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诗杰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广东广州  510970）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全球化时代空间秩序治理的中国方案，担当着空间秩序和谐发展和价值实践双重结构的历史使命。因此，本文试图以全球化时代空间秩序下冲突和调和的关系视角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论，具体通过梳理世界空间秩序“冲突-调和”的历史演进，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而通过对空间秩序“冲突-调和”成因分析，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空间秩序失范的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从而开辟一条全球化时代空间秩序的话语体系，理性对待秩序文明的历史时空和现代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空间秩序失范；冲突和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卢诗杰（1989--）男，壮族，广西北流市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深刻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21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必须面对新的考验和挑战，各国的存在方式与全球体系的形成密切联系,这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空间秩序冲突和调和的外在表现，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刻影响。为推动全球化时代空间秩序由冲突向调和合理有序的方向转变，对解决后疫情时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寻求一条破解路径，则需要提供一种中国智慧的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深入剖析该方案的逻辑起点，即对世界空间秩序演进史的基本认识，无疑是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一、空间秩序“冲突-调和”历史演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在人类文明时空中，维系空间秩序发展的不过是冲突和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每一部文明发展史都是冲突与调和的产物，在迈向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时代进程中，对世界空间秩序演进史的梳理更还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因此，根据社会——经济的视角，首先对迄今为止的空间秩序中的“冲突-调和”做一个简要的历史分期阐述，为应对空间秩序失范的问题提供新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能性。

1.碎片性秩序时期（远古到19世纪）

在这一时期，空间秩序是碎片化的。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秩序，如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体系、古罗马的帝国体系、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帝国体系等。尽管这些地区秩序之间因地域的不同、交通的落后基本上往来较少，但这些地域空间秩序之间却存在着一些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或是极少的军事互动。整体来看，这些碎片性空间秩序无论是从密切度和能量度均是非常薄弱的，但并不妨碍空间秩序内部能量的释放而不断突破产生自我冲突。冲突调和后的产物便是政权的更迭、变法改革甚至政权间的协定等，通过调和而使得冲突后的空间秩序获得暂时的稳定和短暂的升华。空间秩序的冲突与调和是具有动态性和利益导向性的，每一次冲突是以调和导向作为结局，使得空间秩序发展得以暂时维系，每一次调和也因利益的变换孕育着新一轮的冲突。尽管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新兴的欧洲强国开始对美洲等地进行殖民，但这并非空间性的整体秩序，这些曾被殖民的地域多数是原土著居民的部落和聚居区、未开垦的地区，都在当时的核心空间地区秩序如中华帝国等之外。只有在进入工业革命后期，欧洲的殖民活动才对主流的文明秩序形成强大的冲击，得益于资本主义力量的渗透，空间联系的加强体现在欧洲列强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有效控制^[2]

2.碰撞性秩序时期（十九世纪－20世纪中叶）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交通技术的革新扩大了“地理-物理空间”，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辐射也因此使得“世界市场”成为可能。并由此撬开了“货币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畅通无阻的大门。^[3]世界大部分国家开始卷入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重要原因是由欧洲国家的殖民化推动的。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启动之后，欧洲逐渐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优势，并力图通过殖民扩张将非欧洲地区纳入自身的工业体系之中。在这一时期，冲突和碰撞成为空间秩序的常态。这种碰撞首先表现为欧洲强国与非欧空间的碰撞，即欧洲强国用武力胁迫非欧力量从属于欧洲秩序；其次，欧洲强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强弱对比需要重新瓜分世界、重新调整秩序，如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冲突；最后，欧洲强国的殖民冲突导致了欧洲内部的国力较量，冲突的最终代价就是世界大战及其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和平民伤亡。一战结束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过是按下了全球秩序冲突的暂停键，埋下的却是二战时期空间秩序冲突扩大化的火种。欧洲安全保障体系瓦解的过程体现在法国寻求安全保障并压制德国企图受挫以及德国突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外交胜利的成功并最终走向大战，短暂的调和局面最终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所激化的各种冲突所打断，战争取代了和平。

3.分裂性秩序时期（20世纪中叶－20世纪末）

流血的战争总归需要以不流血的政治来弥合，二战冲突结束后确立了雅尔塔体制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这是控制秩序再次调和的体现。并且落实了调和的机制，比如政治调和组织为战后初期成立的最有影响力的联合国组织；世界货币体系则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整体意义的空间秩序在经过激烈的二战后冲突之后初步形成。但是历史总是具有惊人的相似，拨开空间秩序调和笼罩的迷雾，空间的冲突如孪生兄弟般相伴而生：因意识形态冲突导致的这一新的空间秩序却是分裂的，二战之后空间秩序中出现了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美苏两超级大国，一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另一方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在两极格局形势之下，世界各国只能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做出选择。虽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类似中间地带的力量，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中苏破裂后的中国等，但是这些力量基本上都游离于当时的核心空间秩序之外，在空间秩序的扭转上发挥着微不足道的作用。

4.整合性秩序时期（21世纪至今）

冲突与调和之间磨合的典型代表：冷战。冷战结束后的权力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网络化、世界风险化、暴力文明化等诸多趋势对世界空间秩序观形成了挑战。这种由空间秩序、活动与人的关系构建起来的全球化的空间新秩序，内深层次是各国各集团权力利益纷争和表达的场域，隐藏在背后的正是其权力（利益）的分配机制。换言之，全球化过程中的空间秩序尽管多在国与国之间力量关系的博弈中展开，但是空间运动中的资本运动又总是试图超越甚至替代这种框架并且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国际冲突与战争的威胁并没有因为各国经济联系的加深而减少，相反，全球化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还加剧了战争后冲突的危险性，特别是在这过程中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平衡、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产生绝望甚至会形成一种威胁世界和平的新的力量——恐怖主义，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基于多极力量、多层结构、全球性的多元调和。尤其是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疫情，人类命运在此空间秩序中休戚与共，这意味着未来在全球空间治理过程中务必树立起全球意识和模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举措对破解全球化危机做出了路径选择，并对未来空间秩序治理描绘了理想的蓝图。^[4]

二、空间秩序“冲突-调和”原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1.空间秩序的过度膨胀

十九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因空间“收缩”而不断变化演变为一个地球村，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市场在全球化范围内越来越饱和，世界空间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张力由于时空的推移及其内部因素三种次级空间秩序的能量消耗所调控，就如一件高速运转的机器在消耗有限能源的生产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同时，机器因为内外部需要而消耗掉一部分能量；一方面这种能量空间秩序具有有限性和时空性，另一方面空间能量秩序的自我需求却是无限性的，伴随的需求出现过度膨胀也就毋庸置疑了，归结起来就是能量（消耗）空间秩序有止境而空间秩序的需求无止境。但是当一个地区的剩余资本在内部找不到盈余性投资，并且在其他空间范围也找不到盈余性投资的时候，根据资本的扩张天性必须使自身通过空间性转移的方式来实现其盈余的积累，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种“空间”在今天却越来越受压缩，这意味着空间性修复失灵，于是“9.11事件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在美国国内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大形势下，甚至那些自由派也开始支持入侵阿富汗，击溃塔利班和在全球搜寻‘基地’组织的观点。”^[5]其实这些战争冲突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们为了掩盖国内资本主义系统即将面临崩溃而转移视线之举，毕竟战争是流血的调和，是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调和是不流血的冲突，冲突是有目的的调和。正如卡尔·曼海姆说：“战争本身并非是某种类似侵略性那样恒定不变的天性结果，而是部分通过制度错误地精致心理倾向的结果部分在不协调的诸制度发生冲突并引起普遍的不安全感时，把人民不顾一切的逃避变成集体侵略的结果。”^[6]

2.空间秩序的内部调节失衡

资本主义空间秩序在全球化发展中既是一个不平等的等级制的世界体系，同时也是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即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对于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垄断，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处于主导性的“中心”地位，而且更多地分享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利益；而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则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附庸，同时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转嫁风险的对象。因此，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内部冲突与调和力度对比，甚至影响国内外的战争与和平。比如，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是该国历史上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危机，2008年美国因“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与社会危机，甚至包括欧洲难民潮以及“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猖獗活动等。虽说这些经济危机潮流的造成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复杂因素，但如果回归到资本主义系统角度分析，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系统持续在空间被高度压缩的全球化世界中，将面临着整体性的系统溃败。尤其是全球空间生产规模化时代背景下，福利国家时代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已经被打破，后福利国家时代的经济发展而与新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任何画地为牢的区域性和部门性保护措施，都不可避免地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向全国普及的福利和保障机制转变^[7]。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时期内发生的，是在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形式之间长期不可调和冲突的总积累的迸发，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是冲突的表现和调和过程的产物。对于“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话题诠释即是没有永远的空间冲突，也没有永远的空间调和，每一次冲突是以调和作为暂时的结局，每一次调和必须以新一轮的冲突作为牺牲代价并意味着新一轮的冲突已经在开始。

3.空间秩序的时空修复失效

当代西方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卫·哈维指出，全球化是空间上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更是资本积累导致的问题,资本主义为此而得以延续。^[8]这种空间理论方法，为观察和剖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帝国主义提供了路径和方法，一方面是权利的领土与权利的资本逻辑，另一方面是扩大再生产与剥夺性积累，两方面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特质体现，都是为了扩展而消灭空间。当内部空间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无法获得盈利时便产生两种“补救方法”——时间的推延和地理的扩张，即哈维的时间性修复和空间性修复，这归根到底还是资本的冲突和调和两种外在表现。可见，全球化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系统而衍生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的系统：为稳定其自身和持续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向外部的溢出机制，但倘若不再拥有这样的外部呢，这就是目前全球化的空间时代已出现这样类似的非常态。于是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在国家间、区域间、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冲突（全球战略）建构了理论基础，同样使得21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帝国主义对外明目张胆的扩张出师有名，全球化空间秩序的时间性修复和空间性修复也因此荡然无存。

三、破解空间秩序失范的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空间秩序往往过度膨胀、“冲突-调和”失衡或时空修复失效等方面存有诸多原因，即便大卫·哈维为了能够透析出新帝国主义内在本质是通过对外扩大发展来完成本国家民族的剥夺性积累，也曾试图建立基于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辩证分析法，最终目标是对整个21世纪世界空间秩序进行重构和整治。然而，在全球化的演进下，作为世界秩序的国家间秩序、区域秩序、全球性秩序三种次级秩序并非相互孤立存在，它们在冲突和调和之中不断出现循环往复的现象，并统一于世界范围多元行为体构成的复合性政治框架中，三种次级秩序在调和因为竞争冲突的结果直接影响到自身秩序合法性的实现，在这个分散流动的全球政治权力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在21世纪国际关系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便成为了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发展潮流，实质上追求全球空间秩序有序化，并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诉求得以实现，这也是全球化空间秩序出现灾难性冲突之后世界各族人民希冀在此空间范围内得以长期性调和的结果。

那么，伴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空间格局不断向纵深发展，若求得在此空间格局内合力解决全球性的共同议题，则需要有大国担当和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方案，才可以破解空间调和失范的迷思，这便是放眼人类未来和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构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推动空间秩序和谐和长远发展的中国方案不再以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为出发点，而是以互利共赢为价值诉求，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略，更是承载着全人类幸福的诺亚方舟。构建新的世界治理体系，健全的全球空间秩序充满着纵横交错的冲突、仇视与和平、有序和无序，正如齐美尔的形式冲突论所认为的，尽管在这个包含冲突调和的统一体中，奢求完全调和的空间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真存在如此的文明秩序，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矛盾观，该空间不可能存在有持久任何生命力，更谈不上人类文明的变革和发展。然而中国从倡导、呼吁到执着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提出“一带一路”辐射全球空间场域，谋求了空间正义从而进一步展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面前，对“中国强大了，中国何去何从”和“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这两大问题做出了庄重的解答^[9]，并发出了人类历史时空中和谐最强音，终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精神追求——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真正共同体”^[10]。

参考文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58

[2]齐世荣、吴于厪.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92

[3]李春敏.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三重变革[J].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11(11):48

[4]唐士其.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62

[5]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56

[6]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M].张旅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7

[7]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45

[8]章仁彪、李春敏.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J].福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60

[9]唐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及构建价值[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1):36-43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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