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安徽博物院  安徽合肥  230031）

鲜卑民族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大转型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在当时社会现实的驱动下，包括拓跋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民族相继步入了汉民族的封建化道路。

鲜卑的汉化在部落联盟时期便已开始，檀石槐建立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之所以能兵强马盛，让各部臣服，不可忽略的原因是当时有很多汉族士人逃往鲜卑，充当檀石槐的“谋主”，为之出谋划策，同时汉朝边塞管理不严，许多铜、铁兵器等物质被偷运出去，这些无不提升了檀石槐军事大联盟的文化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在北魏王朝的前身“代”政权时，拓跋鲜卑的汉化更是大大加深。什翼犍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学习了很多中原的典章制度，回到“代”以后，仿照同时期的晋朝，设置百官分管政务，又制定法律，规定各种罪行。

太祖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后更是加快了汉化历程，他召集儒生，对当时不同版本的儒家经典进行编辑和整理，“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此后，重视儒学始终是北魏王朝的基本国策。经过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三任国君的努力倡导，儒学得以在北方地区复兴和传承。至拓跋焘时期，北魏王朝复兴儒学的政策初见成效。拓跋鲜卑全面汉化表现在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孝文帝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上的整顿吏治、变革税制、改革官制、迁都洛阳，还包括经济上的行均田制、创三长制、改革租制，最直观和典型的还是是文化层面上的改革，具体表现为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方面。

迁都平城后的北魏王朝，虽然统治者仍是拓跋氏，然而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与盛乐时代拓跋氏政权相比较，新建立的北魏王朝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在都城建制、政治制度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特征^[1]，还大力推崇儒学、争夺中华正统则为北魏王朝塑造了中原王朝模式的政治灵魂和文化精神。平城和洛阳时代的北魏，真正实现了由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华丽转身。这时期的北魏，还有三个典型性的特点：草原丝路重镇、后宫干政现象和佛教发展。以这三个特点为线索，能侧面梳理出北魏平城和洛阳时代的汉化和发展脉络。

一、草原丝路

北魏时期的平城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沟通枢纽，这一时期的北魏平城与周边国家有着密切联系，也形成一条以首都平城为重要节点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域诸国使节从新疆经河套、包头、呼和浩特至大同和北魏往来，西域的商人和商品也随之进入平城。《魏书》记载了当时中亚、西亚、西域46个国家共109次的朝贡记录，除了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外，还有包括官僚、姻亲、商人、僧侣以及工匠、伎乐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今天大同南郊建筑遗址挖掘出来自萨珊的银洗、银碗、波斯风格的银盘、银杯等，云冈石窟也有大量西方建筑元素，这些都是草原丝路在平城留下的鲜明印记。

平城还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古代平城往北三十余公里是游牧文化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往南过了雁门就是传统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期处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接壤地带，不同的利益纷争常引发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战争与冲突，不同的文化，也在碰撞中孕育了大同多民族和多元化的边塞文明。这种边塞文明，不仅表现在拓跋鲜卑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还表现为一大批游牧民族的器物或文化对农耕文明的影响，如“胡床”改变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胡琴、琵琶、歌舞杂技丰富了中原的戏曲文化。总之，正是这种中外、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才能使平城从一个边陲重镇，迅速演变为新兴王朝的京师，迅速聚集百万人口，形成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

二、后宫干政

后宫干政^[2]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普遍现象，纵观中国历史，从战国秦昭王时期芈太厚开始摄政事，到清末慈溪太后的垂帘听政，后宫干政现象一直延续不断、屡见不鲜。鲜卑拓跋部作为一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有着浓厚的部落色彩，平城时代的拓跋鲜卑，刚脱离氏族社会不久，受氏族制遗风影响，妇女在生活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使得女性在北魏王室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后宫干政现象更为严重。

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其养母窦氏被封为太后，窦太后不仅能总理皇宫内务，而且在国家危难之中能挺身而出，抵抗柔然的入侵，保卫平城。拓跋焘晚年被身边宦官宗爱谋杀，宗爱拥立南安王拓跋余继位，后又将之谋杀，期间宦官宗爱一直把持朝政。直至大臣发动兵变，拥立十三岁的拓跋濬继位，即文成帝。拓跋濬养母常氏被尊称为太后，从此，常氏便将年幼文成帝控制在手，干预北魏政治十余年。当然更为人所知的是后期冯太后的摄政，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值政局动荡，冯太后临朝听政。献文帝暴崩后，冯太后又拥立孙子拓跋宏即位，成为太皇太后，二度临朝称制，扶持孝文帝十四年，成为北魏中期全面改革的实际主持者。这种后妃干政现象从平城时期一直延续到迁都洛阳后，北魏末代皇帝孝明帝即位后，尊其母后胡氏为皇太后，胡氏临朝听政，权势遍布天下，淫乱纵情，为天下人厌恶，文武官员人心涣散，各地叛逆作乱，北魏政权也土崩瓦解。

二、佛教发展

在拓跋鲜卑活跃于塞北草原时，对佛教知之甚少，佛教也未能在拓跋鲜卑部落里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北魏入主中原后，为了更好地适应在中原地区统治的新形势，从拓跋珪开始，大多数帝王都极力地将佛教拉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中，大力地支持佛教发展。

道武帝拓跋珪曾“作五级佛图”、“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等，还派人赠给僧人送钱财、衣物等。第二代皇帝拓跋嗣“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虽然佛教在第三代统治者太武帝时期执政期间，因参与到当时的政治纷争中而遭受到最严酷的法难，北方佛教险些被根绝。但文成帝即位后，便颁布了复兴佛法的诏书，佛教重新焕发生机。第六代统治者拓跋浚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执政六年后为了研习佛理禅位于太子宏，专心阅览诵习佛经。第七代孝文皇帝在平城时期就大力推动佛教发展，兴建了鹿野寺、建明寺、报德寺等佛寺。继任者宣武帝则以大同云冈石窟为依据，在洛阳南边的伊阙山开凿石窟，即后来的龙门石窟。第九任统治者孝明帝在位期间，佛教发展更是急剧膨胀，当时倾其国力修建的永宁寺，既是北魏崇佛达到狂热的标志，也是北魏裂亡的开始。迁都洛阳后的孝文帝及其后期继任者更是把佛教发展到极致，寺庙和僧尼数大增，史料记载，至北魏末年，“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随着永宁寺塔的轰然倒塌，北魏最终走向分裂。

佛教之所以在北魏，尤其是迁都洛阳后有如此发展，有多种因素导致。首先是文化层面，北魏统治者想获得中原士族的支持，扩大统治基础，而佛教是吸引汉族士大夫的重要方式，所以受到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其次佛教宣传的众生平等观念对于民族融合具有独特的作用，众生平等观念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平相处的，更是成为联系、沟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这也是北魏统治者热衷发展佛教的重要原因。当然，政治的考量也是必不可少的，佛教的因果轮回的观点可以让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被奴役的现状，百姓相信“来生”，佛教还宣传要求人们消灭欲望，忍耐顺从，刻苦修行，注重精神世界的修行而忽略现实的矛盾，这对北魏统治者无疑是有好处的，理所当然得被大肆宣扬。

拓跋鲜汉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草原丝路重镇的形成、后宫干政和佛教的发展无不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使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开垦荒地，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更在政治上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为后来隋唐时期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注释：

[1]在大同都城建设方面，道武帝时期，着力营建权力的中心西宫，太武帝时期，随着太子监国制度的确立，增建了新的政治中心东宫，孝文帝时期，在宫城的中部建造起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宫城和举行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的“名堂”等建筑。

[2]此处的后宫不仅泛指皇太后、皇后及诸嫔妃等后宫女子，还包括为皇帝和后妃服务的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