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贵州省软科学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贵州省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黔科合LH字[2014]7270号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反贫困治理问题反思

邓研华（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过份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相对轻视人力资本培养，完全忽视社会资本的培育，这在不仅影响到了农村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当前农村反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扶贫攻坚重任的如期完成，更有利于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反贫困；治理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农村社会人力、物质资源流失殆尽，农村空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快，农村社会的贫困和衰败由此可见一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他不断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已到了最后的关键时期，此外，即便2020年我国如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时间存在。由此，不要寄希望农村扶贫工作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建立农村反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切忌把扶贫工作搞成“纸面跃进”，急功近利的扶贫方式尽管看起来光彩照人，但那不仅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方面的极大浪费，还意味着贫困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扶贫目标自然也就无法实现。

相对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培养，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然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农村反贫困治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由此，农村反贫困治理必须要有一种新思维，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种长效扶贫机制。当前人们对社会资本还比较陌生，实际上，社会资本是指制度、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内容。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当前我国反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找准目标和方向。这也是扶贫工作能否精准的关键。

二、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实践比较突出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过高估计政府在利益分配中的主体作用,相对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全忽视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

当前农村反贫困治理实践过程中由于过份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以至于市场与社会在扶贫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完全萎缩，此外，贫困农户的主体性作用完全没有凸显出来。就当前我国农村扶贫现状而言，无论是扶贫资金的管理与拨付还是具体扶贫项目选择，很多时候是由一些扶贫官员凭主观意愿决定，市场应用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贫困农户在扶贫项目的选择主观能动性不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在起作用，更为关键的可能在于政府主导的意愿过于强烈，贫困农户从心底里感觉到自身确实是出于弱势地位，即使说了也一样会没用。实际上，贫困农户是农村反贫困治理过程中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如果贫困农户自身的主观能动不能调动起来的话，那么，农村反贫困治理的最终效果肯定是成问题的。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西部某地一些扶贫官员在下达扶贫任务竟然搞突击脱贫：上午刚确定某一农户为贫困对象，下午就要求必须要脱贫！当前我国要实施精准扶贫攻坚任务，这种全然不顾客观事实，好大喜功凭，完全主观意愿的进行扶贫，既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违背了贫困农户的主观意愿的作法，与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无论是理念还是效果都是相去甚远，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由此，就当前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实践而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府主导失范，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已成为制约现阶段能否真正实施精准扶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扶贫任务的主要障碍。事实上，在扶贫实践中一些扶贫项目之所以偏离地方实际，出现烂尾现象，其关键原因就在于贫困农民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他们的自主权利和意愿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此外，对于实践中存在的扶贫资金滥用、挪用等种种现象，作为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贫困农民，其监督与申诉方面的权利却时常得不到保障。究其实际，就是贫困农民“权利上的贫困”。^[1]此外，贫困本身就是一种可逆状态。仅仅依赖于外力虽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贫困状态，但这会强化贫困农民的依赖心理，从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与活力。要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必须要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由此，要激发贫困地区的内在活力必须要重视、发挥贫困农民的积极主动性。^[2]基于此，如何构建参与式农村反贫困治理新格局，弘扬传统民族文化里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培育贫困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并最终实现双多向、多元、有序的农村反贫困治理新格局，是当前农村反贫困治理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在反贫困理念上多“经济思维”，轻“社会治理思维”，对社会资本的扶贫效应完全没有认识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普遍存在以发展消除来贫困的思维定势，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从整体上改变其贫困落后的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多数地区在保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1955年提出有名的“发展极”理论，指出“经济增长极”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全新的力量，它不但可以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也会对区域贫困的消除产生强有力的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极化与扩散效应。基于此，在西方国家的反贫困治理实践中也曾以“发展极”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具体操作方法是制定比较优惠的投资政策，激发投资者对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的兴趣，以此达到调整区域生产力布局，提高本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的目标，就反贫困治理历史而言，在实施以“区域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反贫困战略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整体上经历了一个从重视物质资本投入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的过程，也就是比较重视培育人们的创新意识，鼓励其创新精神，并对贫困地区的文化进行改造，向贫困人员灌输商品经济理念，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激励机制，使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双向流动成为现实，从而最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目的。就我国以区域经济增长为中心反贫困战略实践而言，我国贫困地区都比较重视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实践中都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引进与开发，相对忽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和配置，与此同时，完全没有要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和塑造的意识。而就资源的流动来说，过分看重某些稀缺资源的单向输入，而对视生产要素的双向及多向流动问题则关注度过低。从经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流动范围越广，流动越是呈现多向性特征，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也会就越高。而就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增长反贫困治理战略而言，都是在较小范围内，往往是以市、县，甚至是乡镇为单位对资源进行配置，这必然会降低配置效率，并从根本上减缓消除贫困的速度。笔者在贵州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个县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招商引资方面都是不遗余力，不仅县城建有不同层次的工业园区、商业圈，甚至连一些乡镇都在大兴土木，工业园区、商业区及住宅小区层出不穷。而且这些开发商多数不是本地人士，多是从外省包括湖南、四川、广东、浙江等地引进。而对本地人力资本开发，尤其是社会资本的开发和培育却弃之不顾。

3.在反贫困内容上，重视物质供给与财政扶持,完全忽视社会资本的培育

就当前我国反贫困治理实践而言，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过分关注物质供给和财政扶贫，把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资于具体的扶贫项目，具体而言，就是简单地给钱、给物，其初衷可能是要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然而，这些外在要素并不能从根本上正改变农村贫困地区的面貌，只能满足贫困农民的一时之需，最多只能暂时缓解贫困地区困境。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要刺激贫困农民内部需求，即能力、智力和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和对制度规范自觉遵守在内的社会资本的需求。此外，在反贫困目标上，过多地重视脱贫人员数量的多少，而不重视脱贫质量，更没有考虑到由于能力、智力的不足和社会资本的缺乏，脱贫人员返贫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存在。诚然，在一些扶贫官员看来，脱贫人员的数量、项目的多少和投入资金都比较容易量化，最能体现出其扶贫绩效，而扶贫质量、贫困农民能力、智力的提升以及社会资本的存量难以量化，扶贫绩效难以体现出来。由此，扶贫官员就产生了一种固有的思维惯性，扶贫自然也就会聚焦在给钱给物这种老套路上。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种方式易于衡量，也容易给上面一个交代；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乃至贫困农民围绕给钱给物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顽固的利益团体，在这种各自不同的利益团体不断固化的情况下，要想要改变这种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打破这种利益的分配模式，使各利益相关方产生机制改革的动力，建立有效的社会资本培育机制，并进行体制改革或创新，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三、农村反贫困治理之道：投资社会资本，通往和谐之路

总体而言，农村，特别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造成贫困的因素不仅是自然条件恶劣，耕地较少、交通不便，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相对匮乏，而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不仅进一步加剧其贫困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社会自身发生了分化、割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和谐不和谐与社会资本的质和量有着密切的关系。”^[3]而社会资本比较匮乏的社会往往是一种“碎片化”的社会。只有那些“社会资本比较丰富、自治的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发达的社会才可能被称之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4]而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资本是许多社会活动的副产品，但国家和政府完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政府不仅可以通过教育传输社会规范来直接地创造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物品间接地创造社会资本。”^[5]由此，在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农村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需要在当前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中嵌入社会资本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这有利于处理好省市与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之间集权与分权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协同的治理框架。此外，在农村反贫困治理过程中，应推进基层政府服务型政府改革，政府让利于农民，放权给社会，构建政府、社会资本、市场携手共进的和谐社会。^[6]由此，农村反贫困治理必须要超越传统的反贫困治理的思维局限，要发挥贫困农民的主体作用，投资社会资本，激发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投资社会资本，培育和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角重构农村反贫困治理模式，构建农村反贫困的多元化理模式。这不仅是当前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如期完成扶贫攻坚任务，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未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朱昌俊.扶贫攻坚更要瞄准“权利贫困”[N].长江日报，2015.06.24(8)

[2]徐勇.激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N].人民日报，2016.1.11(7)

[3]燕继荣.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44

[4]燕继荣.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45

[5]吴玉锋.农村社会资本与参保决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57

[6]王学斌.加强基层党建 推进精准扶贫[N].人民日报，2017.2.16(7)

作者简介：

邓研华（1975--）男，汉族，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