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利
（中共诸暨市委党校  浙江绍兴  311800）
摘 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诞生于诸暨县枫桥区的“枫桥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法宝。自诞生以来，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其强大生命力的背后，文化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诞生阶段，正是枫桥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基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枫桥经验”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能够与时俱进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其精髓决定了其旺盛的生命力，而枫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内容、鲜明的文化特色是“枫桥经验”之所以诞生在枫桥并且能够不断推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原因。本文主要从枫桥简介、“枫桥经验”概述、探究“枫桥经验”的文化基因、重视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对“枫桥经验”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文化溯源。
关键词：“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文化基因；溯源

一、枫桥简介及“枫桥经验”概述
1.枫桥简介
枫桥坐落在浙中腹地，古越大地会稽山南麓，西施故里东北部。这里流淌着一条千年悠悠的江溪，古时曾红枫漫江，所以叫“枫溪”，溪上有一座雄踞越州的双拱石桥，始建于隋朝，故名为“隋桥”。一条千年的枫溪与一座古老的隋桥，极其和谐地融合成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枫桥”。
枫桥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大禹后裔无余曾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叫於越的诸侯国。公元前221年，秦平蒋南地，置会稽郡，设诸暨县，将枫桥置乡为大部；北宋大观二年（1108），建制为枫桥镇；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诸暨县集大部等10乡置义安县，以枫桥镇为县治；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3月，诸暨县设立4个区政府，县政府机关设在枫桥镇；1962年，诸暨县在枫桥设立区公所；1992年5月，枫桥区改制为枫桥镇。现在的枫桥镇，辖区总面积165平方公里，辖29个行政村，2个社区居委会，实有人口8.8万左右。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创业创新，如今的枫桥镇经济活跃，镇强村美，家富人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纺织、针织、服装、建材、机械、玩具等六大产业的工业强镇，文化、教育、科技、农业、卫生等各项事业也走在了诸暨市前列，先后获得浙江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东海明珠文化镇、浙江省生态建设示范镇、浙江省卫生镇等荣誉称号。不仅被称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乡镇的典型”，还成功创建为全国重点镇、浙江省中心镇，入选千年古镇历史地名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又被冠以“中国诗歌小镇”的称号，其文化底蕴可见一斑。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枫桥经验”就诞生在这里。
2.“枫桥经验”概述
1963年11月22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单位之一的枫桥区，当地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工作经验，受到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和肯定，“枫桥经验”被作为一个成功的典范迅速推向全国，逐渐成为全国公安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之后不断发展创新、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概括说来，“枫桥经验”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形成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经历了“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在形成阶段，主要是社会管制的经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基于依靠群众和教育人、改造人的思想，对“四类分子”就地管制、教育和改造，实现矛盾不上交；在发展阶段，主要是社会管理的经验，针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新矛盾，加强自上而下的管理，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创新阶段，主要是社会治理的经验，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现的新矛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政社民协同治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局面。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集中体现了“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变革和飞跃。
“枫桥经验”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途径是发动和依靠群众、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如今已经形成了坚持党建统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其强大生命力的背后，文化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诞生阶段，正是枫桥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基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枫桥经验”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能够与时俱进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其精髓决定了其旺盛的生命力，而枫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内容、鲜明的文化特色是“枫桥经验”之所以诞生在枫桥并且能够不断推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原因。
二、探究“枫桥经验”的文化基因
探究“枫桥经验”的文化基因，主要考虑从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内容丰富、文化特色鲜明等三个维度进行。
1.文化底蕴深厚
(1)枫桥的物质文化丰厚
具体而言，枫桥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山川地理文化，以及附着于山川地理的人文遗迹。这些都为居住生活于此的后人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料，滋养一代又一代枫桥人，让枫桥地域文化的培植和发展具备了先天条件。
一是山川地理条件优越。枫桥以枫溪得名，枫溪是一条风光绮丽的山溪，东源黄檀溪，西源白水溪。会稽山脉向西北延伸过来许多大小山岭，让丘陵与河谷平原错杂其间，山川灵秀，水木清华，孕育了枫桥这块风水宝地，让枫桥人文蔚起，名贤荟萃。越国的国都，长期在枫桥附近，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地理优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金伯中曾在《论“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一文中指出:“以清丽枫溪江、秀美紫薇山及其历史遗存为主要载体的山水文化，记录和承载了辉煌而厚重的枫桥历史。”
二是人文遗迹质高量多。枫桥镇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是诸暨三贤故里，古迹星罗棋布。建于北宋元祐年间的东化城寺塔，是浙江省内仅存的六座宋塔之一，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枫桥大庙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小天竺、光裕堂等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义安县故址、十里梅花旧迹等一大批人文遗迹。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曾在枫桥大庙对民众进行抗日救国演讲。枫桥自唐宋形成集市并成为“会稽咽喉”和“婺越通衙”以来，交通便捷，商贾云集，呈现出“箬壳草鞋尖头帽，千根扁担进枫桥”、“车马填衙江满帆，旌旗动处酒俱酣”的壮观场景。
(2)枫桥的社会组织文化渊源流长
枫桥的政治、经济、思想活动开展较早，民间凝聚力较为强盛。
一是枫桥的政府组织建置早。据《越绝书》、《史记》等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夏帝少康庶子无余，受封於越，以奉禹祀。其裔孙在大部建越城。於越国建都之地，就有勾乘、大部、埤中三处。另据光绪《诸暨县志》载:“古越城在大部乡。”而当时的大部就在枫桥那一带，今天的枫桥，还留存有“大部弄”这个地名。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曾经说过:“从历史传统来说，诸暨是代表浙江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的”，这跟枫桥的政府组织建制早有直接的关系。隋杨素置枫桥驿，北宋建置枫桥镇，南宋曾设义安县，元设巡检，明为驿辅，清设枫桥镇，民国元年设枫桥乡。新中国成立后枫桥一直是镇、乡、公社、区所在地。
二是枫桥的民间凝聚力强。枫桥历史上有忠孝义安传统，通过参阅大量的家训发现，许多社会矛盾都是通过家族内家长、房长、宗长、祠长秉公调解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达到“无讼”状态。
三是枫桥治安有官民合作传统。清光绪年间，为争抢水上运输生意，枫桥镇出现了一帮强行“霸挑客货”的团伙，即团霸。当时枫桥商民黄明高等联名向县府控告了“团伙”霸挑客货等情况，县府即“票饬传讯”，并令该镇士民陈烈新等“理令”，整饬处理此案。陈烈新等当地名望耆宿迅速召集“两造（即原告和被告）”，进行调处，终使“两造允服，取结求息”，解决了“铺商（户）”与“脚夫”之间的矛盾，有助于当地的安定团结。
(3)枫桥精神文化根深叶茂
枫桥自古重视文化学习与交流。
一是深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枫桥自古重孝义，南宋时期出了大孝子杨文修。朱熹闻名，来诸暨赈灾时特地到枫桥与他畅谈数日，乡人辟其地为“紫阳精舍”，修成“紫阳宫”。朱熹在枫桥的讲学经历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枫桥文风很盛，书院塾馆遍布山村，“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山间茅屋书声响”。据考证，朱熹曾先后四次来枫桥传经讲学，儒学大师陈寿在枫桥寄隐草堂曾著书讲学长达20年。明朝枫桥名土骆问礼是朱熹理学的捍卫者和践行者，晚年“手订家礼，悉守朱子成规。居丧不作佛事，诫子孙世守家法”。张岱在《三不朽图赞》中称赞骆问礼“人称为朱紫阳之功臣，不愧为海忠介之高弟。”枫桥哺育了灿若晨星的历史文化名人。据考证，宋、元、明、清四代，枫桥仅科举出身的有进士35人、举人68人，贡生50人，宋代有上舍生2人，元、明两代有荐辟11人，明、清时举人会试联捷成进士的有9人。
二是王阳明心学思想对枫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明代大儒王阳明弟子众多，诸暨特别是枫桥与之渊源颇深。当时在诸暨的仕宦、文人学者中，有王阳明的年伯骆珑，门生骆骥、翁溥，再传弟子郦琥、骆问礼等。其中，骆珑是诸暨枫桥人，与王阳明为忘年交。骆骥是骆珑的族孙，也是枫桥人。枫桥小天竺见大亭内原置一块有关“立诚之说”的帖石，钤印“守仁”，史传系明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从江西返绍途中所写。明正德十二年王阳明被任命为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明正德十五年，颁布的《南赣乡约》是一部道德公约，其中第三条即对社会教育的内容进行了规范：在家则遵孝悌之义，在乡里则相助相恤，劝善戒恶，讲信修睦，息讼罢争等。这些思想其实就包含在“枫桥经验”的基因里。有学者认为，“止讼息讼”是枫桥经验”的宗旨，“民间自治”是“枫桥经验”的手段，“睦族和邻”是枫桥经验”的基础，“忠孝义安”是“枫桥经验”的基因。因此，“枫桥经验”更倾向于“评理”而不是“诉讼”。而“枫桥经验”的这些特色，与王阳明思想中重视道德建设等内容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枫桥的较早传播提供了思想的先进性基础。戊戌变法前后，枫桥就有维新派人物陈凤锵，他积极主张废除八股，设立新学堂，普及教育，造就人才，以挽救民族危亡。辛亥革命爆发后，枫桥就有不少热血青年在上海、广东等地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学生军。枫桥是越中较早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近代以来，从枫桥走出去的救亡图存、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不在少数，其中尤以考取黄埔军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军人为最（有名可查者达24人）。
2.文化内容丰富
无论是本土文化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抑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与“枫桥经验”的诞生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枫桥的山水文化、三贤文化、无讼文化，先秦的儒家思想、朱熹的理学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浙东学派等均对“枫桥经验”的诞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革命文化的影响。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枫桥英烈有王静安、汪寿华、黄日初、楼浩卿、陈百树、何达人、何志相、郗耕云、朱学勉等人。其中，汪寿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是枫桥爱国英烈的杰出代表。当初“社教”运动试点工作能落在枫桥，正是因为枫桥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早在“土改”运动中就为“四类分子”建立了详细的监督改造档案。事后也证明，在浙江省确定的三家试点单位中，诸暨枫桥搞得最为成功。这正是依托了枫桥优良的革命传统、敏锐的政治意识和长年积累的政治斗争经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枫桥人深受民主和科学的影响，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即在枫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下党组织，国民党枫桥区党部10个国民党员中，共产党员就有9人。1939年3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来到枫桥，枫桥各界人民在大庙内召开欢迎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点燃浙东抗日烽火。1942年5月，诸暨沦陷，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支队第二大队进驻诸暨，以枫桥为中心的会稽山抗日根据地建立。1943年12月21日，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纵队金萧支队成立等。
3.文化特色鲜明
“和谐观”。伴随中原文人的南迁，儒家文化对枫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谐观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言：“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儒家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普遍奉行“和为贵”“让为贤”的信条，认为“和能生财”“和能生福”，因而遇到纠纷总是妥协和忍让，避免冲突加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宁愿自己吃点亏，也要图个和谐与安宁。受此思想的影响，枫桥地区的民众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基本上选择平和的方式。1963年，枫桥人民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时，采取“文斗”而不是“武斗”的方式，通过说理和做思想工作的办法来改造“四类分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得经过改造的“四类分子”能够更好地融入新社会的生活。在1978年以后，则主要选择调解的办法来平息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因此从“枫桥经验”的传承和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追求社会和谐安定一直是其重要的价值追求。
“礼治观”。礼治观是儒家治世的核心理念。在孔子看来，立国的根基在于“礼＂，它是一种理想和永恒的社会组织原则，应成为后世效仿的制度。它要求人们相互谦让、恭敬并礼貌地待人接物，要求人们在社会中各有次序，各有所遵。儒家认为“礼”不仅是人立身之本，同时更是治理国家的纲纪。由“礼”演化而来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始终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意志，指导和约束着人们的言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对如何协调人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都能在“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得到深刻的反映。“礼”有定分止争的作用，“枫桥经验”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礼”的精华，给每位社会成员提供一套可以明确自身处世的“量”与“度”的生活范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每个社会成员对待纠纷的态度逐渐趋向一致。首先是不愿发生纠纷，万一发生纠纷，也总是希望在解决方式上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民间调解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温和手段，在这种社会背景中发挥了特殊的功效。枫桥的大多数纠纷是通过调解人的耐心说服、教育、感化来化解的。要达到这种说服效果的基础就是让纠纷当事人在内心深处承认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的合理性。“枫桥经验”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在源头上让人们在法律和道德的感召下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使人们在纠纷产生之前都能拥有自我克制的处世心态。
“重义轻利”观。孔子曾经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要求人们在处理道德行为和个人利益之间，应当“见利思义”，因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个人利益会使得社会正义与道德在某种程度上严重缺失，从而导致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激化。“枫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选择地吸收“重义轻利”的精神，矛盾得到有效的调解，人们在利益面前能够相互让步，在处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时，自然也比较容易做到相互谦让。
三、重视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1.保护和传承好优秀的本土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优秀的本土文化既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使某一特定地域的人形成了独特的禀赋和气质，在对“枫桥经验”的诞生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一系列溯源之后，我们确实发现了枫桥人在优秀本土文化滋养之下所拥有的独特人文禀赋，并且这些因子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对于某一特定地域的优秀本土文化，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护与传承工作，以适当的方式将之发扬光大。其一，需要注重优秀本土文化形的保存，可以通过民间习俗、文物古迹、经典文本等对优秀本土文化进行传承与保护。以枫桥为例，枫桥大庙、小天竺、雷峰塔、三贤故居、朱子讲道处等古迹遗存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其二，需要注重挖掘好优秀本土文化中的神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再创造，融入新的思维、观念、取向等，提升优秀本土文化的时代特征与生命力。譬如，枫桥一直注重挖掘和提升三贤文化的内涵，历经岁月的洗礼而经久不衰，不断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枫桥人民的人文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
2.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枫桥经验”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德治功能。的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这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能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治理来看，中华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家”和“国”是命运攸关的共同体，治好小家才能治好国之大家，才能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家国情怀以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支配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在当今社会发挥着精神给养的重要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和未来走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要努力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维度上着重解决好“到位”的问题，在实践维度上着重解决好“落地”的问题，在制度维度上着重解决好“长效”的问题。
3.继承和弘扬优秀的革命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培育和创造的思想理论、价值追求、精神品格，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及其成果，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的革命文化有助于提升群众的爱国情感、增强凝聚力和合作意识，有助于进一步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4.发挥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和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共同熔铸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群众中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助于凝聚共识，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的合力，引领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中。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2]杨国荣主编.《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董平主编.《中国哲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徐伟新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导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6]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7]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07
[8]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9]赵义.《枫桥经验 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10]周望.《社会治理创新的地方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11]卢芳霞.《“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观察与思考，2013.10
[12]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编辑部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编辑部投稿热线：029-87362792  13309215487

24小时查稿专线：13309215487（同微信）

编辑部投稿QQ：693891972   1071617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