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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利 贾谊“礼、法、仁”相结合的治国思想研究
论文编辑部   2021-02-25 09:20:31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冯国利

(中共诸暨市委党校,浙江绍兴  311800)

要: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实现理想的“大一统”格局,在治国的思想理念中,“礼、法、仁”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这是一个大格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国家长治久安。在“礼、法、仁”这三者当中,“仁”是核心和最终目的,这是贾谊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礼是确保“仁”的外在形式“法”是“仁”和“礼”的保障,在必要的时候,当“礼”受到挑战,当“仁”心开始缺失的时候,就一定要用“法”这个强有力的武器来确保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关键词:礼治;仁政;法治;长治久安

 

一、“仁”是治国的核心理念

首先,我们来看看“仁”的思想内涵的衍化历程。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孔子所谓的“仁”主要有两层含义,即“爱人”和“德治”,而其中心内涵是“忠恕”之道。即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理,因为无论是一般人际关系的处理还是统治阶级的治国之策,如果真的能做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社会状况必将是一番和谐的景象,这是儒家的至德之理。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把“仁”的思想加以继承和深化,他一再强调“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这个思想。当然,要做到推己及人,就应该首先尽己之心。作为忠恕之道,就其行为表现来说,其一般层次的表现形式是“爱人”,是修身、齐家,而其最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则是治国和平天下。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直把治世救国、安定社稷看作是自己的崇高而又神圣的职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子、孟子以及其他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们都持这样的观点,他们位卑不敢忘国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形成了一种坚忍不拔,奋发向上的入世精神

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诸多重要内涵的贾谊当然也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一心想为汉室的勃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他被任用之初,就打算着手典章制度的改革,“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1]。显示了他对辅佐汉文帝治理好汉王朝的勃勃雄心。后来,因为一些主要大臣的妒忌和汉文帝听信了他们的谗言,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虽然给了他的仕途以极大的打击,他因此先后写下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借屈原以自悼,用天人合一的思想以自慰,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蓄势待发,继续以满腔热情关注汉室的兴衰成败,仍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后因汉文帝再次领教到贾谊的才能,任用他为梁怀王太傅后,贾谊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第二次政治生命

贾谊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数上疏而陈政事”[2],绝大部分奏疏和政论文及杂文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可以说这是贾谊政治思想的成熟期和高产期,从其政治思想中处处可见他对儒家“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痕迹,贾谊认为治理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数宁》,即将“仁”政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贾谊在这段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清醒地认识到大汉王朝看似安定的表面现象下所隐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因而“数上疏而陈政事,多所欲匡建”[3]。其根本方法就是建立以“仁”为核心并有相应法制作保障的礼,他把“法”与“礼”融合在一起,以期建立一种更为稳固的道德法制体系。

贾谊对“仁”的思想的发展还表现在用仁义的手段来处理民族关系上。汉初匈奴势力经常南下扰乱汉族人民的生活,严重影响着边疆的安定,贾谊主张“宜以厚德怀服四夷”《匈奴》,提出建“三表”、设“五饵”之策。“三表”即用事势来“谕天子之信”、“谕陛下之爱”、“谕陛下之好”,以使匈奴民众归附;“五饵”即对来降的匈奴使者及官员给予优厚待遇,以“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匈奴》,用这种方法来争取匈奴的上层统治者,这样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来与单于争其民,用和平的方式解除边患。不可否认,贾谊对匈奴问题的处理,是对孔子提出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却比孔子的思想显得更为具体明确,也更加切实可行。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贾谊的这一思想大大扩展了“仁”的境域和价值域,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如果匈奴问题得到了最终的解决,那么单于之民就是大汉之民,所以,要尽最大可能和尽早地善待匈奴之民;另一方面,战争总会带来人道主义的灾难,所以,关于民族纠纷,假如不诉诸武力也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尽量不要诉诸武力。也就是说,贾谊把“仁”的境域扩展到了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要善待天下之民的范围,把“仁”的价值最大化到可以实现的范围之内。

二、“礼”的作用是固国家、定社稷

“礼”和“法”这两者当中,贾谊更侧重强调了“礼”的重要性他认为:

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礼》

贾谊把“礼”的重要性放到了“固国家,定社稷”的高度,而且把“礼”的重要性进行进一步的展开论述

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

如果说孔子的“礼”更为强调的是一种等级意识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那么,贾谊则是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阶级”的概念,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礼”的重要性和其存在的积极意义,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巨大创新

 

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级、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阶级》

贾谊主张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各有等级,不能僭越,而且对每个等级的人要分别对待,以厉廉耻、行礼义,这就让“礼”的作用得到了更好的彰显。“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贾谊确实是把“礼”放到了“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礼》的高度,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贾谊所主张的“仁”的理想状态的实现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的,在等级分明的前提之下,只有大家都遵守“礼”的相关规定,才能真正固国家,定社稷。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礼”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是实现“仁”的政治理想的必备要素。而为了实现安定国家的“大仁”,贾谊提出了两个非常独特的观点,那就是适当保持对统治者上层的“小仁”,即他所提出的“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阶级》的观点以及“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礼》的观点,作者认为,贾谊这些观点的提出非常有价值,有助于我们更立体、更全面地来解读“仁”的真正内涵。在他的《阶级》一文中曾经提到:

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阶级》

贾谊用投鼠忌器来比喻大臣与主上的关系,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大臣毕竟是主上挑选的大臣,如果因为大臣做了不该做的事,就马上给以很严重的惩罚,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主上的一种惩罚或者至少会有损主上的威严,用贾谊的话来说就是“贵大臣之近于主上”,所以,贾谊说:

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系、缚、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阶级》

言下之意就是要给这些大臣留有尊严这同时也是在维护主上的尊严,因为,假如主上的尊严得不到维护,社稷大业的安定就会受到威胁,如此权衡利弊,就会发现给予大臣适当的“小仁”恰恰有助于整个社会“大仁”的实现。这个观点可以从贾谊对赵高杀害秦二世事件的评价中找到依据,贾谊认为,秦二世之所以会被赵高杀害,就是因为他平时推行严刑峻法,随意杀戮大臣所造成的,因为秦二世的这种统治策略,既使他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使自己失去威势,同时也会助长大臣的野心,甚至导致弑君局面的出现。所以,一定要养臣下有节。况且,全面地看待贾谊提出的这个观点,我们会发现,他也并不是说在大臣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不给予任何的惩罚,只是惩罚的方式要有所选择,譬如,可以赐死,但最好不要给予戮辱,即尽量维护大臣的尊严,这同时也就维护了主上的尊严。

三、“法”是社会稳定的保障

贾谊认为,整个社会大“仁”局面的出现,不仅要由“礼”来保障,必要的时候,还要辅之以“法”,这是贾谊对“仁”的内涵的进一步衍化。在孔子那里,“礼”与“法”有严格的区分,或者说他是重“礼”轻“法”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而另一位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所强调的“礼”又有点近于法家的“法”。而贾谊则是把“礼”、“法”这二者很好地加以调和,以“礼”注于“仁”之中,并以“法”来保障“仁”的最终实现。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来达到实现汉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就是“礼”待诸侯王的一种表现,从而体现出“仁”政的一面,针对当时诸侯势力强弱不一的现状,他指出:

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制不定》

这其实是一种极高的政治智慧,在国家局势尚能掌控的前提之下,对诸侯王就应该多施仁义,既可保持国家的安定,又能让诸侯王心甘情愿地愿意为国家效力,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如果诸侯王野心毕露,其谋反行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定的时候,就应该动用法制的力量来解决,“故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制不定》即对于类似淮南王等诸侯王这样的叛逆行为,就应该用权势法制来加以解决,而等到叛乱平定之后,就可以施以仁义恩泽,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所以要因时势而变,择适者而用之。

四、结论

贾谊关于“礼”、“法”、“仁”三者有机结合的思想糅合了儒家与法家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创新,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即便是在当今时代,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卷84,中华书局,2011.2192

[2]班固.《汉书•贾谊传》卷56,中华书局,1999.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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