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元（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甘肃兰州  730030）

伍修权，1908年3月出生在湖北武昌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23年，经陈潭秋同志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受党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正当要结束学业时，蒋介石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被破坏，由于国内斗争形势的需要，伍修权同志被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军事，1927年9月，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1928年毕业后被留校任中国连翻译。1929年夏，在伯力的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12月，加入苏联共产党。1931年5月，回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先后在武汉、西安、兰州、太原、重庆、长沙、桂林和乌鲁木齐等主要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央还特别委派了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和谢觉哉等负责同志作为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直接领导了武汉、西安、长沙、和兰州等地办事处的工作。

1936年底至1937年初，长征到达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至甘肃河西走廊，结果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反动军阀的重兵包围聚歼，除少数人在李先念等同志带领下突围至新疆外，绝大多数人都因弹尽粮绝不幸牺牲或被俘失散。1937年初，周恩来同志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以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特别是要查找一时不明下落的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五月下旬，中央就派出了张文彬、彭加伦等七位同志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国民党政府迫于团结抗日的形式，同意我们在兰州市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一个半公开机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也称“红军联络处”。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党在甘肃的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兰州红军联络处的力量，1937年7月17日，党中央派谢觉哉同志来兰州工作。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后，兰州红军联络处也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随后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肃办事处”。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地处祖国大西北腹地，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特别是省会兰州，更是我国空军的重要训练基地，是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华的最大空军军事基地，中苏交通的咽喉地段，大量的苏联援华物资需要从这里送往各地，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苏联先后在兰州设有一个外交代表处、一个军事代表处，并向中国派出了志愿航空队。为了加强与苏联的这些派驻机构之间的联络，1938年2月，中央派精通俄语的伍修权来到兰州接替彭加伦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专门负责同苏联的联系。

伍修权同志在“兰州八办”时曾一直用名“吴寿泉”，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还要从1938年说起：1938年春节，伍修权从延安来到了西安。根据中央的指示，由正在西安主持统战工作的林伯渠同志为他写了一封信，将他介绍给当时在兰州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请他对伍修权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给予协助。林老为伍修权写介绍信时，信笔将伍修权的“伍”字误写为“吴”，林老要重写，伍修权说算了吧，不如将错就错索性连名字也改了，于是就用了几个音近的字将伍修权的名字改为“吴寿泉”，所以在兰州的几年对外活动时伍修权一直用的是“吴寿泉”，其实，这种将错就错的改名也对伍修权同志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在兰州，伍修权不仅是翻译处长，也不仅仅是八办同志们的良师益友，更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线上的排头兵。

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原状成列展览中，有一间专门的伍修权室，这间展室最奇特的地方就是铁床架在土炕上。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伍修权是湖北武昌人，不习惯北方的土炕，办事处人员就将当时兰州福陇医院的一张病床搬来，为不占用地方，就把铁床摆在了炕上，伍修权睡醒后往往坐在炕上办公，这在当时既是一个笑谈，也成了办事处的一道风景。伍修权在“八办”时是八路军上校，经常需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总穿八路军军服不方便，就派警卫员到估衣店买了一件旧的呢料大衣，以便有外事活动时应酬面子，可是衣服不合身太小了，于是他只好不扣扣子老是敞着怀，不知内情的记者还曾撰文说：“看，现在的共产党人多么潇洒，大衣都是敞着的。”这些往事也生动的说明了伍修权机智幽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9年8月27日，兰州东郊拱新东机场来了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随着飞机舱门的开启周恩来走下了飞机，随行的除了他的夫人邓颖超和养女孙维世以外，还有一个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他就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也惊奇的发现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自己长征时期的翻译伍修权。伍修权热情地把周恩来、李德一行接往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和伍修权向李德介绍了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职能，同时李德也只知道了曾是他的翻译的伍修权现在是办事处处长。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共苏区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由于他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导致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结束了他的军事指挥权，之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伍修权作为李德的俄语翻译，同李德有长期交往，尽管由于李德作风专断、脾气古怪、经常训斥别人，使两人之间留下了许多不愉快，但此时相见，而李德又即将离开中国，不管是作为主人的伍修权，还是作为客人的李德，双方都不计前嫌，以友好的姿态相见。

在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李德当晚住到了办事处。不知是因为触景生情，还是怕共产国际追究他的罪过李德显得心情非常沉重。而办事处很多同志长征时期就听过或见过他，大家纷纷通过伍修权同李德交谈了起来，尽量让他在离开中国时有一个好心情。第二天上午，办事处忽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是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代表，要求李德必须住到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伍修权对苏军代表说：“我们这儿是八路军办事处，不是一般的招待所，也是军营，更不是什么私人客栈，李德同志住这里并没有违反规定。”然而，苏军代表态度很坚决。于是，李德跟着苏军代表又依依不舍的去了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尽管如此，在离开中国之前见到了长征时期的故人，看的出来，李德同志依然十分高兴。

因为办事处同志大多数来自山沟沟，文化水平并不高工作很是不便。为了让这些“土八路”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利用工作之余，伍修权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和计划给办事处的全体同志讲课，由他和谢觉哉主讲，另外还组织了俄语学习班，由他教同志们学习俄语。个别同志进步很大，在对外联络工作中还派上了用场。在学习中，伍修权要求办事处的同志既要坚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又要善于待人接物，在方法上灵活机动要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对(友军)长官要谦虚，要学会识别和对付那些“口是心非”以致“人面兽心”的人。同志们不仅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增强了政策水平，工作能力不断增强。“八办”不仅成了革命的期待站，而且成了革命战士成长的大课堂。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兰州的形式也日趋紧张。办事处门口常有国民党特务盯梢、跟踪。为了甩掉这些尾巴，幽默而又机智的伍修权同他们开起了小玩笑，搞得敌人哭笑不得。早上一早起床后伍修权便匆匆走出办事处，引得特务马上跟了上来。而他从南稍门一直走到黄河边，在黄河边锻炼锻炼身体接着到黄河铁桥上转一圈，弄得特务们常常白跑一趟。由于他一连多天如此，特务们一无所获，也就不天天跟他了，他便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去跟地下党的同志接头或办一些要紧的事，办完之后，又若无其事地返回办事处。还有一次，他胳膊底下夹了一包东西匆匆走出了办事处大门，特务们以为是重要的文件材料，急忙跟了上来，谁知他却进了浴场，原来他夹的竟是一包换洗的衣服，特务们空欢喜一场。

1941年5月，伍修权在兰州工作了三年多时间之后，接到中央的调令返回雅安工作。在兰州的三年零三个月时间里。伍修权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巩固甘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为甘肃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