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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雯婧 把握价值导向 承担出版工作的社会责任——出版物中常见的社会思潮问题评析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1-05-12 07:29:05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赵雯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88)
摘 要:出版物的基本标准是必须把握正确的价值导向,这是时代对出版物提出的一以贯之的要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出版物更需要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服务,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凝神聚力,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对当前社会中的各种流行思潮有相当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价值导向;社会思潮;出版
作者简介:赵雯婧,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一直从事哲学学术专著的编辑工作,负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丛书深受读者好评。翻译作品有史学专著《革命危机中的路易十六》等。

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们既肯定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也承认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他们也由此而系统地创立了科学的社会意识理论。社会思潮从属于社会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但其同时也是一种或多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社会思潮同时具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因素和理论形态方面的因素,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今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进一步走向深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多种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出版物中。作为新时代的出版从业者,对这些社会思潮应该有着正确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一、普世价值
中文中的“普世”一词,来自英文ecumenical,其本义具有非常强烈的基督教神学色彩。在传统基督教的观点看来,只有基督教中的诸神堪称是普世的,其教义是广泛适用的,而其他宗教中的神只能算是民族和地方性的。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这一说法,其正式的来源则是法国18世纪发轫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放弃了长期垄断欧洲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尝试着从自然的规律和人的天性出发,重新建立一种对当时的欧洲社会来说较为普遍、有效的规律和价值,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普世价值”,这个词的含义也就变成了“社会所有成员或大多数成员都认可的价值观念”。
现代西方国家大肆鼓吹的普世价值,其内核其实是新自由主义。而那些提倡“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学者,其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上的私有化、不受调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的“民主”观念,以及以西方普遍的政治制度作为模板的“宪政”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如果我们将这些来自西方的偏狭的价值观念当作一种可以借鉴,甚至是可以复制并推广到当前我国社会的模式,那么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也就从学术问题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普世价值”思潮,其实质是一种企图在思想上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按照西方的、狭隘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观照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的思潮。因此,“普世价值”其实质原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而是在多重伪装包裹之下的话语霸权和政治诉求。鉴于此,我们应警惕普世价值在出版物中的出现,合理地甄别其适应的使用范围,严防、控制其无序、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我们应在出版物中广泛地提倡基于我国社会现实的“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我国普遍地共同承认的价值观,也是人类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也就是说,这些价值是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人民普遍认可的,都在为之而努力和奋斗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可以反映全世界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为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新的方向,丰富了新的内涵,提供了新的基本遵循。
二、新自由主义
同样发轫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其基本主张可以表述为:“通过确立保护个人财产权、实现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以及促进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就能充分释放个人和企业的效率和创造力,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类的幸福。”而中国的市场化过程经历了体制转轨和资本积累的双重阵痛,对于这些阵痛中产生的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也给出了不同的诊断方式,一部分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寻求解决中国经济转型中遇到的问题的思想资源,借此分析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和经济形态结构,在中国改革日益走向深化的情境中,呼吁扩大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促进经济的自由发展。
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走向深入开始,我国学者中就出现了一种论调,部分学者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比如“国有企业的存在就是问题”,主张“农村集体土地的私有化”等。他们认为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这些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部分学者的学术成果中,如果成为出版物,势必造成这一思想在社会中广泛地流传和蔓延。国有企业从始至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我们需要不断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使国有企业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而不是依照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削弱国有企业,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必然动摇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立根之本,扰乱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新自由主义主张人性自私论,片面追求个人的利益。这部分理论主要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主张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逐个人的私利,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个人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比社会公正和平等更重要,不能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经济人”假设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其完全忽视了现实中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对人性的一种片面的假想。从实践上看,如果按照“经济人”假设的原则来处理社会中各个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每个人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其他人的利益,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会不断加剧,甚至产生对抗和冲突,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中国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发展下去,就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苏联的经济衰退、社会动乱就是从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始的。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无疑将会导致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映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国的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就其实质而言,新自由主义在内容上片面夸大了市场自发功能和个人主义的逐利性。从历史流变来看,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经济学理论转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过程,因而,作为一种政治化和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应被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根本不像其鼓吹的那样,是为了全球人民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而是为了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暴力性掠夺”,进一步膨胀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新自由主义代表的在实质上正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服从的正是大资本的意志,它暗合了国际垄断资本再全球扩张的需要。
在经济领域,我们应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1]
三、历史虚无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学术、文艺、舆论等多个领域。其中,学术问题是基本形态,其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历史学研究者背离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根据一些所谓的新史料重新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结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表面上以讨论历史问题为主要内容,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其主要目的在于消解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旦蔓延,就会在社会思想领域造成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不仅会导致人们历史观和历史知识的混乱,而且听任其发展下去,将会破坏当代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因此,有必要对其在出版物中的各种表现形态有足够的警惕意识,严防其出现甚至蔓延。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历史由偶然事件构成,具有不可预测性,因而没有规律可言。他们常常以假设和推断取代历史事实,通过其假想的“历史转折点”,推断出由此可能产生的效应和结果。二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观点、事实、结论作翻案文章。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学者常常以以“挖掘出的新材料”为主要依据,以“研究范式的转换”为噱头,来重写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历史结论。三是对历史做出虚假的描述和解释。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尽管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往往都包含着相同的价值判断与政治诉求,它们在学术研究乃至大众传媒、出版物中的泛滥,势必会有损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危害人们对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的信念。
四、结论
基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我们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能够维护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思潮,就是进步的社会思潮,需要我们用包容的眼光来体察和借鉴;而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有破坏或阻碍作用的社会思潮,就是落后的社会思潮,我们需要对其加以引导,使之向正确方向发展,严防其向错误的方向传播和蔓延。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发展观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意识的科学表述,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和鉴别,吸收其中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因素,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
同时,我们更需要坚决抵制、消除不良社会思潮中的不利因素与消极影响,严防其通过出版物在社会上蔓延传播,切实维护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安全。

注释:
[1]《习近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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