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璐（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不仅对我国民族历史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东方文化甚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中也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例外的是，中亚作为与我国邻近的内陆地区，对儒家学说的接受程度并不如东亚、东南亚等地深入。本文通过对中亚地域特征、历史沿革以及文化本质的考察，使这一现象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儒家学说；中亚；原因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因其独特的内在要义和思想活力，不仅渗透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的各个方面，而且紧随社会时代的变迁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嬗变和更新，以适应各个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的需要。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学说海外传播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曾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这种思想体系和价值核心并没有在各接受国得到同等的传播和吸收。以历史上的中亚为例，尽管它与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一样，紧邻中国，但伴随着双方贸易、使节往来等方面的交流，儒家学说在中亚的传播远不如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区深入，甚至在文献著述中也很难找到相关记载。因此，纵观历史上我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概况，结合中亚的地域特征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已有文献，笔者试图探析儒家学说的深入影响何以在中亚例外的原因，以弥补学界在这方面的论述，同时也为类似例外现象的原因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地理环境原因
从疆域版图上看，我国与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紧邻。地理位置的邻近按道理来说会为我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间的接触提供先天优势。但与此同时，地形条件的限制却也构成国家或地区间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的天然屏障。比如，我国与中亚之间横亘着成片的沙漠和高原，并且中亚诸地均离外洋较远，这就使得我国与该地区的联系不如与以东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频繁和方便。直到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才使得中西经济文化间的交流发展到一个新高度。许多中亚各国使者主动前来汉朝报聘，向我国带去苜蓿、葡萄、良马等地区特产。我国中原内地居民开始亲自了解中亚地区的风土习惯。另外，这条商路的畅通也使我国与南亚印度、西亚以及更远的欧洲开始建立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
相比中亚以西、以南周边地区对其带来的影响，通过对中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考察发现，这时候，他们已经沿着山脉或湖岸河流向四处散布。在南土库曼的哲通遗址中发掘的手制粗陶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伊朗和阿富汗东北部出土的陶器很相似。古巴比伦帝国的崩溃，也促使雅利安人（属印欧人）向东、东南方向的大规模迁移。其后进入帝国统治阶段的中亚地区无一不是被与之邻近的民族或王朝侵占，进而为这里带去了他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宗教意识形态。
而我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的交流就是得益于地理交通的便利。早在周武王时期，就有“箕子东走朝鲜”的传说，姑且不计其真实与否，单从大量文献记载和历史遗迹就足以反映早在商周之际，我国便于朝鲜半岛有了文化间的联系，中原大陆的大量移民迁入这里，为他们带去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同样，我国对日本、越南等地的影响同样因此。
二、政治统治原因
通过梳理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该地区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便一直笼罩在帝国统治的阴霾下。频繁的政权更迭使这块土地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汇中心。为了维护各自的王朝统治，他们除使用政治手段外，往往借助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精神力量收拢人心。如在阿拉伯帝国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期间，伊斯兰教的入侵致使这里原先已有的宗教形态如袄教、佛教等受到极大破坏，加之后期其他一些伊斯兰信仰的帝国不断东征，中亚的伊斯兰教影响变得根深蒂固。
而早在汉代，我国就与中亚地区建立了官方往来。到了唐代，中亚一度划归到唐政府的管辖范围。但是这种往来更多是出于平定民族侵扰、巩固边防的目的，这一来不同于其他帝国对中亚侵占扩张的野心，二来不同于我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因文化需要所建立的往来。在这些地方，自发的、成系统的文化引介如汉字、汉籍、儒教的传入在它们早期开发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作用。日本学者石田一良曾说：“中国古代的儒教，作为日本氏族国家成立与维持的意识形态而被接受。”[1]坂本太郎也指出，在精神文化方面，早期汉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的引入决定了后来日本文化的性质。[2]
所以只能说，伴随着我国与中亚之间的往来，我国向中亚地区流入的生产技术和器物产品，一定程度上携带和寄寓着中国一般的文化精神，[3]其中的伦理教训、文化品性只是部分地通过这些实用的物质形式得到阐释和传播，因此系统而完备的儒家学说并不能达到像对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影响程度，这也与双方的内在文化本质有着根本联系。
三、文化本质原因
“一种文化从一个民族能否成功传入到另一个民族，不仅取决于这种文化的发展水平，还取决于接受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和需要程度，取决于接受方的态度。在各文化要素的传播中，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传播相对容易一些，接受范围更广一些；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缓慢一些，传播的力度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所受到的影响和限制要更多一些。”[4]但某种程度上，之前的物质、技术、艺术、制度等形式也能间接传达它所在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理念。如图所示：
 
  
    
 
儒家学说自秦以后，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其所波及的影响范围近至东亚、东南亚等地，并形成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远可达欧洲的德国、法国，美洲等地，对西方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中亚地区，这个汇集多方意识形态的文化中心，却未能像以上国家或地区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里独特的地域文化——游牧文化。高原、沙漠、山地、小范围的绿洲面积使得这里的居民以游牧民族为主，生产、生活资源的不均匀使得他们常年迁徙和流动，并经常面临部落间的杀伐和斗争。因此，生长于先进农耕文化背景的儒家学说在这里并没有找到适合落地生根的土壤，相反，它在同属农耕文化区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被接受和吸收。
而对于阿拉伯帝国在公元8世纪向中亚地区侵入的伊斯兰教，尽管当初为了让当地居民改信宗教，统治者采取了极端、残暴的政治手段，但总归来说，这种教义对中亚地区的文明发展起到了进步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义本就比较大众，它提倡对穷苦的穆斯林进行慈善救助，鼓励人们在现世创造美好生活，这适合于游牧民族和下层人民。自此，中亚当地不断适应并接受这种宗教教义对其思想意识的统领，甚至到了后来，统治中亚的突厥、蒙古部落也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从而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逐渐完备和成熟，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思考方式已不足以被其他意识形态所撼动，到了沙俄政府统治阶段，尽管采取法令条例的手段推行东正教，但收效甚微。俄国的第一任总督考夫曼曾表示，“不必攻击伊斯兰教，因为那样反而会激发中亚穆斯林的宗教狂热。”[5]可见，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已根深蒂固。
另外，相比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强行侵入和佛教一贯习于在各地讲经布道，儒家学说的海外传播更多是因为其具有“普遍价值”[6]和同化力。所以纵观儒家学说的海外接受史，各接受国均是根据自身的需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学习儒家学说。如中国儒教思想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已经在韩国社会起了机能性的作用。”[7]此后的高句丽和百济也在本国设置太学以学习儒家经典。而日本则是通过百济加深了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并意识到其重要性，在公元6世纪初，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纳入到本国的教育体系。同样，明清之际，欧洲正处于思想活跃的启蒙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将儒家学说引介到欧洲各地，对当时思想启蒙起到了刺激和激励作用。等等。由此可见，儒家学说的海外传播是顺势自发的，并不“强人所难”。
直到如今，儒家学说继续致力于与其他文明达成和谐、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一来为了使自身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二来力图以自身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为全球化、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中亚地域特征和思想形态的了解，儒家学说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远不如对我国邻近的东亚、东南亚等地深入，其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政治统治原因、文化本质方面的原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我们需要综合起来看待，才能对这一现象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使其他类似的文化传播例外现象得到部分解释。
[3]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吕文璐（1994--）女，汉族，甘肃庆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
国内刊号：CN61-1499/C
国际刊号：ISSN2095-9923
邮发代号：52-217
编辑部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编辑部投稿热线：029-87362792 13309215487
24小时查稿专线：13309215487（同微信）
编辑部投稿QQ：693891972 1071617352
|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