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松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0）

摘 要：美国国内矛盾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近一两年，由于疫情肆虐以及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各种决策的推波助澜，使得美国国内矛盾不断积累、激化乃至多次爆发剧烈的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强度与冲突的分散和重迭程度、社会流动程度和利益群体的组织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冲突视角对近年美国国内矛盾激化这一现象的原因予以剖析和解释，并为缓解我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提出相应浅见。

关键词：社会冲突视角；美国国内矛盾；美国社会冲突

作者简介：张岩松（1997--）男，汉族，福建三明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社会冲突，社会阶层，企业社会工作。

一、引言

美利坚合众国曾几何时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代名词，但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曾经的世界风向标却以一种未曾有过的速度激化着国内矛盾，是什么原因导致向来习惯对他国颐指使的美国，不断地深陷自身矛盾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呢？追溯至上个世纪，在社会学蓬勃发展的美国，诸如米尔斯、达伦多夫和科塞等社会学家曾尝试从社会冲突的视角去理解并解释当时美国社会的矛盾。随着其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或许他们的观点并不能解释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但面对当今的美国社会，似乎社会冲突的视角再一次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对解释其国内矛盾提供了帮助。

二、问题的提出

通过文献回顾，综合而言，社会冲突指社会各主体彼此因为利益、阶层、思维方式价的差别乃至对立，而最终表现出的社会互动行为。^[1]在社会冲突视角下，社会互动应从社会团体或阶层间的发生竞争的角度来探讨。冲突不局限于肢体冲突，同时也通过劳资双方的谈判、各宗教彼此由于吸收信众而产生的矛盾或政党之间的冲突等形态呈现。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得益于帕森斯的大力推广，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界逐渐大占优势，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冲突论后来居上，并越发彰显其独特的说服力。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比如尼克松水门事件、同性恋呼吁平权以及美国国民的公民权争夺等诸多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给予了社会冲突理论许多素材，即主张当时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由各个社会团体的矛盾与冲突。如今，社会学各方已经认同社会冲突视角人们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当今美国社会的国内矛盾造成社会冲突的强度为什么再次剧烈？其社会冲突具有什么特点？本文尝试在社会冲突的视角下解决这些问题，并谈谈这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有什么启示。

三、总统选举与人民利益

社会冲突的强度，指“各冲突方面的能量消耗以及它们卷入冲突的程度”，冲突消耗的能量越多，卷入的程度越高，自然社会冲突的强度就越大，如为了改变社会不平等现象或者社会结构自下而上进行的阶级斗争^[2]；美国目前的国内矛盾所造成的冲突的强度之大，远超其他国家，若追根溯源，首先与它的总统选举制度脱不开关系。

1.美国的总统选举

美国人民是如何选举其总统的呢？其实大多数人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存在误解的，认为是民主为生命的美国，在进行总统选举时采取的就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哪位候选人能够获得较多的选票，自然成功胜选。实则非也，美国总统的选举所应用的是一套看似简易却又不失精巧的系统体系。一般而言，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只有两人，分别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党派进行总统的角逐，具体而言，谁能获得超过538张总选票中的一半，谁就是下一届美国总统。为什么三亿多美国人只有538张选票呢，因为美国总统的选举并不是直接选举，而是由各个州来投票进行选举的，这538张选票其实是以州为单位进行投选的，各个州的票数主要取决于各州的人口数量等因素，而每个州的所有选票都只能投给一个候选人，例如得克萨斯州的34张选票只能投给一位候选人，而不能在两个候选人之间分配。而各州的票要投给谁呢？这就要让各个州的选民们决定了，他们是满18周岁的美国公民，他们有权将自己手中的选票在各州的州内进行投票，而两位候选人将在各州州内进行比拼，哪位候选人的得票多，谁就能够获得该州的所有票数。最终两位候选人相加所有的选票，决出最后的胜者。

2.人民利益的忽视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看似民意能够得到十足的彰显，因为不论哪位总统当选，都是民心所向。实则不然。

首先，在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供其到各州游说拉票。截止到2020年9月20日，拜登已经筹集9.9亿美元（约人民币67亿）用于竞选，而特朗普已筹集13.3亿（约人民币90亿）美元^[3]。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团的捐款，“金主政治”导致无论哪位总统当选，都不得不为其背后的财阀利益考虑，而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大财阀，他名下的房地产项目遍布亚洲、南美州、欧洲。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有关于地产投资的重大项目，分布在拉斯维加斯、芝加哥等地，其主要资产表现为特朗普冠名的酒店。在美国，当资本的利益与社会大众人民的利益冲突时，大部分时候都会选择牺牲掉大众的利益。因此，美国总统的选举是一场身披民主外衣的剥削，通过合法的制度化保护，使得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无论如何进行换届，都不断加深着阶级固化。

其次，美国人民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体的左右，而媒体很大程度上又受资本操纵。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中，福克斯新闻网（FOX）和《华盛顿邮报》是亲共和党的，自然经常说特朗普的好话，特朗普也乐意经常接受他们的采访。而《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则是偏向民主党的，特朗普更多时候也会从他们那里招致批评。由此可见，美国媒体在两党之间也不断地选择站队。这使得媒体巨头们会倾向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传递着统治阶级希望其传递的内容，在反智主义盛行的美国，大众的判断容易受到影响。因此，美国总统的选举其实无法代表广大美国人民的根本意愿。

四、美国社会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

1.社会冲突的分散与重迭程度

社会冲突的强度又与什么因素挂钩呢？首先，达伦多夫告诉我们，社会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强度与冲突的分散和重迭程度密切相关。在整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强制结合群体，在每一个强制结合体中，都存在地位不同的两种群体以及他们的冲突，这些不同的强制结合体之间的冲突有可能是分散的，也有可能是重叠的。当一个强制结合体中的对立双方是同一些成员时，冲突就是重迭的，这时对立的双方就会以全部的能量和人格投入到冲突之中，冲突的强度就可能很大。达伦多夫特别提到，经济财产、声望与权威的分配之间的分散与重迭程度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冲突的强度。一旦上述各要素的重迭程度越大，即拥有较大权力的人又占有较多的财产，匹配较高的声望，则阶级冲突的强度就高^[4]。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是地产大亨，又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占有实权，同时还是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使得他在财产、声望以及权威等层面的分配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倾斜，甚至更甚于前几任的总统。这样一来，上述各层面的重合程度很高，当总统的背后是庞大的资本时，他不得不，也只能在做出决策时，服膺于他所代表的资本，当政治与资本挂钩，甚至服从于资本时，它就会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当政党执政的首要目标不是如何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而是如何满足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时候，就容易导致美国出现强度较大的社会冲突。

2.社会流动程度

其次，社会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强度与社会流动程度有关，所谓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事更迭以及上下流动的现象。社会流动程度与社会稳定程度和社会冲突强度具有正反比关系，它与前者成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流动程度越高，各阶级越开放，阶级冲突的强度就越低；反之，则越高^[5]。达伦多夫说：“如果流动频繁，组织的团结就容易被个人的竞争所取代，个人投入阶级冲突中的能量就会减少^[6]。”因为如果一个人发现他自己或是其子女有较大可能实现阶级的上升或下降，那么其参与到阶级斗争中的意愿就会降低，从而不愿意将自己的全部人格投入其中，从而社会冲突的强度就会下降。社会流动程度低，就会导致阶级固化。美国阶级固化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的倾斜。不同阶层的孩子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不同的，统治阶级的孩子学习的不是如何遵守规则，而是如何制定规则，他们在小学时就会受引导思考诸如罢工，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并鼓励自己提出解决方式。老师也会要求学生努力自我制定目标并进行自我管理，同时养成自律习惯。中产阶级的教育也不仅仅以就业为导向，少数专业人士阶层会强调独立性和创新性。即便是小学生，也被要求能够独立思考和表达自身观点。这里的专业人士指的是像医生这类需要长期学习和培训才能进行职场的职业，他们一般都代表着社会的中产阶层，收入较高，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有良好的规划^[7]。工薪阶层的子女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找到好工作，他们只需要记住那些繁琐的规则和若干的步骤，并不需要提出质疑，也不提倡批判性思维，时间久了，慢慢就会导致学生的思考能力下降，最后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无产阶级是最悲剧的，他们的后代甚至可能无法接受到教育。教育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相同思维方式的人越来越容易进入一个圈子。通过教育的倾斜使得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降低，而人们对此浑然不觉，认为这样的状况是稀松平常的，使得美国的阶级固化越发严重。

在面对新冠疫情时，由于社会流动性降低导致的阶级固化，所导致的“舍卒保车”就更为明目张胆。无论是疫情初期口罩的提供，还是近期疫苗的接种，无不展现着富人优先的局面。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弱势群体被“遗弃”了。以非洲裔、拉美裔等人口为主的低收入社区的致病率以及死亡率，都远超过以白人为主要居住人群的相对富裕社区^[8]。事实上，少数族裔以及穷人居住的社区一直在以一种十分不公平的方式努力熬过这场疫情。“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这场疫情更像是国家批准下的屠杀，华盛顿认为美国可以接受每天有2000个人死去，而那些人本不该去死的……老人、工人、黑人和拉美裔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生存。”《华盛顿邮报》刊文称。阶级固化下的美国社会，在面对新冠疫情这种世纪性的灾难时，实属难以给美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从而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冲突与治安问题，也就是说新冠疫情使得美国社会流动性低的问题再一次暴露出来，并再度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而强化。社会流动性越低，社会冲突的强度就越高，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在新冠疫情和反种族主义示威的冲击下，2020年全美每一个月的凶杀案发生率，都比2019年还要多，全年凶杀案激增30%^[9]。社会流动性低加剧着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激化着社会矛盾，而后者无法得到解决，又只能以社会冲突的形式再度爆发，造成恶性循环，如此状况与社会流动性低关系密切。

3.利益群体的组织条件

最后，社会矛盾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强度和利益群体的组织条件有关。当利益群体的组织条件被认可时，其就更愿意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交换意见，解决问题，即它的合法性被确认后，相关的社会活动就会在既定的规则内进行，如果利益群体的组织条件不被对立群体所认可，利益群体就有可能采取一些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2021年1月6日，为了反对拜登当选，支持特朗普的狂热分子们于华盛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示威蔓延到国会山时，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极力试图横跨金属栏杆，美国警方立刻出手，他们不断地用辣椒水、喷水枪和防狼喷雾对这些狂热支持者实施驱赶。但是，仍有有示威者强势破窗，甚至将与警察的冲突延伸至国会内。整个抗议过程一共造成了6人死亡。1月7日晚间，一名在这场骚乱中受到攻击的国会警察因为伤势过重，不幸去世。这场由狂热分子发动，疯狂对国会大厦进行骚乱甚至冲击的历史事件被评价为“一场暴乱”。本次事件是自1814年英国人在1812年战争期间纵火焚烧华盛顿以来，国会大厦首次被占领。美国国会，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庄严肃穆的地方。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与会期间发生如此程度的恐怖袭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实属难以想象^[10]。事实上，美国社会中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早已屡见不鲜。虽然美国允许公民参与游行，但是总的原则是：游行前必须向当局提出申请；游行不得干扰其他民众正常的生活，不得蓄意破坏社会安定，不得颠覆政府^[11]。但实际上，美国的游行示威常常超出上述的原则，与警察爆发激烈的冲突，甚至因冲突致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样一来就使得相关利益群体的组织条件未被对立群体肯定，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加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美国的种族歧视、失业、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已经根深蒂固，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游行示威活动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些问题有关，当被压抑的强烈负面情绪在游行中爆发时，就会导致冲突的升级，而冲突的程度一旦超过了联邦和州相关法律的规定，利益群体的相关组织条件就不会被认可，进而引起警民之间的激烈冲突，社会冲突的强度也由此提升。

五、总结与启示

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遇到社会矛盾，乃至爆发社会冲突。但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死亡人数之多，经济下行压力之大，社会矛盾爆发次数之频，的确让人深思^[12]。社会冲突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当今美国国内社会冲突强度大，与冲突的分散和重迭程度、社会流动程度和利益群体的组织条件都是密切相关的。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社会矛盾，中国也不例外。当今美国国内社会冲突的严峻性提示我们，分散社会冲突的重迭程度、使社会流动程度维持适中水平、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为各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提供合法渠道，对预防和调节我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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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毅峰.社会冲突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行政论坛，2013.20(03):37-41

[3]腾讯.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花了多少钱？说出来吓你一跳[EB/OL].https://m.xilu.com/new10/v/1000010001148449.html，2020-10-02

[4]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0-103

[5]陈瑶.当代中国草根阶层流动的困境之思[D].湘潭大学，2017

[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346

[7]汪国新.智能时代教育形态展望——教育理念的更新换代[J].新商务周刊，2019.21:263-269

[8]新华社.50万生命凋零，美国的人权答卷不及格[EB/OL].https://new.qq.com/omn/20210223/20210223A01C1900.html，2021-02-23

[9]光明网.新冠疫情和示威压力下 2020年美国凶杀案激增30%[EB/OL].https://www.sohu.com/a/448532114_162758，2021-02-03

[10]陈瑶.当代中国草根阶层流动的困境之思[D].湘潭大学，2017

[11]齐鹏、王泽旭.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法律治理策略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3(22):81-84+86

[12]冉冉.反智、民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疫情治理[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3):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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