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潇（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培训中心  河北廊坊  065000）

摘 要：冷战后的维和行动较冷战时期更为全面、多样；全球局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大国之间的博弈愈演愈烈，影响维和行动的因素变得更加综合、复杂。其中冷战后大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力度成为维和行动成败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归纳冷战后维和行动的特点与大国的参与程度，分析冷战后大国的参与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并提出现阶段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该如何更深入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冷战后；维和行动；大国参与；影响

一、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点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世界从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东西方对峙阵营中解脱出来，逐渐向“一超多强”过渡，以防止国家间冲突和核战争为目的、填补美苏争霸出现的权力真空，联合国维和行动也经历了“阵痛”，从指导思想、授权任务及行动规模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调整。

1.维和行动着力解决国家内部冲突

冷战结束后，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因素及冲突形态开始发生变化，被压制的潜在矛盾开始突显，加之东欧剧变及非殖民化浪潮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影响，“重建”及“新建”的国家开始增多，国家间战争开始变为国内的民族、领土、宗教、族群、资源等问题的冲突，此起彼伏、伤亡严重。据联合国统计，1990之后的5年，世界经历了82场冲突，其中79场是国内冲突；1990年后的42场维和行动中，33场属于解决国内冲突。可见，冷战后的维和行动不仅在量方面有提高，在质的方面也由国家间冲突管理转向国家内部冲突管理；在国际社会的期待下，维和行动开始转型并扩展任务。

2.维和行动任务不断扩展，多功能维和行动发展较快

面对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维和行动的授权任务也发生了变化。通常人们将1988年之前的维和行动成为传统型维和行动，主要职能是监督停火、隔离部队、监督和平协议的履行、监督撤军等应急性维持和平行动，主要有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完成，一旦局势较为稳定，任务宣告结束。1988年以后的维和行动称为多功能维和行动，授权任务根据实际需要涉及较多方面。政治方面，联合国有时要充当临时过渡政权，监督大选，推动东道国政府进行制度建设和改革；在经济方面，维和行动通过与其他组织及机构的合作，加强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帮助恢复经济秩序，开展经济重建；在安全方面，维和行动除了通过基础的巡逻、监督停火协议、风险评估等，还承担保护平民、推动安全部门改革、协助安置难民、帮助前战斗人员复员兵重返社会、培训当地警察并协助恢复法律和秩序等；在人权方面，通过恢复当地法治后进行人权监督，并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妇女儿童保护等，确保当地百姓的人人权得到基本尊重和保障。维和任务授权的扩展，表明维和行动为适应新形势而做出的改变，在传统型维和行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冲突预防、劝谈促和、建设和平等方面紧密连接，以期达到持久和平。更大的责任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在探索中经历着挫折与进步。

3.维和行动带有更多强制性

传统维和行动侧重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争端，行动注重非强制性与非武力；但冷战后复杂的冲突管理环境使得维和行动在卢旺达、索马里等维和行动中受挫，同时，第二代维和行动中涉及平民保护等挑战性较大的任务；维和人员自身的安全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于是，从最初的消极防卫到积极作为到承担更多的保护职责历程中，安理会在授权任务时开始侧重宪章第七章中的强制手段，规范维和行动使用武力，在一定程度上，授权中增加“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等规范武力使用的规则，使得强制和平开始得到应用。

4.大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大国很少直接参加维和行动，两国在相同或相似利益面前，维和行动较易达成共识，例如美苏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达成的共识；但当利益不趋同时，维和行动便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之一，很难达成共识。冷战后，各国渴望参与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开始大力参与维和行动，美国、英国、法国开始带头参与组建维和多国部队；德国、日本二战的战败国，也借维和行动的借口，对海外派兵参加维和行动跃跃欲试。在各大国参与中，美国占据着重要地位，冷战后美国崛起后强大的实力与话语权对维和行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美国经历了索马里行动的失败，在战略上做出调整，在派出人员及经费贡献方面开始紧缩，但其在理念价值、话语权争取、人员培训和设备供给方面投入更多，仍是维和行动的主要支持者和贡献者之一。其中美国的维和理念、队伍指挥管理方式、人员培训模式及作战经验等，都深刻地塑造着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模式。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现存指挥管理及行动模式大都参照西方大国，所以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于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力十分重要。^[1]

二、冷战后大国的参与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冷战后，更多的会员国愿意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借以寻求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高其国际地位。大国在维和行动中确实有较大的贡献，成为政治意愿及集体意志的凝聚者及导向，还在资金、人员、装备等物质方面提供坚实支持。但在所有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员的国家中，某些大国的影响力明显强于其他国家，甚至对维和行动产生主导性作用。

1.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参与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从1948年建立第一项维和行动到上世纪末，西方国家一直是维和行动的主导者，早期维和行动的主要参与者大都是欧洲、北美国家，一些具有话语权的维和研究机构及培训机构多在北欧等地；冷战后维和行动从国家间冲突转向为解决国家内部冲突时，建立在西方“自由和平”的理念之上，认为民主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人权保障及避免冲突，进而实现持久和平。^[2]因此西方理念之下的维和行动侧重制度建设，进行民主选举等，大国在维和行动的议程设置上起到决定性作用。联合国在经历财政危机及几次较大行动失败时，不得不更加依赖区域组织及美国、西方大国提供支持，同时欧美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将联合国作为“自我行动”合法性的“遮羞布”，甚至借助其在安理会的特殊地位和在维和领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维和政策的制定。例如，近年来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学说，认为当一国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时，国际社会可以不必征得当事国的同意而强行干预，就是大国借助联合国的国际影响力来“强势”干涉别国内政的例子。^[2]其中，美国在冷战后急于确立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霸主地位，所以参与维和行动较为积

极、态度积极，主张从政治及军事方面进行干预，例如索马里行动；此外，美国更加关切与自身核心利益相关的维和任务区，克林顿曾在索马里行动遇挫后提出“美国应该参加对美国利益有促进意义的和平行动”；这一时期的秘书长加利评价：“只有最简单、最省钱、最安全的维和行动才能征得美国的同意”。这样的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在加强和扩大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时的谨慎态度。在涉及维和行动改革时，美国往往选择由自己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和平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大国影响力，引导维和行动改革进程。美国对于联合国行动的支柱作用不言而喻，但它利用维和行动所要达成的政治意图往往也开始突显。^[3]法国参与维和行动在冷战前后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冷战前后由于自己陷入印度支那战争，较少参与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法国将维和行动的开展重心放在传统势力范围或利益攸关地区，成为重要的贡献国。^[4]英国较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它将维和行动置于国家总体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完善与其相配套的法理体系，逻辑性和层次性比较强，注重实际操作性，体现比较严谨和现实的一面，同时地域特征也非常明显，例如英国认为欧洲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冷战后,俄罗斯在“恢复大国地位、确保实力范围”的安全构想下，一改前苏联不参加任何性质维和行动的传统，有条件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注重理论研究，但往往被认为维和行动具有较浓烈的强制性。^[5]

2.其他新兴国家的参与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冷战后，一些西方大国在维和行动方面采取战略紧缩，同时，新兴大国开始通过参与维和行动寻求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于是联合国开始依赖新兴大国的贡献，越来越多的新兴大国成为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方。非洲的尼日利亚、南非，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均是维和行动在冷战后的重要支持者与贡献者。这些新兴国家的参与，一方面践行了多边主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维和行动的公平公开，为更多国家参与

国际事务提供了典范；但新兴维和大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弱点，比如在理论研究、装备、人员素质、培训模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距，有些甚至达不到联合国规定的最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维和行动的发展。^[2]

三、大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启示

1.大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大国是有力的调停者与联合国的坚实支持者，但也可能是幕后利益的协调者，或者是冲突的推手，联合国希望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与规范，但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斗争使得这一目标更加困难。大国开始成为多边主义机制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集体意志行动是否可以顺利开展。联合国在维和行动方面不得不依靠大国，无论是在投票决定、财政、人员及政治支持方面，还是国际影响力、价值理念、国家及地区间的协调等方面大国的话语权及影响力更大。而大国影响维和行动通常是通过在安理会投票时掌握维和行动的主导权开始；倡导执行授权时强制使用武力；践行“强制维和”方式来完成任务；同时，大国热衷于使用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来践行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理念；尤其是冷战后，大国参与维和行动往往更加务实，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更加注重与切身核心利益相关的任务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公平正义的政治意图。^[6]

2.大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启示

中国目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持否定态度阶段、持肯定态度阶段、有限参与阶段、积极参与阶段。近年来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维和行动的资金、人员贡献越来越多；参与深度广度不断拓展、任务类型不断拓展，力求从物质贡献争取更多的理论贡献。虽然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间不算长，对于维和行动的认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与实力不匹配，但与欧美等大国的差距在缩小，中国的立场与倡议代表越来越多国家的心声与利益。^[7]联合国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而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参与构建公平有序的国际秩序。

(1)严格在联合国及多边主义框架下履行大国义务

大国在维护国际秩序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引领角色。同时任何国家的行为都应在国际法及国际共识下进行，在联合国这个践行多边主义机制的框架下开展，为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大国的贡献。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与国际责任逐渐增多，中国在着力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具有参考意义的发展经验。可以更多依靠快速发展的经济、良好的国内治理、和平多元的外交、普遍支持的舆论、较为丰富的维和经验等软实力优势，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将一直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国际

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

(2)“因国施策”，设身处地加强东道国建设

发展是和平的基础，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建设和平日益成为联合国重要的任务，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和平”一直作为冲突后国家建设的理念原则，但东道国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及对援助的接受度等各不相同，国际援助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而非“强加”某种政治意愿或者制度模式，这样不仅不会推动当事国的发展，还会事与愿违地有损和平进程的推进。中国在参与对外援助与帮助重建东道国等过程中，一直充分尊重当事国意愿，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在夯实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进行上层建筑的修正与建设。中国今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的对外援助项目中，获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可与好评，切实为当事国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因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发展和平”与“自由和平”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原则，倡导新的发展与重建理念，践行国际责任，为当事国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帮助加强能力建设，为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基础。^[9]

(3)增强政治意愿，力所能及参与维和行动

大国在维和行动中的政治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维和行动的成效，大国越来越多的根据自身利益来选择是否参与维和行动、决定参与的程度，而这不符合联合国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与宗旨。中国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构建合理有序的国际秩序，从不信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坚持联合国宪章这一根本遵循，遵循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当事国同意的原则；紧扣政治解决这一根本目标，将政治优先贯彻到每项维和行动的各个环节；改进安理会授权这一行动总纲，倡导维和行动授权要现实可行，精准施策，避免一味求全求大；同时谋划建设和平这一后续衔接，为当事国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帮助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持久和平；筑牢伙伴关系这一坚实依托，提倡当事国、出兵国、出资国要形成合力，共同解决问题。^[10]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有选择地、力所能及地参与维和行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参考文献：

[1]刘铁娃.中美联合国维和行动比较与合作空间分析[J].国际政治研究，2017.38(04):33-52+3-4

[2]张逸潇.大国政治意愿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J].武警学院学报，2015.31(11):26-30

[3]赵磊.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J].美国研究，2011.25(04):109-129+5

[4]肖涵.冷战后法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阶段性变化动因研究[D].四川外国语大学，2018

[5]陈琳.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研究[D].复旦大学

[6]马国俊.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大国因素研究[D].湘潭大学，2017

[7]李秀雯.冷战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D].外交学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