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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凌瑜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法国革命路线图及其历史借鉴
新丝路杂志(下旬刊)官方网站   2020-11-21 07:12:18 作者:新丝路杂志社 来源: 文字大小:[][][]

刘凌瑜(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绘了1848-1851年法国革命路线图。这一时期,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经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山岳党、秩序党轮番统治,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通过这幅革命路线图,马克思完整呈现了法国阶级斗争的纷繁局面,全面总结了法国阶级斗争的宝贵经验,这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巩固执政地位、加强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雾月十八日;法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借鉴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生动描绘了1848-1851年法国革命路线图。他以每个党派所占有物质条件的丰厚程度来区分他们的革命性:物质条件越丰厚,革命性越羸弱;反之,则革命性越强烈。在这场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以后是山岳党的统治,山岳党统治以后是秩序党的统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这场革命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每个党派都在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2]34在这幅丑态百出的法国革命路线图中,马克思完整呈现了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局面,全面总结了宝贵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这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巩固执政地位、加强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法国革命路线图”的阶级构成
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大陆发生的两起经济事件成为法国二月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是1845、1846年马铃薯接连歉收,导致1847年欧洲国家物价暴涨。法国金融贵族的肆意挥霍与平民百姓的挨饿受冻形成鲜明对比,由阶级对立产生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二是1847年英国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法国经济。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国相当一批无法再从事海外贸易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好回流涌向国内市场。他们在国内新设的大工厂和大公司,很快使得大批的小店主和小作坊相继倒闭破产。由此,法国社会在艰难动荡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普遍失业、贫困悬殊等问题。
极端的贫困逼得法国平民走投无路,主张改革的反对派决定于1848年1月在巴黎第十二区举行宴会,七月王朝的基佐政府下令禁止此次宴会的召开。2月22日至24日,巴黎人民反抗禁令上街游行、筑造街垒夺取武器,国民自卫军公然违抗基佐政府镇压民众的命令。巴黎人民武装斗争的结果使得国王路易-菲力浦宣布退位,政府总理基佐被迫辞职,七月王朝轰然垮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应运而生。“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2]15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上述这些阶级所组成(见表1)。

表1  1848-1851年法国社会的阶级构成
阶级派别 阶级别称 阶级组成 领袖人物
无产阶级 *** 主要为巴黎工人。 奥.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德弗洛特等人。
资产阶级共和派 *** 主要为中间资产阶级,包括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等。 阿.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加尔涅-帕热斯、路.欧.卡芬雅克、克.拉莫里谢尔、玛.阿.贝多等人。
资产阶级民主派 山岳党 主要为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店主、小作坊主、知识分子和农民等。 赖德律-洛兰、费.皮阿、路易.勃朗等人。
资产阶级保皇派 秩序党 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为波旁王朝的长系,又称正统派,代表着大地主资产阶级;另一派为波旁王朝的幼系,又称奥尔良派,代表着大金融、大工业、大商业资产阶级。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上述两派,只是所占比例不同。 奥迪隆.巴罗、昂格勒斯、法卢、贝里耶、梯也尔、圣贝夫等人。
波拿巴派 *** 主要为流氓无产阶级,包括“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2]64等。 富尔德、巴罗什、让.皮.皮亚、奥普尔、巴拉盖.狄利埃、马尼昂等人。

二、马克思“法国革命路线图”的主要内容及经验总结
1848-1851年的法国革命路线图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从1848年5月4日起至6月26日止,无产阶级同其他一切阶级进行斗争,斗争结果以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遭受镇压而宣告失败;从1848年6月25日起至1849年5月28日止,资产阶级共和派同秩序党和波拿巴进行斗争,斗争结果以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在总统大选中落选和制宪国民议会自行解散而宣告失败;从1849年5月28日起至6月13日止,山岳党同秩序党和波拿巴进行斗争,斗争结果以山岳党人遭受逮捕、驱逐和监管而宣告失败;1849年6月13日起至1851年12月2日止,秩序党同波拿巴进行斗争,斗争结果以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独揽政权而宣告失败。
1.无产阶级的失败
巴黎无产阶级参与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武装战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应无产阶级要求组建了国家工场,其最初目的是想利用通过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人来反对革命工人。这个分裂计划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使国家工场的工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具体组织。因此,临时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法取消国家工场,比如减少工人人数、指派工人去外省工作等。这些做法迫使巴黎工人举行六月起义表示抗议,但起义遭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残酷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经过这场与资产阶级进行的第一次大搏斗之后,其力量和影响都大大地被削弱了。
然而,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深远影响,称这是一场“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2]17同时,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无产阶级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过于弱小,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主要敌人进行斗争,使自己很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以蒲鲁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热衷于进行各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改良试验,他们“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2]17
2.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失败
资产阶级共和派利用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获得了独占统治的权利。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因为指挥镇压起义接管了临时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共和派报刊《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出任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其他部门的重要职位均由共和党人占据。共和派在其统治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拟定共和国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从拟定宪法来看,新宪法在涉及公民自由时,给这些自由都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2]22这种“设限的自由”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本质。另外,当共和派议员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新宪法时,卡芬雅克则在国民议会外对巴黎实施全面戒严,他在执政期间采取的残酷统治导致在后来的总统大选中不敌波拿巴而落败。
当共和国的制宪国民议会被立法国民议会取代以后,共和派在议会中仅剩下一个由卡芬雅克为首的约50人组成的影响甚微的小集团。共和派在对付人民和对付敌人的时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手段,对前者采用残暴的武力,对后者采用怯懦的妥协。在马克思看来,共和派只是一支松散软弱的队伍,他们的集结主要源于浮在表层的共和主义信仰,一旦遇上实际的斗争,他们的队伍就一哄而散了。
3.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
共和国立法国民议会成立时有750个席位,其中秩序党约为400人,山岳党约为200人,其余的为共和派和波拿巴派。在这次议会选举中,山岳党获得的民意支持使之成为能与秩序党中两个主要派别相互抗衡的最大反对党,它有可能在秩序党内部以及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发生冲突时获得胜利。然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们就因“法国炮轰罗马”事件而丧失了有利的斗争局面和政治声誉。
1849年4月,法国政府绕开国民议会,派出由乌迪诺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攻打罗马共和国。宪法第5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第54条也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山岳党领袖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对总统波拿巴和其他部长们提出弹劾案,威胁将用一切手段甚至武力来保卫宪法。当弹劾案被国民议会否决后,山岳党冲动地退出议会,并于1949年6月13日在巴黎组织了和平游行示威。“六月十三日事变”的结局是,“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吹毛求疵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2]42
马克思认为山岳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盲目自信、鲁莽冲动。一方面,山岳党对“人民”的概念认知是错误的。山岳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互削弱的过渡阶级。他们认为自己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与特权阶级形成对立。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一旦他们发出冲锋的号角,人民就会理所当然地冲向对立者。结果,他们遭到所信赖的“人民”的背叛。另一方面,山岳党对“示威”的后果预估是愚蠢的。“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采取议会式的行动”。[2]43山岳党在议会谈判和街头示威中采取的模糊态度和轻率行为,使他们将共和国拱手让人。
4.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失败
波拿巴当选总统后任命了以奥迪隆.巴罗为总理的秩序党内阁,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执掌着法国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秩序党议员在国民议会中也取得了大多数席位。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同时,这个党派凭借民意表现的普选在其精神统治上拥有着广泛的资产阶级群众基础。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秩序党在其内部的党派纷争以及与波拿巴的持续对抗中,逐步丧失了有利的统治地位。
首先,秩序党失去了内阁。波拿巴利用秩序党内阁解散了共和派的国民议会,实现了对罗马的征讨,摧毁了民主派的有生力量。当这些执政障碍被清除以后,他立即撤掉这个内阁,进而把行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其次,秩序党失去了军队。1851年1月波拿巴制造了一个借口要求撤掉尚加尔涅的军事职务。根据宪法,秩序党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就能调动任意数量的军队,可是他们却通过政治手段规劝波拿巴放弃这一决定。面对秩序党的虚张声势,波拿巴迅速撤销了尚加尔涅的职务,接手了军队。再次,秩序党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在失去内阁、军队之后,曾多次需要借助共和派和民主派的支持才能通过议案表决,这表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主导议会、通过议案的能力。最后,秩序党失去了广泛的阶级支持。1851年前后,法国正在遭遇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同一时期,由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频繁争斗,议会屡屡否决内阁提案,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利益。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下,金融贵族、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抛弃秩序党,纷纷转到支持波拿巴的阵营里去了。
马克思认为内阁行政权是维持议会制度的必需支持,军队指挥权是保护议会制度的强制手段,独立的议会多数是主导议会制度的先决条件,广泛的群众支持是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力量。秩序党丧失了上述这些执政条件,导致他们执掌的“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2]76后来波拿巴发动的军事政变彻底终结了秩序党作为保皇派的复辟愿望和政治影响。
三、马克思“法国革命路线图”的历史借鉴
马克思的法国革命路线图对历史事件进行了生动阐述和精辟分析,从而揭示了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总结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方法。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新的伟大胜利。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并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人类数千年来优秀文化的结晶,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指南,是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失败原因所作的精辟分析,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要想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就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和策略原则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之无愧的开创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面貌和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雾月十八日》中不同资产阶级派别的权力争斗,最终“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4,并使法国社会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中国共产党应以此为鉴,在政治立场上,全党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精神状态上,全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执政能力上,全党要着力提高“八项本领”。通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不论身处的历史方位和担负的历史任务如何变化,“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其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雾月十八日》中所论及的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其专制统治中,比如共和派的军事戒严、民主派的和平示威、保皇派的内部分裂,都背离了法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自由愿望,结果均遭致广大法国人民和本阶级群众的抛弃。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了更好地履行新使命、应对新环境、完成新任务,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努力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4.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多次谈及军队对巩固政权的关键作用,比如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凭借其在军队的影响获得了独裁权力;民主派领袖赖德律-洛兰在未掌握任何军事力量的条件下贸然向对手展开进攻而遭受彻底失败;保皇派在其内部分裂以及与波拿巴的斗争失去军队的保护,成为政党衰败的转折点。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应星.事件社会学脉络下的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J].社会学研究,2017(2):1-27
[4]谭培文.马克思《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2):50-54
作者简介:
刘凌瑜,女,湖南长沙人,中共长沙市委党校经济学副教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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