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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林宏 对中共八大以后经济工作的认识——1957-1961年国家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20-06-24 08:52:23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孙林宏(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中共八大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形势作了正确的判断,并制定出后续的发展政策。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出现盲目乐观,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强调增产增速,放弃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等问题。以致于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调,造成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断粮”、“饿死人”,严重脱离群众,危及到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探索总结经济建设经验,既是给现阶段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点经验,也是对新时代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一种充分肯定。

关键词中共八大经济建设三年困难群众路线

1956年在京召开的中共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历史证明,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都是正确的,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精神的设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地方各级没有吃透国家决策精神,不惜在发展中放弃民本,破坏干群关系,一度造成了党群关系的危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一、艰辛的经济建设

在急于求成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人为加速生产力发展,导致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难于真正认识到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足,一味求量求速,出现了急躁冒进思想。“1958年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实施,是急躁冒进思想急剧膨胀的标志。[1]农业粮食生产中小麦丰收、亩产量“放卫星”的消息层出不穷,有些地方晚稻亩产量竟达到10万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了“条件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口号。这种浮夸风造成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严重影响政府决策,在没有充分了解群众生活的前提下,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追求工业发展。“1958年11月和12月,抽调农业劳动力达9000多万人,上山找矿、炼铁、炼钢,筑起的小土炉达100多万座”[2],为了炼钢铁,农民将成熟的农作物弃之不顾;滥伐树木作为燃料,森林破坏率空前之高;轻工业被迫“停车让路”,工业比例失调。但绝大多数土钢不适用,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发展失衡。

另外,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提起大社的优越性,提倡办大社。其中,河南省“为了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鸣放’的办法”,即通过群众运动、强迫命令的方式在一个月内完成人民公社化,这类做法在当时绝非个例,这样“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3],严重破坏了党与群众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按劳分配、工资制度、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等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要求考虑逐步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样“一大二公”的建设路线妨碍了经济效益和自主经营,在平均主义思想下,维持着共同贫困,也使经济与行政职能混淆,互相影响。

事实上,当时盛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也是得到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认可的。1958-1962年,全国大面积持续干旱,土地产生龟裂,主要粮食供应大省粮食运不出来,全国商品粮自然供应不上在我们中国广阔的上,几乎年年都会有天灾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粮食亩产量“放卫星”的虚报情况,导致上级部门制定的统购方案严重脱离人民生活实际,例如“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4]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人民群众就过起了勒紧裤腰带啃榆树皮、吃野菜根的生活。大炼钢铁又抽调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常常造成农劳动力不足,耽误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另外,受庐山会议的影响,党内外民主压抑,自上而下大多数干部都不能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除此而外,还有给予苏联科学家的伪科学农业革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公共食堂的分配不合理问题加上基层干部的克扣,导致大多数情况下粮食提前消耗尽。

“共产风”、“瞎指挥”以及浮夸风带来的高征购指标,使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工作上的失误,特别是不实事求是、不坚持群众路线,是造成农业生产问题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非农业领域的经济也出现了危机。大跃进造成基本建设规模扩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力,因为难以继续维系的工程下马、报废,损失“共达220亿元,占这三年基建投资总额的22.1%”[5]。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钢铁生产脱离其他部门片面发展,追求速度的超负荷生产也限制其质量,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发展经济效益低下,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又增发钞票弥补赤字,引起社会购买力增长,商品供给量不足,引起通货膨胀,主副食品纷纷涨价,造成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又遭到意识形态争论的冲击,“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地撤走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这一举动使中国在建或准备投资的工程纷纷破产,中国与苏东部分国家的贸易额也大幅下降,双重打击下,除了靠自己,别无他法。脱离人民群众的经济建设举措、工程,没有牢固的基础,受各种恶性因素的影响风雨飘摇。

二、困难的源头

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领导中国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在经济问题上没有很好地站在群众的角度上。

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变化,导致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大大催化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加速前进的思想,“毛泽东也认为可以通过‘反右倾’来加快中国工业化乃至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规模和速度。这时毛泽东已相信经济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这一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要依靠不断的阶级斗争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6]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直接导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样脱离群众生活实际的判断显然阻碍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地提高。

二是军事理想主义简单搬用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需要。毛泽东等人的战时经济建设经验直接影响其对新社会的构想。毛泽东也经常将战时部队里的军事共产主义错误地想象成一种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理想模式,想象着利用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农民革命战争的精神和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想象着运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7]作为有益经验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也就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理想化,同时也产生极强的个人崇拜。

三是国际复杂的形势催生了急于求成的“赶超思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冷战”、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封锁、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为保证中国在将来有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不被裹挟前进,中国共产党必须率领中国人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种心态也直接导致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放卫星”行为大行其道,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被“大跃进”所代替。

除此之外,人口发展论的意见分歧、城乡二元户籍管制以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都不同程度影响到八大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成果地落地实施也使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群关系一度极度紧张。

三、群众路线地恢复

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由大跃进“大跃进”阶段转向调整阶段。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召开的,期望总结经验,统一认识,解决发展难题,渡过经济建设的难关,因此明确提出了恢复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刘少奇所作的书面报告指出:“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同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的那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的。[8],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9]这是中央领导层在作了部分调查研究后对经济问题的总结,矛头直指放弃群众路线的问题。这样立足于社会实际,基于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最有分量。

实事求是就是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首先缺乏的是实事求是,一些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欺上瞒下,还有一些不深入调查研究,面对书面报告“瞎指挥”。1960年毛泽东在倡导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时就指出,“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10]事实证明,缺乏实事求是的制定政策、发布政令,不仅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在一定程度上祸国殃民,累积问题。

民主集中制就是群众路线的外在表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真正实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11]1958-1961年的经济建设多指令性,多任务下达性,因此也就很少有自下而上的进言渠道,甚至说实话容易被推上阶级斗争的高度,上纲上线,这种政治氛围也影响了党内外民主建设。毛泽东指出七千人大会开会的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2]也通过“七千人大会”重申了群众路线下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积极性,也为以后群众路线的践行指明方向,对各级各部门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一定指导作用。

同时,“七千人大会”作为扩大会议,这种开会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群众路线的体现,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广开言路,认真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与会代表也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也是群众路线的一个生动践行实例。

四、小结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漫长而艰辛探索,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中产生经验。1957-1961年的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严重危机和巨大挫折,是党史国史的一次重大事件,为党后来带领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也是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的事实依据。坚定不移的学习并践行群众路线,时刻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政绩观,这才是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应走的强国之路。而中共八大以后这些探索与收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一面。

 

参考文献:

[1][2][5]赵德馨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29

[3][1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1、304、305

[4]刘洋硕、林珊珊.1959-1961大饥荒[J].南方人物周刊.2012(16)

[6][7]曹阳飞.中共八大路线中断原因探析[J].文教资料2009年7月号下旬刊.128-129

[8][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0

[10]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161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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