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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娜 基于后亚文化视角对“郭言郭语”的分析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1-08-09 09:48:35 作者:站长 来源: 文字大小:[][][]

王娜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南充  637000)

要:郭老师是快手、抖音知名网红,其极具个人风格的“郭言郭语”,在2019年走红网络,被众多网友传播和模仿。文章以后亚文化的相关知识对该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郭言郭语”极具后亚文化的特色。对于“郭言郭语”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文章也进行了分析,同时列出“郭言郭语”走红之后的隐忧,最后对如何引导后亚文化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亚文化;后亚文化;“郭言郭语”

 

2019年9月,原名为郭蓓蓓的一名河北沧州农村女孩,凭借着快手ID“爱吃食物的女孩”一炮而红。这位表情夸张且有些许疯癫的女性,吸引了大量粉丝每日在快手直播间蹲守她的直播和PK。同时,她也成为了视频制作者们的创作源泉,通过搜集她丰富的语料素材即“郭言郭语”(以下简称“郭语”),制成获得巨额浏览量与点赞量的视频以收割流量。郭老师以及“郭语”的流行,反映了目前互联网环境下亚文化传播的现状,透过此现状可以折射出青年群体的生活状况。

1950年以来,对亚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从亚文化向后亚文化视角的转变。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受众开始主动选择自己接触的信息内容。青年亚文化逐渐走向了以兴趣为导向,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性有所减弱。“后亚文化”一词由钱伯斯的著作《大都市图绘:通往现在的可能性》中提出,主要指与后现代主义风格、商业文化、新媒体传播而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元的有别于传统亚文化形态系统的次文化特定名词。[1]后亚文化研究用“新部落、场景、生产方式”等核心理论来跳出社会结构影响论的框架,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个体因共同兴趣爱好而共享参与的亚文化行为。[2]互联网成为青年亚文化生成的主要场域,个体因爱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兴趣共同体使得亚文化的抵抗性得以削弱,“后亚文化”理论逐渐成为解释现状所普遍应用的理论。“郭语”通过网络不断渗透,吸引了青年群体的参与与传播。本文将从后亚文化的视角,揭示“郭语”走红背后的动因,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当代网络时代青年亚文化现象,从而能够对其进行正确引导。

一、“郭语”的兴起与发展

1.“郭语”的兴起

“郭语”的兴起有两方面直接因素。首先,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予“郭语”兴起的条件。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网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发表内容的时代,在网络上发布作品不再是官方机构的“特权”,出现了“去中心化”的特征。即便是“边缘”人群也有机会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去展现自我。互联网给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便利的渠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成为了亚文化发展的沃土,并推动亚文化的发展。互联网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虚拟世界,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让网民得以追求个性和发表看法。

其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青年人遭受着重重压力。而郭老师的视频与主流文化所呈现出来内容是相违背的,通过对其的观赏可以达到解压的效果。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群体,面对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要远远大于上一辈。而极具荒诞性和戏剧性的“郭语”,与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能让青年群体暂时从现实中脱离。另一方面,“郭语”存在着语音变调,用语缺乏逻辑性的特点,与传统的精英话语表达相悖。从出生就自带“草根”属性的“郭语”,使得青年群体在网络平台上大量使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草根”性质的狂欢。青年群体企图以这种另类的语言来抵抗传统的精英话语,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对于阶级固化等社会问题的不满。

2.“郭语”的发展

“郭语”得以迅速发展,依赖于消费社会的环境。郭老师最早是在快手这一平台走红的,而不是在抖音走红。虽然都是短视频平台,但抖音的标语却是“记录美好生活”,而快手则是“记录生活”,因此快手这一平台的“门槛”相对于抖音来说较低。抖音快手这类平台的视频传播都是基于流量池推荐机制,一个“引人注目”的视频进入更大的流量池后获得更多的浏览量与点赞量。在消费社会中,媒介内容会受到市场的控制。符合“眼球经济”的内容更容易获得市场和资本。所以短视频平台会通过其算法推荐机制对相关的热点进行挖掘,使其获得更大的曝光率。因此,“郭语”在初期获得关注后经过平台的推荐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时代,一批网红看到“郭语”迅速走红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开始对“郭语”模仿,以博取更多的关注。网上也推出“郭语等级测试”,以“蹭热度”的方式获得大量点击量。正是由于这些“郭语传播大使”的存在,推动了“郭语”的大面积传播。

二、后亚文化下“郭言郭语”的特征

“郭言郭语”作为后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着后亚文化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1.语言风格重形式、轻意义

“郭语”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该系列语言由郭老师的特殊口音、语调变化形成。例如,“猕猴桃”发音成“猕猴挑”;二是,“郭语”的组成具有一定的喜感与戏剧性,词语句子之间缺乏逻辑性,给人一种“无厘头”的感觉。语言是所有一切中最富有表现力的媒介表达和对象化表达。[3]“郭语”构建了一种语言的风格,在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的研究中,着重强调于“风格”这一主题,风格传递了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风格实际上是仪式抵抗,“抵抗”的概念传达了更活跃、更激进和更具政治性的东西。而亚文化中原有的强烈的抵抗性已削弱,语言风格中所蕴涵的意义被解构。“郭语”不带有任何有价值的观点,核心目的只是为了娱乐。

2.流动的“共同体”

“共同体”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或客观的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和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给人提供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性。[4]在各大社交平台中,网民们通过模仿郭老师的特殊语调进一步传播“郭语”,或者是使用“郭语”来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这些方式为自己创造流量。这些网民构成了以“郭语”的理解和使用为基础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与传统社会中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构成的共同体不同,基于“郭语”构成的网络共同体是迅速形成的,具有不确定性其中的认同性相对弱一些。

基于“郭语”形成的共同体中的个体是“数字人”,数字的个体偶尔汇集在一起,组成一系列群体行动。但是他们的集体行动模式却与动物群相类似,极其仓促和不稳定。反复无常是它的特征。此外,它还显得如狂欢节一样,轻率而不负责任。[5]数字群体缺乏传统共同体的团结性,它的产生与解体是转瞬即逝的。这种流动性使得共同体不具有政治能量,因此也削弱了其抵抗性。

3.消费主义主导下的狂欢

任何后亚文化能够得以生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与当今社会主流的消费观有所关联。如果说后亚文化是一个机体,那么它的某些要素如风格化的东西则会被转化为象征符号,再转化为商品的形式。2019年“郭语”的产生后,众多网民通过“消费”这一现象,为平台与网站贡献了流量与商业价值。在以消费为中心的后亚文化中,消费的驱动使其迅速被复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亚文化的文化内核。一些新兴媒体和逐利资本会利用其“夸张性”进一步加以商业包装,从而吸引眼球、带入流量、获得回报,使得亚文化的“虚饰性”“表演性”变本加厉,更加忸怩作态,从根本上背离了亚文化的“合理性”。[6]在商业变现驱使下的狂欢,一定程度侵蚀了日常生活,使人沦陷在狂欢的环境中。

三、“郭语”走红的隐忧与引导策略

1.泛娱乐化对青年群体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泛娱乐化指的是:人们原始的娱乐本质产生异化和偏离,无视娱乐底线,超出纯粹的精神需求而转化成对娱乐特殊意义的盲从,过度沉浸在娱乐的放松与愉悦中,在娱乐中丧失自主权,甚至现实社会中的公众议题都能成为其戏耍对象的一种娱乐泛滥现象。[7]亚文化的外表表现为行为宣泄,本质是为了寻求文化体验的刺激感,通过刺激获得暂时的对抗性胜利的快感,在互联网中亚文化的宣泄主要体现在“泛娱乐化”中,因此“泛娱乐化”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特征。伴随着各种平台的兴起用户的激增,使网络青年的“聚集地”愈发繁荣。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是“郭语传播者”的聚集地,他们以“郭语”表面的搞笑、无厘头,为自己创造点击量。在虚拟世界里,通过模仿、评论、弹幕等形式表现出来。青年群体已经习惯了“短、平、快”的内容产品,仅追求表层的快感,对事物进行有意义的思考的时间变少,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2.群体极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互联网本身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一方面增强了青年群体的参与性,另一方面使其自我意识觉醒。目前青年群体所追求的独特、娱乐性偏强的文化形式,而在其他人眼中是对主流文化的不尊重,被认为是“局外人”。后亚文化在给青年突出个性的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青年无法被人理解的现实困境。“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本已经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群体的作用使得观点或态度向着某种极端方向转化,即其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更激进。[8]网络给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筑起了一道“壁垒”,它给群体极化提供了一个极其方便的平台,促使青年群体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日积月累演变成为“抵抗性”和“越轨性”,会加剧冲突和矛盾。

网络成就了亚文化群体的自身存在感,使他们获得了“群体归属感”,一旦同一类亚文化周围的聚集者过分团结,丧失个人思想,任何一种过分抱团的亚文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都会冲击着对主流意识形态。

3.正确引导的策略

首先,包容与认同此文化。面对青年群体,不能够简单的将其划分为社会现象,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才能发现其中的社会问题。通过包容与认同,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同时重视农村等边缘地区。

其次,创新性的收编。亚文化的命运是收编,收编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商业收编和意识形态收编。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一直是一种寄生关系,当亚文化的语言风格以自下而上的形式进行传播,要适当的进行诱导和引用,会对青年群体起到凝聚向心力的作用,从而保障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

最后,提供更好的文化产品。在丰富青年群体精神生活的同时也要提高他们的文明素养。要重视青年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发行,通过正面引导从而提高文明素养。

 

参考文献:

[1]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的青年亚文化[M].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2][5]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王姝.后亚文化的生存新解析[D].大连工业大学,2013

[4]刘梦洁、谭文奇.网络话语场新生亚文化风格转向探究[J].今传媒,2019(11):18-20

[6]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

[7]韩炳哲.在群中:数字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9

[8]王一川.以高峰研究促进高峰创作[N].人民日报,2018-07-10

[9]耿欣.从网络青年亚文化泛娱乐化现象看网络环境治理[D].内蒙古大学,2019

[10]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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