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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冠宇 上官红伟 北宋宴射仪探究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20-11-20 07:47:41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余冠宇 上官红伟(延安大学陕西延安  716000)

 要:宴射是古代行于朝廷的宫廷礼仪活动。北宋初期承袭了唐五代以来的礼仪制度,“宴射仪”作为“军礼”,表现出了次数频繁、地点多样、参与对象上广泛的特点,和政治、军事、外交密切相关。自真宗朝开始,宴射逐渐抽离军事功能,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但此时宴射也渐趋衰落。宋徽宗时期,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政和五礼新仪》的制订为标志,最终形成了具有北宋特色的“礼射”制度,并影响了此后南宋的宴射。

关键词:北宋;《政和五礼新仪》;皇帝宴射仪;嘉礼

 

宴射”亦作“燕射”,指君臣的宴会中所进行的“射礼”活动。君臣聚饮而射,既有浓厚的宴会气氛,又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北宋时期,“宴射”活动迎来了鼎盛阶段,对“宴射”也赋予新的内涵,尤以《政和五礼新仪》(以下简称《新仪》)中的“皇帝宴射仪”为代表。此后的明、清,“宴射礼”逐渐走向消亡。本文将结合宋代礼制的史实,对宋代“宴射仪”加以探究。笔者认为,《新仪》“皇帝宴射仪”是在向“三代”礼制思想的回归下,承袭了唐五代以来的“宴射礼”制度,适应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独具北宋特色的“宴射”,并影响了南宋的射礼制度。

一、北宋的宴射礼

北宋开国伊始,在制度上表现出了“因循唐制”和“沿革五季”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多次进行了编纂本朝礼典的尝试,如《开宝通礼》、《礼阁新序》、《太常因革礼》等,其中的“射礼”部分大体上是对唐《开元礼》的继承,没有摆脱唐《开元礼》、五代以来形成的框架。经历北宋前中期对于礼典编修的尝试后,宋徽宗时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新仪》颁布,标志着具有北宋特色的礼制最终形成,其中射礼部分的“皇帝宴射仪”展现“了全新的时代特征。

1.太祖、太宗朝的宴射活动

北宋的宴射活动,以宋初三朝为盛,据《宋史》记载,在太祖、太宗、真宗时期,“宴射”就有十八次。宋初前期的“宴射”活动,表现出了次数频繁、地点多样、参与对象上广泛的特点。宋太祖、太宗曾多次在迎春苑、玉津园等皇家园林进行“宴射”。《宋史》载“太祖幸迎春苑宴射。”[1]此后迎春苑作为北宋前中期主要的宴射场所,多次进行“宴射”。

除迎春苑外,宋初的“宴射”还在玉津园、琼林苑等处甚至官员家中进行。在这些活动中,往往会谈及较为重要的话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幸太清觀,遂幸開封尹後園宴射。上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此耶!’乃令諸州自今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詳覆之。”[2]

除了皇家园林和官员府邸,宋初还常在军事场所进行宴射,这些活动通常是在军事征讨行动前后进行。如在对南方的战争中,水战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引起了太祖、太宗的重视。太祖、太宗就曾多次在视察教船池、讲武池和新水磑等处后进行宴射。《长编》记载了对南汉的军事行动结束后,宋太祖进行了宴射:“丁酉,幸教船池,遂幸玉津園宴射。”[2]

在宴射这种相对轻松的活动中,一些不常言道的话也被提及,如《长编》中载:“太祖幸作坊宴射,酒酣,顾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临清王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可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2]

在外交领域。“宴射”在宋初作为一种重要的招待外国使节的方式,展示宋代的国家气度和军事实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曾数次召入朝的吴越王俶参与“宴射”,并礼遇有加:“上数召俶与惟濬宴射苑中,惟诸王预坐,俶拜辙令内侍掖起,俶感泣。又尝令俶与晉王光义、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礼,俶伏地叩头固辞得止。”[2]吴越王俶在此前一年应赵匡胤约,出兵与北宋会师南唐都城金陵,十二月,钱俶入朝表贺。北宋朝廷为彰显本朝“异恩”,对其以最高的规格接待,既表现了宋朝对于归附的地方政权的仁厚和宽待,又通过“宴射”展示了宋朝的强大军力,威慑钱俶和其他周边的政权。

在宋初与契丹的外交往来中,“宴射”开始崭露头角。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就曾下令契丹使者在讲武堂观诸班骑士习射。[2]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召见了契丹使者同那时已经归降的南唐后主李煜、南汉后主刘鋹宴射。[2]

2.真宗及之后——仪式化的“宴射礼”

真宗时期,“宴射礼”开始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但此时的射礼也逐渐衰落。

首先,军事色彩逐渐减弱,文学色彩加深,“宴射礼”逐步走向正规化和程序化。真宗朝时,“宴射”活动也较为频繁,并制定了很多相关制度。在真宗朝时,曲宴中进行射箭成为定制,君臣之间得到了更多互动。

其次,宴射正式确立为一种外交惯例,并广泛运用到周边政权的往来上。在和契丹的交往中,“宴射”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会要辑稿》记载景德二年(1005年)时的宴射,真宗“命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赐契丹使者宴射于玉津园。自是凡契丹使者至,皆赐宴射,命节度使或枢密使,天圣后率用管军者主之。”[3]

再次,从仁宗、神宗朝开始,见于史书的“宴射”活动明显减少,“宴射”明显呈衰退状态,如玉津园的“宴射”甚至已不见诸史料。

3.《政和五礼新仪》和“皇帝宴射仪”

北宋徽宗朝时,“宴射”出现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大射礼在宋代荒废,取代其位置的是更为便于进行的宴射礼;另一方面,随着北宋中后期礼制的完善,宴礼重要性提高,宴饮中进行的宴射礼地位随之变化。在《新仪》中,即不再出现“大射礼”,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宴射仪”,分类从“军礼”移至“嘉礼”。

二、南宋的宴射礼

在康王赵构建立南宋朝廷之后,“宴射礼”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并未有实施。直到绍兴十八年(1148年),才开始有对恢复宴射活动的记载,《宋会要辑稿》记载:“丙子,金使賀天申節,始宴射于玉津園遂為故事。”[3]《咸淳临安志》也记载:“玉津园在嘉会门外,绍兴十七年建。明年金使萧秉温来贺天申节,遂燕射其中。”[5]显然,高宗重建玉津园主要是为了延续北宋接待外使进行宴射的传统,但整个高宗朝,除了接待北使如萧秉温以外,鲜少在玉津园举行射礼活动。与金使在玉津园宴射的记载也很少。

在孝宗朝前期,孝宗为收复失地,表现出了很多新气象,他曾多次亲临玉津园习射。乾道二年(1166年),孝宗在礼阁中讨论宴射礼讨论到《新仪》中的“皇帝宴射仪”,宰执就上奏说:“此乃政和间《五礼新仪》所载,礼式繁苛,费亦不少,祖宗朝礼式又无所该载。”[3]宰执之话明显指出了《新仪》“皇帝宴射仪”的问题所在,一是繁复,二是花费巨大,三是这种礼式并非祖宗朝礼式中有记载的。对此,孝宗的回应是:“祖宗朝享无乐,今当事事节省,俟别行拟。”[3]但对于《新仪》“射礼”繁杂礼式和巨额花费的问题,并没有阻挡“宴射”活动在孝宗朝的举行。在“宴射礼”经过阁门的精简之后,“宴射”成为了保证宋朝延续性和表现光宗励精图治收复北方失地的重要形式。就在讨论“宴射旧礼”不久之后,孝宗即在玉津园同皇子、将军和臣僚宴射。淳熙元年(1174年)九月,孝宗又率皇子、宰相及将军们在这里讲燕射礼,亲自演射,借以提倡尚武精神。以后他又多次到玉津园进行宴射,甚至曾因射箭时断弦导致脸部受伤。

光宗朝中后期至南宋灭亡,几无关于南宋“宴射”的记载。明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玉津园……孝宗数临幸,命羣臣燕射于此。自后翠华罕驻,景物渐衰。”[6]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3]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政和五礼新仪[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

[5]咸淳临安志[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6]西湖游览志[M].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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