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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怀清 古代汉字音读与注音的变化发展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20-06-23 09:38:58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朱怀清(凯里学院  贵州黔东南州  556011)

听觉符号和视觉符号与对象意义的结合,是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语言符号是文明的承载工具。而这种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是怎样的结合在一起更有利于当世和后世人的释读,既是语言学的任务,也是文化解读的任务。怎样的音读和注音,反映出因声求义的程度,这也是令后人极力探索的地方。梳理出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发展有一下几个方面:造字初期的谐声音读;对声音的描写;以字注字;反切法。

关键词:汉字音读注音

 

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它首先应该是表音的语词形式。肢体语言可能是人类最早出现的交流形式,它也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消亡而消亡,但不是我们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它在人类语言的长河中始终是辅助的地位。语言最方便的表达是声音,所以声音一直是语言最主要的形式,没有了声音,人类便无所谓语言(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其它动物的语言)。所以语言是由两个要素组成——意义和声音,它们在创立之初遵循着任意性原则。如果只是仅仅为了日常的交流和表情达意,这种意音结合的语词的表达形式,可能就没有必要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随着人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经验的累积,以及文化传承的需要等等,经验和文明文化需要有固定的形式承载下来,继承下去,而声音的形式稍纵即逝,也容易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得与原来的本义不同而走样,因而文字变应运而生。文字由三个要素组成——意义、声音和视觉符号形式。所以说,汉字是意音文字,这一点是有商榷余地的,现实中的任何语言都是意和音的结合,无论我们所说的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都是这样,当用符号来固定它们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符号文字,包含了形、音、意。语言还没有形式符号出现以前,它是通过声音这种耳听的形式来表达意义的,它不存在读音或注音这一额外的负担,当记载信息、传承经验和思想的符号产生之后,对符号的认读和注音才有了意义,这种负担是必然的,也是人类文明化的“代价”。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的语言的产生,起初都是象形的形式变化而来,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象形的程度降低,表音的成分增加,汉字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之后,形声字就占了百分之九十。所以古人在创立语言文字之初,就一直在注重注音或读音的变化发展。我们体认一个语言的符号的同时,声音和意义是同时反映在我们头脑这个机能中的。

一、造字初期的的标音成分

除了象形、指事、会意是早期文字创制的三种主要方法外,形声字的声符更加担任着文字孳乳的重任,因为声音是语言的显著特征,它在孳乳文字之时,不仅起到了示源性的作用,而且担任着注音的作用。比如“工”这个字,它是一种工具,具有规范事物的性质,读音为“古红切”。当人脱离了自然属性,而转向为社会属性时,早期的人类要对自然进行规范,从而为人类生活服务,于是人类的各种生活用品便制造出来,以利于人们的生产和活动。用手的力量反复去规范一种事物,这就是做“功”,反复击打即是“攻”。语言的声音阶段是只有“古红切”的“工”音,当我们去规范、反复击打制造所需要的不同的生活用品对象时,就会形成各种的生活用品,我们会用黏土制作盛水的陶器用品,用线串连兽皮制作衣物用品,等等,这时只有“工”音,没有文字符号,多种语词单位是音同而义有别。当这种反映不同事物的同音语言大量累积时,便有了区别它们的需要,特别是文字符号出现之后,更加迫切,于是有了上面事物相对应的“缸”、“红”等形符的创制。这一系列的字的声音的区别在文字孳乳时期是相同的,也没有形符的区别,一个“工”字承载了很多意义。后来随着交际的扩大和文字语言的运用,便有了声音相区别的辨义作用,也增加额外的义符来表示不同的含义。从它们的发音部位相同看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系列的谐声字,这就是谐声系统,段玉裁“一声可谐万字”的原理反映的就是这个时期语言的读音或注音方式。“工”不仅示源示义,而且标音。从“木”之字,反映了我们人类生活中一个普遍的视觉所及的范围现象,如“松”“柏”“榆”“槐”等,左边的“木”表意,右边的符号标音。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些字的意义,而且能够读出其字音来。区别性特征的声符和义符在一定时期可以说是同时产生的。

象形指事会意穷,而以形声为之,形成了系列谐声之字。有抽象不能为之之字,则以音同音近之字假借之。比如“其”字,本是象形指事之字,在表示猜测语气之词时,无法为之创造,如古汉语的“其是之谓乎!”的语气词“其”,就借用象形字“其”来指代。“其”的原本意义则加一形符“竹”字头来表示,即“箕”。我们在读先秦两汉出土文献时,大量的假借字首先提供给我们的就是字的声音的信息,不仅正字可以“因声求义”,而且这种假借字是必须要“因声求义”的。

二、文献中的描写譬况标音法

早期的语言现象和理论为我们认读字音提供了基础,而先秦以来的韵文为我们了解语音的规律提供了可能,再加上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一脉相承,方言和各种语言的地域保存和接触等为我们拟测古音也提供了现实的样板。因而,音系的建立在汉字系统中得以尽可能的完善起来,它为我们解读汉民族古籍中丰富的语音现象提供了坚实保障。如《左传》中有一则“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的故事,“谋未发而闻于国”,原来是他们两个人在台上商讨此事时,被不远处的扫地的杂役看到,虽听不到声音,但能从其口形判断出来,“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管子》:“视二君在堂上口开而不合,言莒也。”《吕氏春秋》:“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呿”、“吁”和“莒”三个字,我们现代汉语读为撮口呼,在上古音为开口,鱼部,主元音为[a]。这是元音高化而造成的古今音的巨大差别。

又如,《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我们知道,语音有四要素,即音高、音长、音强和音质,所谓“长言”“短言”即是指音的长短,现代汉语方言中很少用音的长短来辨义,“齐人语”的这个现象在古籍中也很少见。又宣公八年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这种注音可能指的是舌的发音部位的前后的不同。当有方言地理位置上的空间差异,再加上时间上的间隔上千年,我们很难把握这种描述性的语言所反映的读音。正如《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露,读南阳人言道路之路”,如果我们不是南阳人或不懂南阳人的语音,我们就没有办法准确地读出“露”的字音。又《地形训》高诱注:“旄,读如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蛟读人性情交易之交,缓气言乃得耳。”“急气”“缓气”既可以指音的长短,也可以指音的强弱,在这里也不能起到标音的作用。

又如《释名·释天》:“风,豫司兖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汜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横口合唇”,我们可以参考《韵镜》的声韵来推测,应该是合口唇音展唇东韵三等字,音标为[piɯŋ];至于“踧口开唇推气”,则可能是唇音、开口、送气、韵尾为闭音节:[phalam],可以从朝鲜语借音“风”的读音找到对应的关系。但这种推测的准确性是很难把握的。又如,“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舌腹,应该指的是舌根部位,舌头指的是舌尖中。这种描述法,非得有专门的现代语音学知识不能通晓,而且也只能是推测。

三、以字注字的标音法

首先是读若法,即是用读音相似或相近的字给被注字注音,又作“读似、读如、音若、音如”等。如,《说文解字》:“莙……读若威。”《汉书》服虔注:“嬗,音如蝉。”这种方法其实和直音法是一样的原理。

直音法是用一个同音字给被注字注音,始行于汉代。如,“豭音家”、“竺音竹”,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单父人吕公善沛令”引孟康的注音:“单音善,父音甫”,一般是用常用字、易认字去注冷僻字,但是如果遇到“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虽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对于这种情况,则会利用四声的方式曲折注音,如《论语》“巧言令色鲜矣仁”的“鲜”字,为上声字,其同音字“癣”比“鲜”更难认读,于是就去找一个同音不同声调的常用字“仙”,本为平声,可注音为“仙上”,读成“仙”的上声调。在反切法发明之前,直音法是最为合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和反切法并行,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反切法

这种方法又称为“反语,反言,反,翻,切”等,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叫法不一样,性质没变,有的与忌讳有关。反切法的原理是“切语之法以二字为一字之音,上字与所切字双声,下字与所切之字迭韵;上字定其清浊,下字定其平上去入;上字定清浊而不论平上去入,下字定平上去入而不论清浊。”如“同,徒红切”、同、徒的声母同,同、红的韵母和声调同;“东,德红切”,东、红的声调在我们现在看来又区别,但在中古都属平声。陈澧在这里也说到了反切的原则,是来源于双声叠韵字的原理。连绵词从《诗经》时代就有了,主要包括双声、叠韵、叠音等方面:双声,指的是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如:栗烈觱发叠韵,指的是两个字的韵相同,如:窈窕叠音,指两个同音的字的叠加,如:“关关”“孜孜”。还有一种“合音字”,出现于先秦文献中,如“窟窿”为“孔”,“蒺藜”为“茨”,“不聿”为“笔”等。这些原理和方法都是不自觉地在运用,是一种音律的和谐,还没有自觉地用在汉字音的分析和拼读上面。直到佛经的传入,翻译的需要才开始注重汉字音节的分析和自觉。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魏晋以后时代文学的自觉,其实更应该说成是语言学上声韵调的认识的自觉,它的直接结果就是格律诗的产生和自觉运用。

据考证,使用反切法最早的学者是东汉的应劭(153-196年)和服虔(184-189曾任九江太守)。台湾的竺家宁老师提出了东汉杜林(?~47年))和马融(79年-166年)的反切用语,但是没有注明出处,文献不可靠,且他们都是陕西人,而应劭、服虔是河南人。东汉明帝时期第一次派人去西域取经,译经地点在洛阳白马寺,所以反切法的传播也许与地域和时间有关。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于121年,没有用到反切,说明反切法的产生和传播要晚于早期译经时期,这说明反切的产生和运用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和地域传播辐射的限制。故最早当在应劭、服虔时。

而四声的发现更晚,在齐梁时期的周顒(-485)和沈约(441-513):“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反切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时有更革、地有不同,从而导致的方音差异,因而反切起来每人会有不同。魏晋南北朝时代三四百年,虽“音韵丰出”,但“各有土风”,直到隋朝陆法言《切韵》问世,朝廷的科举取士用作标准,才有了读书音的相对统一。

如果说《切韵》等是字典和韵书的性质,那么《韵镜》则完全是声韵调的配合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明确的36声母的代表字,其方法来源于梵文字母“悉昙”中“体文”的启发,参照到了藏文字母体系,而成36声母系统。清浊的概念是分析声母的主要特点,发音部位则采用唇舌牙齿喉五音统领。韵则以206韵统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语音系统。后人则主要是在《切韵》系韵书和《韵镜》音系里努力开拓,至清末民初则渐大成。

关于认字读音,南宋张麟之在其刊行的《韵镜序》中说:“读书难字过,不知音切之病也。诚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无载酒问人之劳。学者何以是为缓而不急与?余尝有志斯学,独恨无师承,既而得友人授《指微韵镜》一编,且教以大略。曰:反切之要,莫妙于此,不出四十三转,而天下无遗音。”既是对古人读书认字音的感慨,又是对《韵镜》系列的音书的赞叹。道出了古人认字读音的艰难和随后而来的欣喜。

郑樵《七音略序》也道:“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今作谐声图,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内外转图,所以明胡僧立的得经纬之全。”并总结释氏是“以参禅为大悟,以通音为小悟”,可见佛家的声明之学对汉字音分析的影响之大。

 

作者简介:

朱怀清(1967--)男,湖北荆门人。凯里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文献,语言

国内刊号:CN61-1499/C

国际刊号:ISSN2095-9923

邮发代号:5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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