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   
 
高教思政
 
 
 
 
 
 
 
 
 
 
姜磊 张焕君《情礼交融:丧服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社会》评介
论文编辑部   2021-05-25 09:26:58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姜磊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安徽安庆  246011)

 :张焕君教授新作《情礼交融:丧服制度与危机南北朝社会》(商务印书馆,2020年),扩大了丧服制度的研究内容,从不同角度对丧服制度进行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制变化具有“变礼”的时代特征,同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以情制服,以礼裁之”的特点。并且,在研究形式上将丧服制度放在经学与儒学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厘清了丧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趋势。在治史观念上,张教授主张历史的变化性与创新性,力图在研究上突破前人的研究巢窠,自创一番新视角。

关键词丧服制度;以情制服;变礼

作者简介:姜磊(1996--)男,安徽芜湖人,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20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情礼交融:丧服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社会》是张焕君关于丧服的发展历史而进行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成的一本书。该书对中国丧服制度史的研究进行了深化,从丧服的形式、丧期的争论、丧服的制度化以及丧服的“变礼”等方面对丧服与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相结合,从而达到作者的写作目的。本书解决了三年之丧的争论缘起,厘清了心丧制度在丧礼仪式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明确了“继子”、“二嫡”等一些特殊群体的丧服着装。在书中张教授从乱世中重新寻找一个中国古代儒家与新兴学术流派——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即开创性的称之为“情礼交融”,该书以丧服内在结构分析为主体,同时辅之以丧服与其他制度以及时代关系的论证。[1]2

丧服制度是儒家的“六礼”之一的“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规定的生者为死者守丧时所制定的规则。丧服制度始于何时,难以考证。李玉洁先生曾对古代丧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定型进行了考证,认为丧服制度诞生于西周时期,春秋之后才逐渐地形成了丧服的各种形式。[2]关于丧服制度的起源,学术界也争议纷纷,其中以丁鼎的观点较为合理“我国古代以《仪礼》丧服篇为代表的系统、严整的丧服制度,大约形成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3]《仪礼》丧服篇的编订成书即丧服制度确立的标志。

张教授针对了陈戍国先生所著的《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对于丧礼尤其是丧服制度的研究程度不足,研究定位于礼制史,对于礼制本身的变化以及与其他相关制度等关系关注不够等。[1]3在学界,学者大都对于经学史、礼制史多加研究,对于丧葬史之下的丧服史的研究不够重视。在此基础上,张教授增加了前人所未有的更佳具有社会性意义的研究方法,使得丧服本身焕发时代活力。

揭示了三年之丧变化的深层原因。所谓“三年之丧”张教授在书中介绍了郑、王围绕丧期之争,从而引出唐杜佑对郑玄评价“过礼而重情”,而王肃是“轻情而反制”,进一步论述了在丧礼改制中出现的理论争锋。[4]汉末魏晋时期,礼法崩溃,因而社会中士人礼制思想淡薄,而情感逐渐占据主流。张教授在书中论述“但形成之后,就影响到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情感与亲情也成为考虑伦理关系的重要因素。”[1]4开创性的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礼玄之争”到后期渐渐归结到“孝”与“性”之间的争锋,郑玄与王肃的争端这些都随着政局的变换而社会思潮也在随之变化,这里也就明确解决了学术界对“王肃为‘人间主义’,两晋官方反而采用郑说”的疑问。[1]5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专制统治松弛、思想百花齐放的时代,因此”变通“在这个时代有着很大的市场基础,而在丧礼上指导变通的原则就是“缘情制礼”,情作为礼的基础,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礼的制约,二者之间相互调和,标志着东晋以后“礼玄双修”学风的发展。

考证了心丧的范围以及与尊降之间的关系。“心丧制度”在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时由杜预针对孔子的三年免怀之义以及殷商的“谅闇之制”而提出,这种折衷的做法得到当时统治者武帝司马炎认可,并且得到他的亲身实践,最后逐渐制度化、社会化。何谓心丧:一是作为居丧的一种表现,即心忧,居丧不言;二是作为一种丧礼形式,不穿丧服而与五服丧礼相区别,但同时又和五服密切相关,成为丧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徐乾学认为心丧:“此实专为无服而恩重者设。非概施于有服之人。盖以外既有服,既内之哀戚所不必言。故凡有服者皆无心丧之制也”。[5]但自晋朝之后,有服者除服后为亲服心丧已成为制度,自不待言。今人研究中,丁凌华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心丧范围逐渐扩大的时期,[6]马建兴先生认为心丧之制的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丧礼的一个特点。[7]以短丧为中心,以实用、尊君为出发点的汉魏之制成为了后世学习的典范,但是其与儒家经典所规划的服丧制度仍有较大差距,所以曹魏以降王朝的任务就是在坚持短丧制的前提下,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并不断调整“汉魏旧制”,达到对本朝礼制的粉饰。[1]6通过这一思路,我们可以了解到两晋不仅在政治制度上一定程度上对汉魏有所延续,在丧礼传统上对汉文、魏武故事有所承续。心丧制度的灵活性,不仅保证了它作为制度的生命力,也对孝道的观念产生影响。从《仪礼·丧服》篇来看,“厌降”大致有三种。第一是母尊受父尊之“厌压”。父为家中之“至尊”,而母为子之“私尊”,若父在而母丧,子为母之服降为齐衰杖期,父卒后母尊则得伸,子为母之服亦伸为齐衰三年。此“厌降”之义自庶人自天子皆然。张教授提出了“指导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六而以亲亲、尊尊为首,就相互关系而言,亲亲与尊尊既相互包容又各有所重……尊尊往往重于亲亲,如何理解‘缘情而制’就成为一个问题”。在东晋时期,由于门阀政治取代皇权政治,由宗法制所代表的“尊尊”逐渐就被由门阀政治主导的“亲亲”所取代,这也体现了东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礼制变革的时代张教授认为此时的“亲亲”对“尊尊”的地位压制,家族亲情在这个时期被彻底释放出来,少有人再去遵守厌降的规则,这是前人研究所未涉及的。

明确了新兴群体的丧服的发展趋势。在汉魏时期,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兴群体,比如出继、养子、前母以及二嫡的诞生。张教授提出以“石渠阁会议”中议礼的影响下,以诸侯国无子而国除为例,来论述小宗继承大宗的事实。因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张教授论述了从出继到养子、同宗养子的相关服制以及异姓养子相关服制,使得养子这一群体在当时的环境下通过丧礼来得以正身,从出继到养子这一变化过程的发展脉络的厘清,这也是魏晋礼学家在坚守传统与适应时代的条件下制定出的在当时被广泛施行以至于最终被《唐律》采纳的新礼学传统。强调礼学家在礼制改革中的作用,礼学家是是适应社会并为社会而发展而对礼制进行变革的群体。对宗法制度的没落也有所涉及,认为魏晋六朝时期,虽然宗族一词多见于文献,但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仍是小家庭,不见有后代的族产、族长与宗祠,父系系谱观念也处在发展中。在这种背景下,张教授阐述了东晋礼学家重视“情”的社会作用,突破“礼不二嫡”的传统,阐述所要针对的“因情制服”的原则,摒弃前人研究桎梏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别的成见中,从社会发展与政治局势的变化来详细分析其服制演变。因此正如作者所说“礼制本身也在这样的应对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因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而使生命力得以保持”。无论“前母”与“二嫡”,抑或是“交相变服”,其发展创新都离不开其中的时代背景。在此大变革时期,旧有的秩序规则也不再需要,以情感为准绳的新礼制也渐渐被礼学家所采用,制定出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新礼制。从而突出整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以情制服”的鲜明特点。

揭开“名”与“情”的关系本质。张教授在《丧服》中论述家族中的世叔母、乳母、从母,以“名”加服,考察实际、探究内因,得出以情制服的社会趋势。即使如嫂叔无服,也都设置哭位、袒免之礼,这体现了情礼胶着的社会内情,既有社会习俗的原因,也有门阀家族门风所带来的极大作用,对当时丧服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礼缘情而制,无论是“名”抑或是“母名”,其中都是对情感与恩情的隐藏,也正是“情”将本该疏远的关系拉近了。当玄学不仅作为学理而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被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名士实践并加以施行时,率性、放达也就成为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情感对于礼制的影响也迅速释放了出来。名服与加服的变化与“尊尊”、“亲亲”关系的相呼应,体现了礼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与统治者利益而进行变化的。同时,以嫂叔关系为例,本一个在古代社会极为敏感的关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嫂叔之别也逐渐强化,但是礼制的变化也是在恒代遗风、玄学的兴起、重情观念的盛行,使得其处于对抗又妥协的状态。[1]8掀开“名”的外壳,露出来最显著的便是“情”之实。丧服制度正是体现这种社会趋势的最鲜明代表。

以上就是张教授新作《丧服》的主要学术创建。张教授从事丧服研究多年,这本书倾注了张教授大量心血,可以发现该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内容详略得当,更加重视丧礼与社会互动研究。张教授的《丧服》一书侧重于丧服制度内部的分析,也关注于丧服制度在于社会演变重的作用,因此整篇文章十分具有社会性。张教授在“引言”中所论“但是道德伦理天生的抽象性与说教性,并不能使这些观念自动被人接受。于是……而这种关注也必然同时导致‘礼’的侧重点与时代的密切性。”[1]9这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即是使作品得以反映时代并为时代所用,这点这本书在论述时很是成功。这也体现了不仅生物体之间的“物竞天择”原则,“礼”的发展也讲究适者生存的发展原则。

体系完备,研究视角更加新颖。该书从丧礼的运行机制中寻找最为人忽视的“丧服”进行了相对于其他学者来说更为深入的认识。如在书中第四章和第六章关注到继子以及前母等新群体的丧服的演变,从而对本书主旨进行升华。[1]对丧礼的界定更加全面,该书的谋篇布局也正是立足于这些理论,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宏观上,作者从更广阔的角度探讨丧礼在社会中的实施情况,研究视角更为新颖。微观方面,该书对丧服变除、居丧状况及丧服等级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兼顾礼制与礼俗。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视角是该书的亮点,它将魏晋南北朝丧服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不迷信权威,观点上推陈出新。张教授对前人的研究观点提出了一些修正,对一些问题也补充了新的见解。体现了作者对前人学者陈寅恪、钱穆以及余英时学说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创新。张教授对前人相关观点提出了若干修正,对一些问题也补充了新的见解。如在书中在研究汉末居丧制度时,摆脱前人对古今文之争的桎梏,反对将复杂的历史概念化的意识。[1]11对前人研究丧服仅仅局限于皇室内部的个别问题上,认为这是轻重不分,支离破碎的。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研究意图,即魏晋时期丧服的“以情制服”的时代性。强调研究不仅需要考察丧服制度的社会作用以及与其他制度的关系,而且更应该突出丧服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变化,从而达到保证观点准确性的目的。

当然,《丧服》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前人对丧服制度本身过于重视,而缺乏透过制度来进行制度所诞生的社会以及历史进行更为深入的考证,分析的不够深入。在丧礼实践上,以丧服论证观点缺乏与丧礼的其他环节进行联系,这样更能体现丧礼改革下,不仅丧服发展的以情制礼,其他环节也在相应地进行变化。

总之,《丧服》一书视角新颖,不拘泥于前人,这点是很值得肯定的。这本书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突破,并结合自身研究将丧服的发展进行了更进一步深入,给予后人宝贵的研究经验。《丧服》一书是目前论述魏晋南北朝丧礼中丧服与社会发展较为全面的一本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焕君.情礼交融:丧服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2]李玉洁.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定型[J].河南大学学报1989.4.52-59

[3]丁鼎.试论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J].社会科学战线2002.1.128-132

[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徐乾学.《读礼通考》[M].卷二十五《丧期二十五-心丧上》,《文渊阁四库全书》

[6]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马建兴.丧服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8]《隋书》[M].卷75《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编辑部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编辑部投稿热线:029-87362792  13309215487

24小时查稿专线:13309215487(同微信)

编辑部投稿QQ:693891972   1071617352

最新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标题
评论内容
图片上传
表情图标

 
邢雅静 以担保合同为例 
许志 许璐曦 大数据侦 
杜江 浅谈人脸识别的法 
苏婷婷 我国仲裁司法监 
韩晓 关于推进行政公益 


覃俊丽 公益助学类社会 
蒲一帆 讲好中国扶贫故 
吴化杰 张瑞敏 “后扶 
周荣 昆明市巩固提升脱 
崔国鹏 三大行动背景下 
杂志简介 稿件要求 汇款方式 联系方式

CopyRight (C)2005-2015 Www.xinxi86.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陕ICP备15009280号
所有论文资料均源于网上的共享资源及期刊共享,请特别注意勿做其他非法用途
如有侵犯您论文的版权或其他有损您利益的行为,请联系指出,论文网在线会立即进行改正或删除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