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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玉琴 桂系与西安事变研究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0-04-25 07:19:34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万玉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广西桂林  541001)

 广西桂系和广东粤系以抗日旗帜发动的“两广事变”,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而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及善后处理过程中,桂系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坚持政治解决、反对内战,为“西安事变”的和平结束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桂系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为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抗日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事变。在“西安事变”发生及和平解决过程中,广西桂系的作用不可或缺。本文拟对这一作用作粗浅的探讨。

一、桂系发动的“两广事变”,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两广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广西的桂系、广东的粤系为反抗控制国民党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的消灭异己政策。虽然“两广事变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它对全国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对“西安事变”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两广事变”前后,桂系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遥相呼应的密切关系,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力量。“两广事变”爆发前,桂系就与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就有了来往。在1934年,桂系首领李宗仁就主张联络张学良,共同抗日反蒋。1936年初,张学良秘密派解方抵桂,探询桂系的政治态度。李宗仁、白崇禧分别会见了解方。“两广事变”即将爆发时,张学良、杨虎城专门派人到天津打听具体情况。杨虎城认为,西安如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就有可能达到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目的。

“两广事变”一发生,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密电,询问他们对“两广事变”的态度。随后派刘仲容持密信到西安交张学良,希望西北方面予以配合。张学良表示“只要是抗日,一定支持。”[1]。为此,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来,蒋介石以金钱、官位为手段,击败了广东粤系。广西桂系在独力支撑危局的情势下,向张学良特使表达了坚决抗日反蒋的斗争决心“广西抗日主张不会变,广东垮了我们干,必要时候我们可以上山。希望张先生在西北有所作为。”“两广事变”结束后,双方约定加强联系,“将合作的希望寄托在以后。”[2]

桂系与张学良、杨虎城在“两广事变”前后所建立的密切联系,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外在的支持力量。

第二、“两广事变”促进了西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这三支西北主要抗日力量的团结合作,是西北抗日局面形成的关键。“两广事变”使中国共产党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为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在建立抗日族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扫清了障碍。同时,“两广事变”促使杨虎城改变迟疑、委蛇态度,下定决心联共抗日。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桂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西安事变”期间,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早在事变爆发前的十几天,张学良就密电广西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请广西方面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已在为发动事变做准备。由于事变来得突然,对很多情况不了解,桂系最初反应是非常谨慎,白崇禧没有前往,但基本上是倾向张学良、杨虎城。桂系一方面要刘仲容:“多方了解情况,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电告。”[3]另一方面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达全力支持之意。事变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致电李宗仁、白崇禧,询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其意是促桂系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尽力阻止桂系与西北方面的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回电认为:事变的发动缘由“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是“情有可原”的,充满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同情。

随着事态的发展,桂系为应付“西安事变”后复杂的政治局面,急需提出自己的主张,向国内外表明自己的立场。为此,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召开桂系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员开会,商讨对策。而在此时,黄绍竑,曾经的桂系“三巨头”之一,给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电报,要桂系“以大局为重,共挽危机,勿乘人之危,勿为日本侵华制造机会。”[4]李宗仁、白崇禧考虑再三,决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主张政治解决、和平解决。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决议。1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以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讨伐“叛逆”的张学良、杨虎城。出动空军轰炸渭南、三原等地,内战的阴云笼罩全国。多数地方实力派不敢公开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桂系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联合李济深等在16日夜向全国发出通电,赞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提出了处理事变的具体方针:一是西安事件主张用政治解决;二是建立统一抗日战线,对日宣战;三是反对独裁,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四是出击西安的中央军,迅速移开绥远前线;五是广西军一部北上进行援绥。[5]与此同时,桂系的主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琪翔等人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的行动。

第二、在“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中,继续致力于消弥内争共图对外,反对内战。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后,立即违背他在西安的一切承诺,扣押张学良,推行以拆散西北“三位一体”抗日同盟为目标的所谓“善后处理”方案,调动近四十个师的中央军准备武力进攻西安。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方面的矛盾又一次推到顶点,国内形势又回复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时的紧张局面。为缓和双方的对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问题,桂系全力支持杨虎城,并联合各方,呼吁阻止内战发生。

桂系积极联络各地方实力派,拟共同向南京国民政府进言,吁请中央军停止进入陕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善后创造条件。1月12日,李宗仁电刘仲容转阎锡山,请阎锡山领衔,四川、广西副署联名发出通电,但阎锡山没有回应。同日,李宗仁致电云南龙云,谓“自中枢规定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公布后……,陇海道上征车频繁,潼关以西刁斗相望,战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故“吾辈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为目前地方安宁计拟向中央联名进言,以期消弥内争共图对外。[6]龙云以“至甫澄已有通电主张,此时无再联名之必要”为由拒绝。李宗仁又与四川刘湘联系。于15日由刘湘领衔,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向全国发出吁请中央军停止进入陕消弥内乱共同对外的通电。电文说“中央部队仍续向西安压迫”“设不幸激起内变,恐张杨所部挺而走险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国事前途,宁堪设想。”桂系电文请求采取政治解决,承诺共同抗敌救国。桂系的这些努力,体现了在国难当头之时桂系抛开党派利益和个人恩怨,将消除内战、团结抗日放在首要位置,为“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提供了推动力。

总之,桂系为图自保而发动的“两广事变”,以及抗日的策略,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准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舆论、民众等基础。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桂系顺应历史潮流,主张政治解决和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反过来给予桂系正能量,使桂系能够举广西全省的物力、人力,投入到伟大抗战之中。

 

注释:

[1]刘仲容.西安事变的回忆.广西文史资料选辑9辑第52页

[2]《西安事变资料》2辑第166页

[3]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73辑第32页

[4]龙泽应.西安事变时桂系的态度.广西文史资料17辑第159页

[5]《广西文史资料》19辑第238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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