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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红远 赋权与适应:双重脱嵌与城市新移民社会关系重建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0-03-28 11:16:41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课题“赋权与适应:双重脱嵌与城市新移民社会关系重建”研究成果,编号:ZX21173

赋权与适应双重脱嵌与城市新移民社会关系重建

——以诸暨市“新店口人先锋队”为例

岳红远(中共诸暨市委党校  浙江绍兴  311800)

要:在新型城镇化化背景下,流动人口阶层分化趋势明显,城市中出现许多新兴群体,如私营企业老板、白领工人等,他们能够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因而对“城市新移民”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过程的研究对促进我国城市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城市新移民主要通过建构新的社会身份及共同体来实现社会融入,主要融入机制为立足本地—关系嵌入—制度平等—构建互惠。因此,社会融合是由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的多元融合过程,而城市新移民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他们获得平等的市民权利,实现政治融合。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市民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经商,其中一部分在积累足够资本之后独立或合作建厂办企,成为落户当地的城市新移民。经过二三十年的社会融合,他们重构了自我与他者、外来与本土、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建构了具备政治参与、利益诉求、有偿保障、纠纷调解等机制的共同体,成为外来人口中的精英群体,此外,他们还在地方政府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扮演“中间人”的重要角色。因而,探寻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身份建构逻辑及共同体存在意涵,对促进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一、文献回顾

国外主流文献对移民群体的研究比较丰富,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关注移民群体的社区研究,用叙事的方式再现群体内部有序的组织结构。如W.I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1920)对移民美国波士顿的波兰农民的研究、威廉·富特·怀特(1943)对波士顿北区意大利移民团体结构的研究以及项飚(2007)对全球范围内印度籍IT劳工组织的研究等。第二是关注移民群体文化符号的族群研究,主要从文化视角探讨造成族群区隔的不同因素。如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 Barth 1969)的边界理论,后发展为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原生论和以库恩(Abner Cohen)为代表的工具论,还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论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象征主义等。第三是关注移民群体社会融入的政策研究。如同化理论、熔炉理论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理论,如今伴随着移民群体冲突的增加,模糊、超越、边界重构及回归主流文化又重新引起国外学界重视。以上研究能够为本课题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聚焦流动人口整体性研究且成果非常丰硕。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关注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重视经济动因、社会网络、劳工政治等方面分析,如蔡昉、宋林飞、周大鸣、潘毅、项飚(1999)、王春光等。第二是关注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的适应性,认为少数族群的边缘身份导致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底层阶级”,如潘蛟、刘东旭等。第三是关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强调对社会融入指标测度及阶段分析,如杨菊华、张文宏、雷开春等。第四是李强(2017)、王俊秀(2018)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阶层理论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个体户、企业主、新媒体从业者等已形成新的复杂的社会阶层。近几年,国内学者逐渐关注农民工精英群体,如郎友兴、谢安民(2017)对农民工精英群体政治吸纳的研究,黄佳鹏(2019)对农民工城市组织的研究等,但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对精英群体组织及功能进行分析,强调宏观制度,缺少对精英作为个体行动者实践策略的描述。对照现实经验,在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包容性不断增长,流动人口阶层分化趋势明显,最早一批出来打拼的部分“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安家落户,在当地的社会身份已经发生改变。因此,“农民工”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发生变化?以往的农民工研究范式能否有效覆盖城市中新出现的群体或阶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此情况下,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城市新移民这一群体自身如何突破社会区隔,实现有效的社会融入,最终完成市民化过程是十分迫切的。

二、“新店口人”社会身份建构逻辑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入城镇中劳动者的类型也越来越复杂,第一、二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座城市中,并分化出许多不同类型的群体。这种变化使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农民工”概念的内涵外延受到很大冲击,如在IT行业中工作的白领阶层,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很多人都是身体在城市而身份在农村,悬置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以流动人口研究要着眼于中国未来的移民社会,更加精细化、类别化。

“城市新移民”概念是社会学界新兴起的一种研究外来人口的视角或思维,聚焦中国未来移民社会的趋势,主要对象为已在城市定居五年以上并具备一定经济与社会资本的外来人口。采取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中国城市发展现实状况,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政府主导下不断加速,城市扩张是吸收非城镇户口人员稳定的重要动力;其次,外来人口在城市社会中分化出许多异质性的阶层,如工程师、白领、私企老板等;最后,虽然中国社会中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制度仍然存在,但是在政府不断加大的市场化改革力度,更有利于剥离制度性福利,瓦解城乡间的流动性障碍。

店口镇原来是一个以本地人口为主的偏僻山区乡镇,现在发展成为本地人和外地人混合的工业强镇,这种变化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价值逻辑的变迁。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店口镇由原来的比较平静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以契约和利益为准则的陌生人社会,经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互斥、冲突、吸收、融合的过程,店口逐渐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其中外来人口社会身份的变化最能体现店口社会文化价值逻辑的变迁。现在已定居在店口的大部分城市新移民都属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在老乡或亲戚的关系进入店口五金行业。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和技术之后,就开始独自办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涌入店口的外来人口给当地的卫生、教育、治安等带来很大压力,虽然他们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但常常被政府看作社会问题的源头,被当地人看作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是社会不安定的症结所在。因而,他们被歧视性地称为“外地佬”“打工仔”。此后,随着外来人口在店口企业的不断增多,本地企业与外来人口形成相互依赖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当地政府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外来人口,就创新出“外警管外口”的流动人口治理模式。社会融合进程在两种文化不断冲突、融合的情况下不断向前推进,于是店口镇又先后提出“外来建设者”和“新店口人”的称呼,用来包涵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外来建设者和劳动者。“新店口人”的概念更富有包容性和亲切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隔阂,彰显外地人的价值。

戈夫曼(1963)认为被污名化的人被赋予某种不光彩特征,很难得到全面的社会认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新移民经历了从“打工仔”“农民工”到“外来建设者”“新店口人”的社会身份转变,从“污名化”到“去污名化”经历了一个外部适应与内部接受的过程。新的社会身份同时具备外来与本土的双重属性,其建构和结构化过程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和媒体的推力,但“我们”“他们”的话语模式在公众中并未完全消失。

三、“新店口人”共同体运作机制

“共同体”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87)提出,“共同体意味着人类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外来人口共同体是依据地缘、业缘关系而形成的群体,具有集聚性和同质性特征。上世纪90年代,外来人口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集聚在店口,他们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了很多小群体,因而地域性成为划分彼此的重要标准。当地域性与邻里关系结合后,就更加巩固了他们之间的群体关系的聚居区,如“河南人”“江西人”等,这种以新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邻里,使他们在文化上更加排斥外人,形成生活上的互助圈。

地域性群体组织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地政府在对外来人口群体管理经历了允许、限制和吸纳的过程,现在当地政府将外来人口中的精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新店口人先锋队”。“新店口人先锋队”是由政府组织的包括许多已经落户本地的企业主,他们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中的精英,在外来人口中具有较高威信,因而他们在外来人口矛盾调解、公益活动宣传等方面发挥较好作用。

“新店口人先锋队”社会组织是城市新移民群体共同体社会融入的实践行为,在促进自身及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这对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及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逐渐消除差序格局对外来人口生存样态的宰制,使其能够住得下;二是帮助外来人口完成脱域,实现社会关系再嵌入,使其能够留得住;三是逐渐消除社会屏蔽机制,使外来人口获得制度上的平等,使其能够过得好;四是外来人口通过与群体内或群体外的礼物交换、通婚等,构建互惠机制,使其能够有更多幸福感。

四、结论与讨论

城市新移民已经不只是那些因为贫困而踏入城镇的打工者,而是包括了经历了二三十年积累已经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具有一定资本的私企老板等人群。他们的诉求也从满足基本需要向文化、政治诉求转变,我们要能够清醒认识到这种转变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流动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转变以往“农民工”研究的固定的思维观念,着眼于未来移民角度来深层次地探究社会融合存在问题及破解举措。

“新店口人”这个人为制造的称呼本意是消除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性看法,增加对城镇的认同,但同时也为外来人口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导致外来人口符号化,重新建构起本土与外来的边界。在群体性活动如体育活动、公益活动、广场舞中双方彼此的认知,又强化了他们各自的群体区隔。除此之外,“新店口人”这个称谓在外来人口中精英群体中比较容易接纳,但是店口也存在很多从事初级产业的外来人口,他们对这种称谓并不怎么认同,交往圈子往往囿于工厂内部,所以他们与店口本地人的隔阂更加难以消除。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Milton M,Gordon)1964年提出的同化模型包含七个变量,即文化同化、社会结构同化、婚姻同化、社会身份同化、偏见消除、歧视行为消除和社会同化。我们在此也借鉴其概念,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由文化到政治再到社会的逐渐推进的过程。社会融合在注重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政治导向,但是现在店口社区管理人员大部分为本地人,外地人不参与社区管理,这就导致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进而会形成具有差异性的社会制度。借鉴戈登的同化模型,社会融合的最后阶段是完成社会同化,即市民化,市民化是一个带有定居性质的概念,而非一个具有流动性质的概念,因此思考当下社会的社会融合更适合采取一种移民的视角。我国市民化进程仍然受到很多制度阻碍,如社保、教育等方面。因此,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首先就要消除社会制度隔阂,这需要政府在更大范围内达成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公平与公正,保证城市新移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权利;其次是注重城市新移民共同体的作用,积极引导,提供平台,让他们有序参与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戈夫曼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2]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Barth.Fredrik,The analysis of culture in complex societies[J].Ethnos,2010

作者简介:

岳红远(1992--)男,山东嘉祥人,中共诸暨市委党校教育科教师,主要从事流动人口与社会分层研究。

收稿日期:2020-02-25

 

国内刊号:CN61-1499/C

国际刊号:ISSN2095-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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