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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陈 治平鬻度时间起源考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0-03-29 09:17:04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郭春凯 鱼宁(延安大学  陕西延安  716000)
摘 要:度牒是古代官方发给僧道的合法出家证明,也是古代政府控制宗教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时,政府会依靠鬻卖度牒救急,于是官方鬻牒开始出现。宋代官方鬻牒具体始于何时,学界存在着太平兴国年间、仁宗嘉祐时期、治平四年与熙宁元年四种观点。一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因将度牒与鬻牒的概念混为一谈,导致出现错误结论。根据考证,宋代官方鬻牒的时间起源于英宗治平四年。
关键词:宋代;鬻牒;度牒;考证
宋代官方鬻牒,也称作“进纳度僧”,它不仅是官方缓解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僧道合法出家的又一途径。只是相对于“试经度僧”与“特恩度僧”这种通过考试或者享受皇帝恩典便可免费获得度牒的方式,“进纳度僧”还须缴纳高额的费用。至于宋代官方鬻牒究竟始于何时,学界目前存在较大争议,观点主要有下列四种:太平兴国年间、仁宗嘉祐说、治平四年说与熙宁元年说。以下,将对这四种观点一一进行分析。
一、太宗太平兴国年间
在《宋代鬻卖度僧牒始于何时?》一文中,作者认为“宋代官府鬻卖度牒由来已久”,早在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就已经存在。[1]其所依据的史料有两条,一则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太平兴国二年癸亥条:“工部郎中侯陟言:‘祠部给僧尼度牒,每通纳百钱于有司,请罢之’”。另一则为《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祠部一六至一七,“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八月诏曰:‘先是,祠部给僧尼牒,并传送诸州长吏亲给。如闻吏缘为奸,募人以缗钱市取,赍以至外郡卖焉,得善价即付与之。自今所在宜奉行前诏,违者重致其罪。’”
据第一条史料,僧尼向政府缴纳百钱获取度牒的行为,能否视作宋代官方鬻牒之始?
需要说明的是,太宗时期,僧尼合法出家的途径有“试经度僧”、“特恩度僧”两种。“纳百钱”的行为是发生在“试经度僧”、“特恩度僧”之后,是以试经合格或享受特恩为先决条件,并非纳钱即可获得度牒。其次,关于“鬻牒”的定义,赖永海在《中国佛教通史》中指出:“真正的‘鬻卖度牒’指的是将进纳金钱作为获准度僧的唯一条件。”该书中也谈到了“每道纳钱百缗”的问题,认为:“僧尼以这种名义所纳的百钱仅仅是手续费,不能算作‘鬻卖度牒’”。[2]204也就是说,度牒的制作,本身就含有一定成本,而将官方收取成本费的行为视作鬻牒的开端,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据第二条史料,文中提到“僧尼牒”,这能否算作度僧牒?
按《宋会要辑稿》道释二,开坛受戒之一,太平兴国八年八月条,“诏:‘自今后诸处申请祠部戒牒,当职官交付本处进奏知后官讫,具限以闻。知后官等获时,如法封角,递赴本处讫,具状申报。兼下诸路转运司及本属转运司、州、府、军、监遍行逐处,委长吏即时勾集给付讫,分析申奏。’先是,州市吏为募人,以缗钱市取,赍以至外郡,卖得善价,即付与之,故命条约。”[3]
对比《宋会要辑稿》中这两处记载会发现,职官一三祠部与道释二开坛受戒所载为同一件事,且后者指的显然不是度僧牒,而是戒牒。戒牒,是僧司或地方官府颁给僧尼,证明其受戒剃度真实性的身份证件。度僧牒,是官方发给僧尼的合法出家证明。在宋代,戒牒虽与度僧牒、六念牒共同构成僧尼合法出家的凭证,但不能够因此将戒牒等同于度僧牒。此外,地方官吏私售戒牒属于非法,自然就不能视作官方鬻牒行为。
因而,宋代官方鬻牒,并非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
二、仁宗嘉祐说
明确提出宋代官方鬻牒始自仁宗嘉祐年间的是清代学者黄以周。他在其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长编拾补》)神宗熙宁元年七月戊戌条中写道:“鬻度牒始自嘉祐,至治平总十三年,给七万八千馀道;熙宁初至八年九月,给八万九千馀道”。[4]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鬻度牒始自嘉祐”一句,究竟是出自前人的著作,还是黄以周的个人论断。参校《长编拾补》中所引《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以下简称《编年备要》)、《宋史全文》等著作,均不见“鬻度牒始自嘉祐”,则此句当为黄以周之个人论断。
其次,《长编拾补》中嘉祐年间度僧牒数的史料来源正是《编年备要》。参考南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第十八,熙宁元年秋七月条:“嘉祐至治平总十三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初至八年九月,给八万九千余道。”[5]412可知,黄以周提出宋代官方鬻牒始自仁宗嘉祐年间的结论是源于此条记载。关于此条,顾吉辰在《宋代佛教史稿》中认为:“陈均系南宋光宗进士,相去北宋仁宗嘉祐年间长达150年左右,他的这段仁宗嘉祐年间出卖度牒的记载,又不注明材料的来源,这更增加了人们对嘉祐说的怀疑”。[6]所以,黄以周依据嘉祐至治平的这条史料便断定“鬻度牒始自嘉祐”,似有不妥。
另外,《长编拾补》熙宁元年七月戊戌条中疑误较多,如:“《编年备要》: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省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4]此处并非出自《编年备要》,而是出自《宋史全文》。同文,“据《编年备要》与《长编》两歧”。[4]查《编年备要》与《长编》,两书均认同熙宁元年说,不存在分歧。故《长编拾补》中有关宋代官方鬻牒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
虽然在《长编》神宗熙宁八年九月辛巳条中,也有嘉祐至治平时期的度牒数量记载,原文如下:“上批:勘会今岁卖度僧牒数进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总十三年,给七万八千余道;死及事故,八万六千余人。自熙宁初至今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死及事故,六万一百余人。今岁正月止九月,给五千二百八十一道。”[7]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熙宁八年九月辛巳条,其出现时间是神宗时而非仁宗。遍查《宋会要辑稿》、《长编》,也没有找到仁宗朝的任何鬻牒记载。因此仁宗嘉祐说仅是一种并无确凿史料支撑的可能。
又或有以《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国用考四·赈恤篇为据:“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令,其德厚矣。灾之所被,必发仓廪赈贷,或平价以粜;不足,则转漕他路粟以给;又不足,则诱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灾甚,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或百万石济之。”[8]认为此条亦可证明宋代官方鬻牒始于仁宗时。此说或出于误会。按《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货上六·振恤篇,“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庆历初,诏天下复立义仓。嘉祐二年,又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疾贫者皆有所养。累朝相承,其虑于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而又一时牧守,亦多得人,如张咏之治蜀,岁粜米六万石,著之皇祐甲令”。[9]4337仁宗时也没有任何鬻牒的记载。并且在振恤的开篇部分,有“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不足,则遣使驰传发省仓,或转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劝谕官吏,许书历为课;若举放以济贫乏者,秋成,官为理偿。又不足,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石,或百万石济之。”[9]4336与《文献通考》所载相近,只是前后顺序不一。而据李心传《旧闻正误》保留的实录片段,“[案]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赐陕西转运使度牒千道,籴谷赈济。”[10]26说明《文献通考》中提到的鬻牒当是指英宗治平四年之事。只因《文献通考》将仁、英二帝统而论之,故给人以宋代官方鬻牒始于仁宗的错觉。
三、治平四年说与熙宁元年说
关于宋代鬻牒始于何时的问题,其争论主要集中在治平四年说与熙宁元年说。前人对于这两种说法的态度,有的将两种说法并存,有的则是支持其中之一。
《宋史全文》与《佛祖统记校注》均收录了治平四年说与熙宁元年说的史料。《宋史全文》卷十一:“(熙宁元年七月)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欲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卖度牒盖始此年。”[11]368卷十七上:“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渡江后军兴费广,用度多仰之。”[11]659《佛祖统记校注》卷第四十六:“七月司谏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乞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圣节恩赐,并抑裁损。鬻牒自此始”。[12]1086卷第五十二:“自治平末,始卖度牒,旧以黄纸伪为者多,至是户部朱异奏:令僧道用敕绫牒。”[12]1221将两种说法并存。
李心传依据宋朝实录的记载,否定熙宁元年说,支持治平四年说。
熙宁元年说,主要以神宗熙宁元年七月戊戌日,知谏院钱公辅请求朝廷鬻牒济急为依据,认为宋代官方鬻牒始于此时。此说最早见于《长编》,原著已散佚,但在李心传《旧闻正误》中有保存,原文如下:“熙宁元年七月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请自今恩赐度牒皆减半,从之。注,前此未尝书卖度牒,因公辅言,表而出之。鬻度牒盖始此年”。[10]26有学者以《宋会要辑稿》方域九·广州城之四月二十三日内容,否定熙宁元年七月说[16],经查对原文,系误读。
《群书考索后集》认同熙宁元年说,书中卷六十三·财用门·鬻僧类有如下记载:“神宗熙宁元年七月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若于无事时,立为陈乞恩例,则亦可惜。欲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卖度牒盖始此年。前此未尝书卖度牒,因钱公辅言,表而出之。”[13]
《编年备要》也认可熙宁元年说:“(熙宁元年秋七月)初鬻度牒。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济急。乞自今裁损圣节恩赐,以限剃度之冗,从之。鬻度牒始自此”。[5]412
李心传并不认可《长编》中“鬻度牒盖始此年”的说法。他在《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中注曰:“长编云:始于熙宁元年秋,盖误。”[14]在《旧闻正误》中,李心传也谈到:“按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赐陕西转运司度牒千,籴谷振济。此云始于熙宁元年,盖误。”[10]26
需要注意的是,引起两种观点争议的,当属“鬻牒盖始此年”一句。而其出处,最早见于《长编》注文。李心传看到的《长编》,是存在注文的,却并不一定为李焘所写。或许《长编》原文并无“注”以后的文字,即“熙宁元年七月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请自今恩赐度牒皆减半,从之。”[10]26只是后世学者在传抄过程中,均录有类似“鬻牒盖始此年”的注文,遂成为宋代官方鬻牒的一种说法。所以,熙宁元年说的可靠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治平四年说,主要以宋朝实录中的史料为依据,认为宋代官方鬻牒始于英宗治平四年。宋朝实录虽然早已散佚大部,仅剩《太宗实录》残本,但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中,保留了英宗朝的片段:“[案]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赐陕西转运使度牒千道,籴谷赈济。”[15]在《宋史》本纪第十四·神宗一中,也有相似记载:“(治平四年冬十月)庚戌,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9]267
英宗治平四年十月,朝廷赐陕西转运司度牒籴谷赈灾,是已知宋代官方鬻牒的最早记载。《宋史》中的史料又主要取材于国史、实录,则宋代官方鬻牒始于治平四年的说法是可信的。
通过对前人观点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宋代官方鬻牒始于何时的问题上,一些学者结论出现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度牒制度缺乏足够的了解,混淆了度牒与鬻牒的概念。有的学者则是因为解读文献出错,未能认真考证史料而导致结论谬误。综上所述,宋代官方开始鬻牒的时间,当是在英宗治平四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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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李心传.旧闻正误[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1](宋)宋史全文[M].台北:台湾商西北畜牧改良场——全国经济委员会管理时期
孔繁陈(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兰州  730030)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起一直关注开发西北问题,但限于经济能力有限和革命形势艰难等因素,对此有心无力,直至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情势才有所转变。鉴于畜牧业在西北及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夏河甘坪寺设西北畜牧改良场,开展畜种改良、饲料栽培、畜疫防治、畜产加工和畜种推广等工作,颇有成效,后来因战时政策调整先后划归实业部、经济部和地方政府而几度更名最终为甘坪寺种畜场。该场设立期间因技术问题、设计问题或资金缺乏等原因使其未能实现预期设想工作目标,但揭开了民国政府对西北畜牧业开发的序幕,在当时的畜牧生产中发挥了极大的示范作用。
一、机构设立
1933年10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职掌全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实施事项。宋子文为常务委员。[1]1934年4月,宋子文在对陕甘宁青四省考察之时指出畜牧业对于西北各省的人民经济极为重要,而畜牧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畜种改良,于是开展畜种改良工作,拨款30万元作为兽医及改良畜牧的经费。[2]对于畜种改良国民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国营种畜场,主要途径是政府投资、中央各部委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旨在通过利用国营畜牧场的优势从国内外引进优良种畜,以改变这里畜种严重退化的不利局面。
1934年5月,西北畜牧改良场筹备处在兰州成立开展工作,全国经济委员会经考察后,于9月在甘肃夏河县的甘坪寺设西北畜牧改良场,场长为粟显倬,以下简称改良场。[3]9月26日,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十次常务委员会决议通过了农业处函送西北畜牧事业工作计划大纲及改良场组织规程各草案。[4]根据章程该场具体工作为畜种改良、饲料栽培、畜疫防治、畜产品调查与加工、种畜示范及推广。[5]设置技术员2~5人,办事员1~3人,可自行考虑任用雇员,职员由场长呈请农业处派充,呈报全国经济委员会备案。[6]
二、畜种改良
粟显倬之前到甘肃、青海调查牲畜时发现西北羊种肉质极佳但年产毛皆不足五斤,[7]较之当时的美利奴羊每年剪三次毛,每次十五斤而言,[8]我国所产羊毛品质和产量上都有很大差距。于是在畜种改良方面以改良绵羊为主、改良黄牛为辅,先从事本地优良土种分级选购及选种法改良,继而逐渐引进外国优良畜种,分别用近亲远亲繁殖法杂交试验改良。[9]制定计划种畜编制为美利奴种羊100头,本地土种羊1000头,外国种牛20头,本地种牛150头,伊犁种马25头,本地种马100匹,驴50头,藏獒10只。[10]
1934年底,改良场就原有牲畜“从事采选优良种畜,计已选种羊千余头,毛(牦)牛百余头,马六七十匹,此外尚拟多买羊种及繁殖骡种”。[11]1935年5月,改良场派出人员赶赴川边之觉科加选购优良公马157匹,母马5匹;赴青海南部苏湖选购种牛、种羊,赴泾川、平凉、镇原等地选购种牛、种驴等。[12]地方种畜购运到齐后,着手订购外国优良种畜。
1935年5月,改良场派出人员前往南京呈请经委会农业处向上海何丽园乳牛场购纯种霍爽斯坦种牛,并加以检验,运场研究杂交配种并运送到场,[13]用来与本地黄牛杂交,想增加乳产量。又会同农业处特派员在美国购买“黑福特种牛二十四头,伦博莱种羊一百头,具属品质优良者”,[14]运到上海后就转运至安徽石门山暂时寄养,1936年又在上海何丽园乳牛场购买荷兰乳牛15头,也在石门山种畜寄养所饲养。[15]从美国引进兰布里羊、考力代羊、美利奴羊数百只,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绵羊没到西北就已死亡大部分,余下的一小部分划归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为试验所用。[16]又从南京汤山中央种畜场引进从美国引进的纯种美利奴羊到该场,用以改良当地之藏羊。
但到1936年8月,因战争和交通不便当时实际饲养规模为马122匹、牛56头、羊256只,耕地40亩,房屋15间。马鹤天考察后称该场,“惟仅有空名,一切尚未实施也。”[17]
三、饲料栽培
饲料栽培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饲料牧草的改良使游牧转变为圈牧,改变靠天养畜的落后方式。在饲料栽培方面,该场拟“先从试验着手,即在各区域内进行观察及采种,然后再确定何等牧草适合于何地面推广”[18],如此才能“解决西北牧草供给问题”,[19]选定八角城、兰州、平凉、临潭、松山、天水、山丹等作为牧草实验地点。[20]与上海洋商接洽订购各项农具,以便耕种,从美国购买牧草种子15种,分别在上述各地及宁夏的洪广营等地做比较实验,找寻适应西北的牧草种子。[21]
1935年9月,水利专家李仪祉致电全国经济委员会,提议在西北各省山坡之地,种植苜蓿防治黄河两岸水土流失,且有助于改良牧场饲料[22],为了方便采集苜蓿种子,在甘肃设立苜蓿采种园,一个是八角城采种园,截至1936年度,已种植苜蓿100余亩;一个是松山采种园,。所需苜蓿籽种主要来源于秦安、天水一带。[23]自1935年改良场种植苜蓿以来,收获种子较多,西北各处索取籽种者甚多,1936年春季,将收到苜蓿牧草各种,分赠各处种植,请其试验以资比较。
四、畜疫防治
鉴于改良场与西北防疫处的合作关系,因而对该地实地调查是畜牧改良场应尽的职责,有利于防疫计划的实施。1936年5月,在场长粟显倬的率领下自兰州启程前往夏河甘坪寺一带作兽疫之调查,历时20天。期间,对病死羊、犬、牛、马作尸体解剖,以找寻病因等。发现牛之疫病为牛疫、传染性肋膜肺炎、口蹄疫及炭疽;羊之疫病为炭疽、羊痘、口蹄疫、内寄生虫、疥癣、喉肿及头肿;马之疫病为炭疽、鼻疽及疥癣,除内寄生虫发于春季外,其余各病随时皆有可能发生。[24]
五、畜产加工
1936年1月,畜牧场派技术员陈骅声前往各产毛区域和毛织中心实地调查,并撰写报告,以了解各地羊毛产销和毛织情形。同时还对兰州地区牛乳产销情形也做了调查,以为牛乳制造试验作参考。[25]该场还购置新式剪毛机,以提高羊毛品质。“该场鉴于土法剪毛,技术不精,影响羊毛品质产量者甚巨,故特向美国订购新式剪毛机四箱,现该机业已抵沪,即将运场备用。”[26]还拟订修筑洗毛厂和毛纺织厂,向甘肃省政府呈请划定河北庙滩子为新址,责成技士陈骅声筹备建筑厂址,机械设备已全部运兰州。[27]同时派陈骅声等人前往青岛、北平、天津等地考察织毛洗毛情形,以资借鉴。[28]将来洗毛厂成立后,当地农牧民如有毛品改良洗涤,该场均可代办,仅收取些许工费而已。[29]
乳牛实验室工程于1936年开始动工,其他如羊毛实验室及种畜场驻兰通讯处办公室等亦陆续开工。[30]由该场技士陈骅声负责工程建设事宜以及机器设备的购运事宜。各项应用机器已陆续运抵兰州。[31]
六、畜种推广
为提升当地牧民群众思想,改良场于1935年10月“派技术人员,向本境人民宣传,并选择畜种分向民间牲畜交配”,[32]以求用实际案例向牧民展示畜种改良之成果。但由于该场地理位置,太偏僻,效果不甚明显。
七、沿革变迁
1936年,蒋介石提出《变更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调整案》,因为全国经济委员和实业部都设有农业事项机构,职能重复,计划将改良场移交实业部掌理。[33]1936年7月1日,实业部接受畜牧改良场所办事业,并改为西北种畜场,仍任用粟显倬为场长。乔玉琇曾担心元全国经济委员会对改良场计划实行的方案会遭到影响,[34]然而所担心之事并未成为现实,实业部并未推倒重来,而是延续之前未办之事业,强调“关于应办事项,一概仍旧”,[35]这使得西北畜牧业的改良计划得以延续,并未因机构的变化而停滞。
1938年1月,由于实业部改为经济部,西北种畜场成为经济部西北种畜场。
后因为抗战影响,西北种畜场由甘肃省建设厅接管。1938年秋,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该场归其管理。[36]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将经济部西北种畜场改为甘坪寺种畜场。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甘坪寺种畜场改为“甘肃省甘坪寺种畜场”。[37]
1945年1月1日,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成立后,接管农改所西北种畜场用作畜牧研究,改称为甘坪寺畜牧试验场,[38]一年后因经费不足牧研所将该场交回农业改进所。[39]
1949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接收了甘坪寺种畜场,改名为甘肃省农林厅甘坪寺种畜场。1962年因故撤销。[40]
八、总结
1934-1936年7月,在抗战建国和开发西北的大背景下,全国经济委员会于危难时刻,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资金,与各部门积极合作,进行西北畜牧改良的工作,设置改良场,以此机构为中心开展工作,使得各项工作能够有所依据。当实业部接收改良场后,没有推倒重来,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难能可贵。但其中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如西北畜牧改良总场的场址地理位置偏僻,黄正清曾言,“夏河居甘省西南,地势多山,蜿蜒屈曲,跋涉艰难,实为交通不便中之尤不便者”,[41]运输物资极为困难,尤其是未考虑当地实际情形,如冬季大雪封山,往来交通断绝,致使后来种畜不得不移往甘肃分场,事业重心也随之转移,场址选择不可谓一大失误。且业务范围与其他部门重合,正如蒋介石所言,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农业方面与其他部门所涉及业务多有重合,在具体实践中降低了行政效率,如成立培养兽医人才班,改良场与西北防疫处因经费担负不均问题,暂缓进行,[42]后双方协商各承担半数,问题才得以解决。尽管如此,全国经济委员会在西北畜牧改良中所做的工作为西北畜牧业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也应该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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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政治成绩统计,1936(5)115
[16]尹洁.西北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17]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18]西北诸省地旷人稀……,农业周报,1936年第5卷第13期,第298页
[19]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年第6期,第145页
[20]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年第9期,第156页
[21]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年第5期,第141页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23]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年第12期,第134-135页
[24]甘坪寺一带兽疫调查.新青海,1936年1、2期合刊,第87-90页
[25]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6年第1期,第134页
[26]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4年第7期,第156页
[27]西北种畜场最近工作.申报,1936年9月14日
[28]一月来之工业:兰州将设洗毛厂.中国实业,1936年第2卷第3期,第2932页
[29]国内:工商:经委会拟在兰州设洗毛厂.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第5卷第2、3期,第62页
[30]实业部筹设西北洗毛厂:改良毛织.西北导报,1936年第2卷第7期,第19页
[31]半月来之西北简讯:其他.西北导报,1936年第2卷第7期,第36页
[32]畜牧事业之改进.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年第10期,第137页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34]乔玉琇.为改良西北畜牧所望于实业部者.新青海,1936年第4卷第10-12期,第37页
[35]西北种畜场的扩充计划.农村副业,1936年第1卷第7期,第44页
[36]毛光远.民国时期边政的窘境:西北种畜场与夏河藏区社会.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37]侍建华.甘肃省第一所农业科研机构一甘肃省农业改进所的沿革变迁.古今农业,1994年第2期
[38]介绍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牧兽医月刊,1945年第1、2期合刊
[39]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关于报甘坪寺畜牧试验场1945年度经费收支清册及财产清册的呈,1946年4月2日,甘肃省档案馆,档号:027-002-0218-0001
[40]丹珠昂奔.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234页
[41]马振犊.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42]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年第7期,第1156页

收稿日期:20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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