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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介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抖音、快手等音视频制作软件火爆应用市场。其中，口语传播的优势被最大程度的开发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口语传播借助新媒介技术的力量，具备了对社会全员重新赋权的权力。文章从新媒介技术赋权的研究现状、口语传播与新媒介技术赋权的关系两方面探讨其功能演进，对在新媒介环境下口语传播研究的价值与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新媒介技术；赋权；口语传播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种音视频个人应用APP的盛行，用户生产内容（UGC）已成为当今数字时代一道最具人气的媒介风景。这其中，由于语言传播，特别是口语传播的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和应用，其所具有的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重视角的实践与理论意义正得以逐渐彰显。对口语传播在新媒介技术赋权背景下功能演进的考察与思考，将为我们深刻理解媒介技术赋权的图景与逻辑提供独特视角。

一、新媒介技术赋权研究现状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赋权（empowerment）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传播赋权，尤其是新媒介技术带来的赋权，则成为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学界的热点。新媒介技术革新了传播生态，同时悄无声息地重塑了人们的生活与联结方式，进而影响了社会个体的权力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近几年，国内基于新媒介技术视角的赋权研究更趋兴盛。表现在，研究主题日趋丰富，涵盖了多个面向，如新媒体应用对于亚文化的促成^[1]，新媒体用户图像话语权的建构^[2]，新媒体帮助实现舆论的“可见性”^[3]，也有对新媒体赋权研究的批判反思，提出以关系社会学的视角，视“弱者”为一个动态的结构，有“弥散化、边界迁移和政治化”的倾向，提倡不要窄化赋权研究的对象^[4]。对农民工群体手机使用是否弥合数字鸿沟的调查^[5]。内卷化使得农民工的微信群使用既增权又减权，导致群体无积累、低水平重^[6]。新媒体赋权对象不只是弱者的增权，也有强者的维权。它不会只偏向某一方，而是会为所有人提供同样赋权的可能性。“弱者”群体既包括有生理或智力缺陷等边缘个体，也包括某个社群或组织群体中较少为人关注的对象。关系的动态性和流动性使“弱者”身份转变和移动有了可能，“强者”与“弱者”的角色会随网络舆论发生反转，新媒介为增权或去权提供了渠道条件^[7]。APP本身的“商业文化基因”与“生活指导性”使技术赋权弱化了政治色彩，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自我赋能”表征，回归了技术赋权的基本层面^[8]。

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口语传播获得并彰显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在广播电视时代已经得到确认，如今则在新媒介技术突飞猛进的助推下又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从而使得传播生态与传播赋权的图景发生了广泛与深刻的变化。 在这一变化已得以清晰呈现的当下，研究新媒体技术助力下的口语传播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在何种领域赋予了何种人群以何种权力，特别是，研究这一全新的赋权图景与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赋权有何新异之处，便有了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二、新媒介技术赋权与口语传播的功能演化

口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是人类运用口头语言进行交流与传播的活动。口语传播研究在西方最早可以回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希腊时代的修辞学。其后，则分别经历了中古世纪、近代时期，最后进入20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口语传播学科的建制与研究^[9]。在当代美国，口语传播研究主要来自于应用领域。

对于口语传播与新媒介技术赋权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视角。尽管没有直接使用相关的表述，但国内外学者早已关注到口语传播活动的政治、文化意义。一些相关研究已经直接指向特定背景下口语传播与文明演进与特定人群生活命运的关联。这确证了口语传播具有推动文明进程和赋予民众权力的基本事实。不过，由于大众传播时代，民众往往只是口语传播活动的受众与消费者，因而其时的口语传播与技术赋权的关系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社交媒介与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令民众可以消费到极其丰富的口语传播产品，更是可以成为形形色色口语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因而，口语传播已具备了多层面的技术赋权功能。

从个体角度看，语言沟通能力与人的权力获得密切相关。表达能力强的人，在心理效能、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等方面均有优势，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不过，从传播生态学的角度看，在以传播工具划分的不同历史时代，文字语言与口头语言能力各有自己占据优势的时代与领域。春秋战国时期，能言善辩的策士具有一言九鼎的能力，而在印刷时代，能写得一手锦绣文章的人则能拿到政治文化的优先权。在报纸时代，自然是擅长文字语言的人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而在广播电视时代，擅长口语传播的则成了大众明星与意见领袖。媒介生态的演进显然直接影响了口语与文字语言各自的角色与能量。

新媒介技术的赋权部分地依赖于语言能力，基于读写能力的信息传播与基于听说能力的信息传播，依托的是不同的通道，因而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旨趣。如果说微博的兴起是民间话语权的一次大解放（主要依托于文字语言传播的赋权），那么以音视频应用APP的兴起则是民众权力的又一次大的释放。这一释放的主体、权力内容、微观与宏观的意义均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听说渠道的亲近性、便捷性、娱乐性，它对于促进人际关系有普遍意义，对不擅长文字语言的人群提高自我效能，以及对擅长口语传播的个体参与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文化均有促进作用。此外，从信息接收角度看，则能对不善于、不乐于、不便于通过阅读接收信息与知识的人群而言，则提供了救济途径，这对于民众的再教育权、新闻知情权无疑是极大利好。

三、新媒介技术赋权背景下口语传播的未来展望

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由于音视频制作技术已经可以简易到伸手可及的程度，口语传播的优势被最大程度开发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口语传播借助新媒介技术的力量，具有了对社会全员重新赋权的潜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基于新媒体应用的口语传播，将重塑传播赋权的面貌，从而深刻影响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心理与生活。

尽管理论逻辑和鲜活事实都指向口语传播能够产生新的赋权这一趋势，但是，除了这一笼统的认识之外，现有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基于新媒体应用的口语传播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场域会有着怎样具体的情形，会实际起到怎样的作用，以及会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动与制约。新媒体技术既有可能帮助用户开拓新的社会资源，结成新的社会关系，也可能新瓶装旧酒，新技术也可能只是起到维系、加固原有社会关系的作用^[10]，基于新媒体应用的口语传播是否在某些层面存在这种维系加固的功效，也是值得关注的。

传播赋权离不开语言的使用，传播赋权的研究不能忽略对语言角色的分析。语言的驾驭能力直接影响了传播赋权的实现程度，因而新媒介技术对口语传播的赋能，实际上会对传播赋权的性质与面貌带来深刻影响，这是“媒介即讯息”思路的题中之义，却容易被人忽视或轻视。沿着媒介生态学的分析逻辑，技术塑造的新权力关系与其演变路线值得结合最新的现实予以观察、梳理和回应。

参考文献

[1]蔡骐.从穷游亚文化看场景时代的新媒体赋权[J].现代传播，2016(12)

[2]严峰.“技术赋权”范式下新媒体用户图像话语权的建构[J].当代传播，2017(03)

[3]姜红.开薪悦：“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J].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

[4]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J].新闻记者，2015(07)

[5]宋红岩.“数字鸿沟”抑或“信息赋权”——基于长三角农民工手机使用的调研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06)

[6]高传智.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体赋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08)

[7]尹金凤、胡文昭.如何提升中国学术的话语权——兼论学术期刊编辑的问题意识与学术使命[J].中国编辑，2018(07)

[8]王建磊.APP:技术赋权的回归[J].新闻大学，2016(06)

[9]秦莉莉.语言嬗变之节点——网络语言现象透视[J].焦作大学学报，2011(04)

[10]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新闻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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