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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倩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基于历史心理学的分析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20-09-02 09:07:56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向倩(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四川乐山  614000)
摘 要:历史心理学认为,每个历史人物行为的背后必定有其特定的心理动因。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西安事变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一事变前后,作为事变主导者的张学良,他的爱国意识、冒险精神、自我牺牲精神等个性心理因素牵动着事态的发展,也影响着自己的命运。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历史心理学

历史心理学是由心理学和历史学结合而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是运用心理学知识研究历史上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与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1]了解个体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现象,可以弥补对政治、经济、文化归因的不足,才能全面了解历史,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事件进行科学地解释。
目前学界对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多集中在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因素的探讨,却忽视了张学良个人心理因素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拙文拟就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个性心理形成以及其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作用,以期能从崭新的角度再来认识西安事变因果关系。
一、张学良个性心理的形成及特点
个性心理是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带有稳定性的精神面貌。其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张学良的个性心理的形成。
1.家庭环境
心理学认为,成年以前是人格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父母。
张学良之母赵氏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是在中国传统礼教的熏陶中长大的,而且性格刚强,脾气暴躁,对孩子的管教尤其严格。张学良曾说:“母亲在的时候,挨打最多”。[2]父亲张作霖是草莽出身,有绿林侠气,也自带了关东文化的粗犷、豪爽。张学良自幼视父亲为心中偶像,他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和权势的同时,也承袭了其父的侠肝义胆、自尊自信、独断专行、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最后发展成大英雄主义。而且因为身处封建军阀家庭,张学良从小接触的主要是军阀将领、贵族公子、文人墨客、千金小姐这四类人。长久耳濡目染,养成了冒险敢为、果敢决绝、狂放任性的性格。
2.文化教育
张作霖自知出身微贱,特别重视张学良的教育。张学良从6岁起,就先后师从东北名儒崔骏声、金梁、白永贞学习儒家经典,而且成绩不菲,“年十三四,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3]儒家的忠孝、仁爱、信义、崇和等思想道德理念在张学良心中根深蒂固。
除儒家文化之外,张学良的文化人格还受西方影响。特别是在1916年,张学良加入了基督教会,基督文化孕育了他的“和平观”。在这里,西方人的敢于冒险、独立自由、民主主义深深影响张学良。
3.社会阅历
一个人的人格特征除了带有深刻的家庭印记和文化特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阅历。近代以来,中国开启了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历史。在目睹了多少仁人志士救国失败后,开始张学良深感救国无望,认为中国将成为朝鲜第二,整天无所事事。但是在191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场名为《中国前途之希望》的演讲改变了张学良的思想,其云:“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努力救中国”,张学良闻之大振,“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4]张学良开始加入青年救国行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在慢慢丰富和成熟。
就张的仕途而言,在西安事变前一路畅通。到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暴毙,张学良从父亲手中接过重担,他用8年的时间就达到了他父亲奋斗一生的位置,可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当时我还年轻,什么也不知道,迎面飞来的权力,我只是双手把它接住而已。”[4]但是一切来得太容易,也就缺乏了社会历练,导致他做事考虑不全、坦率单纯。
总的来说,正是由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及人生阅历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交织,最终熔铸成张学良与众不同的个性。在他身上,中国传统那种宁可人负我,我决不负人的讲义气及冒险敢为、勇于牺牲、自尊、自信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西方那种天真直率、热情果断、勇于开拓的精神表现得也很明显。这种个性在他从政的10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他,尤其是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举止和态度。
二、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理动因
张学良曾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对“自我”作出这样的评价:“此事(指西安事变)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在秉性上,好勇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事变”。[5]张学良在这里强调了个性作用,并认为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因素。那么,他的哪些心理因素成为了事变的支配心理动因呢?
1.“满腹忧患”的爱国主义情怀
张学良的爱国立场是一贯的。他从接触内战之初就反对军阀割据,主张国家统一,他曾说“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调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5]
对于日本,“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国仇家恨使其仇日情绪进一步加深。他“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横暴极也,叨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4]
张学良在谈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也说:“我只求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地考虑,假使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不干。反过来,我们一定要干。”[3]西安事变正是其践行爱国思想的行动。
2.冒险精神
张学良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拒绝后,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大胆反驳道:“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6]在蒋介石威望日益高涨的时候,敢于触犯“龙颜”的人,国民党内除张学良应无第二人了。这是张学良直爽性格的流露,也是需要一定的冒险精神才敢于当面“顶撞”上司的。
在部署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他对手下将领说:“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6]说明张学良在事变时也是带着冒死的危险行动的。
3.社会心理的呼唤
社会心理是社会客体的主体反映,它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心理感受,可以折射成社会舆论并产生一种控制社会的压力。在西安事变前,社会上的危亡情绪已经积郁到不可忍耐的程度,“每个人都有一种大火将烧到脚跟的感觉”,“朝不保夕的心理,普遍地弥漫着”。在这危急时刻,“只要一阵疾风和一个划破云层的惊雷,暴风雨就会到来”。[7]可见,抗日救亡的社会心理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冲击力量。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挫折-攻击”理论,此时,对日本极度愤怒的中国民众也势必做出“攻击性”反应。张学良是爱国将领的一员,面对这群情激奋的舆论势头,势必受到感染。于是,他就做出了“攻击性行为”,扣押上司,逼迫蒋介石同意停战抗日。
三、西安事变后护蒋回宁的心理因素
时人很多不理解张学良护蒋回宁的行为,实际上他的做法符合他的个性和心理特征,也符合当时的局势。
1.忠义两全
张学良的“忠君”思想与“爱国”思想是相分离的。他坚持爱国第一,忠君第二。所以,他忠于国家和民族,拥护国家统一,但对领袖蒋介石并非言听计从。
捉蒋容易放蒋难,事变之后,南京方面、西安方面、中共、苏联、英美等各方势力运作,形成了“杀蒋派”和“放蒋派”,两派都有相当的实力。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力排众议,果断决定立刻放蒋,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说:“我的本意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他已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告诉于凤至:“蒋能同意领导抗日,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达到了,保护他的责任是我必须完成的。为了使他领袖权威无损和有情报知道有的将士要射击飞机,所以我才也坐飞机,保护他安全地回南京”。[8]也就是说,张学良护蒋回宁,一是出于维护蒋的领袖权威,便于其日后领导全国抗日。二是保护蒋的生命安全,可谓思虑周全。他的“犯上而不做乱”真正践行了自己的抗日爱国思想。
2.自我牺牲
几十年后,张学良对护蒋回宁作了这样解释:“就是为了接受惩罚,更明白地说,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去的,我认为自己肯定被处决,后事我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其它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考虑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9]他以牺牲“小我”成就了“大我”。
3.我行我素
其实在回南京的路上,张学良本来有机会逃脱的。当时的航程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张蒋同机从西安飞洛阳,这一段是为避免张学良部下射击蒋介石的安全考虑。第二段是张蒋分机从洛阳飞抵南京,这一段是蒋介石为维护领袖权威,不与犯上者同座的政治考量。按理来讲,达到洛阳后,张学良就可以不再前往南京,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也完全有保障。但是张学良还是孤注一掷,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留,丧失了为自身逃脱的机会。他还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10]这里可以看出,这不仅是他真诚坦率性格的流露,更是他向来我行我素的行为风格。
四、结语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为全民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也让自己饱受牢狱之灾。问及是否后悔时,张表示,如果时光倒流,他依然会照着年青时那样的情怀去做。据于凤至回忆:“他(张学良)真后悔,不应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就能实现了。”可见,张学良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不后悔送蒋回宁的决定,但是对送蒋回宁的过程充满了遗憾。而这一切,与他真挚爱国、勇于冒险、自我牺牲、我行我素的个性心理因素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胡波.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研究对象[J].学习与探索,1988(2)
[2]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0)
[3]廖义军.试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J].湘南学院学报,2006(8)
[4]周毅、董慧云、张忠发.张学良文集(下)[M].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
[5]毕万闻.张学良评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6]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口述历史[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7]孟庆春.西安事变发生原因还应有社会心理方面[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6(6)
[8]于凤至.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9]夏里.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二)[J].民国春秋,1992(3)
[10]王平.百年心史—张学良思想嬗变的整体思考(1901—2001)[D].福建师范大学,2012(5)
作者简介:
向倩(1992--),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国内刊号:CN61-149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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