗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