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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利 儒学的未来展望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1-03-05 09:57:29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切入点剖析对新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肯定其所主张的“以中为本,反对全盘西化,强调坚持自尊自重的独立人格,确立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等对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客观地分析了现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它又具有不可否定的消极作用。但无论如何,肯定是主要的,所以,在本文的后半部分,作者主要是对新儒家的未来从“创新儒学和获得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展望,突出强调其在人文关怀方面的国内乃至国际意义。

的未来展望

/冯国利

由于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使得儒家思想被重新确立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梁漱溟本人也毫无疑问地成了新儒家的开山鼻祖,儒家思想在中国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是以此为切入点,

 

一、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儒学家重新诠释儒家学说

众所周知,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五四”时期,随着西学东渐日盛一日,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智主义等思想席卷中国的思想界,导致日后科学一层论的武断和物质利益至上论的泛滥,与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注重概念分析、肢解整体对象以及专注于外在静体的理智认识方法,忽视了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体验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并对本已飘摇欲坠中的儒学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然而,就在“五四”之后思想文化一片西化的汹涌声浪中,梁漱溟先生雄音独起,借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作为思想材料,并与王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相糅合,对儒家学说进行价值重估,其旨意在于建立“新孔学”,赋予孔子以新的形象。他将儒家思想从正式的王朝体系中抽离出来,把历史上孔子的“真儒学”从被荀子、程朱歪曲以及为历代专制政体服务而被曲解的“假儒学”中解救出来,还儒学以本来面目,以此说明孔子儒学不但与现代生活不悖,而且可以为现代化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梁漱溟以生命哲学诠释儒学,直接儒家内里生命,从中发掘出具有不为特定的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世界性意义的文化,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价值之源,从而使在当时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境况窘迫的情势下处于惶惑中的中国人,重新保持对儒学存活于现在并活跃于未来世界文化中的信心。他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构建文化发展三路向的理论,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归本于儒家特别是孔子的精神价值,他因此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毫无疑问,梁漱溟是最早提出归本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精神价值并以西方近代观念重新诠释儒家学说,建立起自己思想的第一人。尽管他对后来新儒学发展的影响不如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大,但他所确立的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路向,却被后来者所认同和弘扬。这种归本于儒学精神价值的文化路向,也许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它却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迪:中国现代化发展不能完全学习西方,其历史道路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现代文化不应该是西方文化的移植或翻版,我们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与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因素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进行结合、融会与综合、创造,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二、现代新儒家创立的背景与主旨

1.背景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迫切面临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来吸收、融合和会通西方思想和文化,寻求一条使传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平稳道路。同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返本开新”(“返本”就是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新”就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的思想纲领和“援西学入儒”、“儒化西洋文化”的口号。而且后来者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表现出了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2.主旨

现代新儒学在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模式上,不同于全盘西化派与国粹派,而是表现出以中学为主体的新旧调和、中西结合、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二重性思想特征。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供了许多积极因素,其主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现代新儒家主张以中为本,反对全盘西化,强调坚持自尊自重的独立人格,确立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这对于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二、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以中为本,融合中西,会通中外,试图用西方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开出科学民主之新,这一思想对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具有积极影响其三、现代新儒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整理、注释、阐发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中外文化的交流。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出现了第三代新儒家,他们对儒家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探索出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他们与前辈新儒家相比,其理论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对“儒家资本主义”的概括,却更加明确了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选择方向,即“儒家传统+资本主义”,这成了第三代新儒家所从事的创建性工作的根本任务。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与新儒家的前辈们是完全一致,他们声称第三期儒家的最大使命,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迷雾”与“魔障”尽早在中国大陆消失,并提出要用儒家思想由“互动”而“超越”、直到最后“战胜”马克思主义的几点“贡献”:即在本体论上,用生动活泼的“万物含生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论;在历史观上,用“以生命为中心”的生命史观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观;在世界观上,用“和谐生动”的宇宙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矛盾为重点的宇宙论;在人性论上,用“天人合一”的原善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认识论上,用“知行合一”的实践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论;在方法论上,用“一阴一阳谓之道”的交感机体论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南,只有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思想才能成为“东亚社会和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医治现代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无法克服的种种弊端,“为全球提供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深刻认识”(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才能充当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现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其思想成分中的消极作用

首先,现代新儒家鼓吹的“儒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紧张与对立,而这种紧张与对立又必然会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同现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分歧,归根到底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的分歧。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20世纪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思潮和学术流派,同时也是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思潮,它有自己鲜明的阶级属性和社会政治主张,因此必须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个派别一产生就和马克思主义处于对立的地位。梁漱溟就曾宣称,俄国共产党所要走的路同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在中国都行不通,他们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在80年代被港台新儒家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他们所坚持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显然,我们同现代新儒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现代新儒学所持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次,现代新儒学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因而不可能为现代化建设提出科学的思想。现代新儒家一直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他们认为,哲学与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自身,他们之间不仅有着量的差别,而且有着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互相取代,无论科学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哲学问题。他们还认为,儒家思想有一个“绪统”或“道统”,哲学就是接续儒家的“绪统”或“道统”,培养人的道德人格,确立人的主体意识,通过“内圣”之道开科学民主之新。因此,他们始终坚持把儒家的“伦理精神象征”视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的形上实体的道德观,并以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儒学进行逻辑的论证和改造。这就不仅不能提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科学思想,而且其理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必然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就更突显了新儒家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如果说,儒学的现代化就在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儒学是不可能现代化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学的现代化也包含有儒家的某些思想传统可以进行现代化转化或创造发展之意,在这样的层面上,儒家思想应该也可以现代化,我们知道,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文化积累的悠久历史,其传统文化源源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营养和内涵,其中一些思想至今仍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对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刚建日新”、“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和”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几千年来一直为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所继承,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心理纽带,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统一与稳定以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特别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在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中国”和“人生”问题的终生关切,他一直致力于探索一条“现代化”与“人性”的统一即“中国富强”和“儒家人生”并存两全的文化道路,这是其文化哲学探索的核心主题。儒学自孔孟创立以来,经过两汉尤其是宋明程朱、陆王等的改造之后,构建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新儒学以“仁”为核心,以伦理为本位,在哲学上崇尚“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政治上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其间经由历代统治者的采纳和发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都由此纳入道德人伦之中。

我们必须肯定,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是极其深邃的,这不在于他为后人提供了多么完美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在于他对现代化有一种超越性的反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对西方现代化的一片赞扬声中,梁漱溟以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见,敏锐地察觉到西方现代化对人生和人性的种种限度,敲响了现代化给人造成悲剧的警钟。同时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的价值还在于,他提出的以儒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制衡现代化的中西文化相融合的构想,揭示了现代化与人性之冲突的深刻内涵,触及到了现代世界一个普遍性的文化命题,这就使得梁漱溟对人类存在的这一永恒主题的探索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而他的这一思想正逐步被现代人所体悟,因为,不管现代化如何推进,对人的终极关怀,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梁漱溟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世界大思想家。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儒家的历史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亚地区的经济腾飞,促成了“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就是以儒家伦理精神为依托,实现儒家文化精神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嫁接”。这种“嫁接”以日本最具典型。二战后的几十年来,儒家文化与日本现代社会的政经文化和思想紧密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当代新文化体系,并日益渗透到日本国民的文化心理之中。同样,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也备受推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精辟地指出,促成新加坡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的一股推动力就是儒家伦理精神。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主张社会比个人更重要,应将社会利益放在一切个人利益之上。而新加坡的大多数人民,即是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以道德为立国之本,认为欲求建立正直和谐社会,必须弘扬孔子所代表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这些事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梁漱溟的哲学理论所透显出的隽永的思想魅力。

三、儒学的未来展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新儒学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也充分认识到了儒学的巨大理论价值,但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学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注意如下个问题:

1.儒学如何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桂钿教授认为,创新是由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这碰撞既有思想与实践的碰撞,也有儒学与其他思想的碰撞。他特别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最无益的态度,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古代典籍,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很多精华变成了糟粕,相反,不少原来被认为过时的东西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创新的关键在于认清时代的要求,使儒学发展和时代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其实,儒学现代化不仅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基本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而且必须要有现实的社会担当,省儒学学会吴光教授的观点比较值得借鉴,他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正在发展之中,类似“自由”、“民主”、“法制”很难再说只是西方观念,同理,“仁爱”、“民本”、“中庸”等观念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也正是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状态,事实上,谭嗣同、康有为、马一浮等人的儒学都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而并非固守儒家传统教义。今天儒学创新的基本方向,应是以民主仁爱为本,以科技法制为用,从道德仁学走向民主仁学。如果离开仁爱思想以德治人,儒学也就不是儒学;如果不引入民主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新儒学。这种“民主仁学”思想应该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强大的生命力的。

2.儒学如何实现当代价值

儒学如何真正进入现代生活,自始至终都是当代国学专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此问题,作者比较赞同台湾籍学者龚鹏程教授的看法,攥写的《生活儒学的面向》一文中总结了他多年来从事儒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总体思路。他反对儒学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论体系越做越精密,却忽略了儒学实践,忽略了儒学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他本人及台湾学者一直在做相当具体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区大学体系,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爱情学等课程,以儒家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以儒家仁爱观、家庭观促进现代人际关系质量的改善;挖掘儒家思想中文化美学的资源,指导民众在具体的文化生活中营造美感等等。这些工作既顺应了大众的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济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径。

3.如何获得群众的情感认同

在儒学努力获得当代价值的过程中,注重群众的情感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儒家有过分精致化、贵族化的弊病。新儒家的初衷本是重建儒学与社会的关联,但结果却背道而驰。儒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发挥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离开了民众的认同绝无可能。所以主要的工作是把儒学化为群众的情感认同,而不只是高深的道理。儒学要告别贵族化,走向世俗化。但是世俗化并不等于庸俗化,后者是迎合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前者则是对正面的世俗价值的承认。

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当代新儒家的集体努力下,经过不断的创新与改造,儒学的前景肯定是一片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2]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3]方克立、李锦全.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6]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7]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诸暨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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