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晓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是敦煌社会大众按照民间社会的标准塑造的英雄形象。伍子胥其实就是当时社会某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以及行为取向的人格化和具体化的真实显现，他的事迹与行为表现出对民间公认的天道观、道德观及价值观的维护与践行。伍子胥的形象其实承载着敦煌社会广大普通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关键词：敦煌变文；伍子胥；英雄观；非正统

作者简介：黑晓佛（1978--）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敦煌文化。

一

敦煌变文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典型的英雄当属伍子胥。我们甚至可以说，伍子胥其实就是当时社会某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以及行为取向的人格化和具体化的真实显现。《伍子胥变文》等最根本的是它展示了广大民众的一种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行为方式，如恩仇必报、以义为重、蔑视权威等等，变文突破了正史和上层社会所确立的意识、观念的束缚，表现、塑造了一个合乎广大民众理想和愿望的、非正统的英雄形象。刘修业先生认为，伍子胥为父复仇，乃春秋末年大报仇故事之一，为从后来儒家观念所演出。盖宗族观念愈深，社会对他的同情愈大，因为他是“孝子”，他是“烈士”，以至他虽覆灭祖国，后人却都原谅他。又因后来他受奸人之谗，身死虽灭，用悲剧结尾，盖使人难忘。刘先生的上述理解虽自有其道理在，但却未能深入理解《伍子胥变文》的根本精神。单从《伍子胥变文》故事诸情节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变文已经完全抛弃了这个题材的原有含义和精神，而是把社会民众的爱恨情仇、是非善恶等理想和愿望都“寄托”在了伍子胥——一个英雄人物的身上。换句话说，伍子胥的形象其实承载着广大普通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二

最早载于《左传》的伍子胥故事，是从儒家的礼教和私仇两方面肯定这个人物的。但在《伍子胥变文》中，其形象所承载的传统儒家的思想被不断过滤和淡化，最终转变成了广大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左传》中伍子胥叛楚被肯定，是因为这一行为合乎儒家礼教，《变文》则完全删去了这些东西。伍尚是作为愚昧软弱的孝子忠臣形象出现的。在楚平王的威逼利诱下，他要“承文书相唤”“欲救慈父”并“唤弟相随”，以全忠孝。伍子胥却断然拒绝，认为这好比“钝鸟荡罗，泉鱼□投岸”。当楚平王派人追捕时，他拔剑反抗，在“会稽山南相趁及”“披剑欲斩臣（追人）头”，斥责楚王无道，并声明要报仇雪恨，“彼此相拟不相近，遥语声声说事由。却回报你平王道，即日兴兵报父仇。”楚平王看到子胥的反抗，便立即将伍奢父子诛戮，并悬赏捉拿伍子胥，“如能捉获逆身赏金千斤，户封千邑户。隐藏之者，法有常刑，先斩一身，然后诛九族。”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形象跃然纸上。从这几个形象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伍子胥一开始就是以反抗者的面貌出现的，这里没有什么儒家的说教，反而对那些“仁”“孝”“知”“勇”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左传》里的申包胥本是伍子胥昔日好友，一位忠君爱国之士，古代社会忠贤的典范，但在此《变文》中他却成了与誓要与伍子胥作对的反面形象。伍子胥伐楚后，他去秦乞师拒吴。在《吴越春秋》里，申包胥还咒骂伍子胥的复仇反抗，迫使伍子胥自己不得不承认是“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伍子胥变文》则充分肯定了伍子胥的反抗，并将其视为正义的代表，而申包胥则完全成了反面的同伙和爪牙，对申包胥及其行为也相应地持一种完全否定和藐视的态度。再者，《伍子胥变文》通过对伍子胥遭遇的夸张和描述大大地演绎了伍子胥的逃亡情节，用相当的篇幅描写伍子胥的悲惨遭遇。伍子胥被楚平王迫害，家破人亡，被迫逃走。平王“敕即下行，水楔不通，州县相知牓标道路。村坊搜括，谁敢隐藏……”在逃奔吴国途中，伍子胥纵过家门，见到妻子，也不敢相认。为了不被楚平王爪牙认出，他不得不用石头打掉自己的“双板齿”。“昼即途中寻鬼路，蹑影藏形恒夜游。燕山勒颂知何日，冒染蓬尘双鬓秋。不虑东西抗天塞，唯愁渴乏渡荒州”。

在这些痛苦的倾诉甚至控诉中，变文对伍子胥寄予极大同情。变文中的伍子胥已不再是一个亡臣，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受难者，带着广大群众的心理、情绪出现在《变文》中。另外，《伍子胥变文》中的伍子胥，表面虽不能完全脱出《左传》的框架，仍是以一个复仇者的形象出现，但这时他的杀父害兄之仇的意义已退居其次。伍子胥更主要是广大民众意愿的体现者，是不畏强暴、坚毅不屈的大英雄。《变文》特别突出了社会广大民众对伍子胥亡吴覆楚的认同和支持。浣纱女明知伍子胥是被追捕的逃犯，“若非侠客怀冤，定被平王捕逐”，却甘愿冒死扶助，而且鼓励他“旅客茕茕实可念，以死匍匐乃贪生。食我一餐由未足，妇人不惬丈夫情。君虽贵重相辞谢，儿意惭君亦不轻。”为了表示自己的真诚，最后竟投江而死，以死明志。渔父援救伍子胥时，对其认同和支持则更为自觉。他认为伍子胥的落难是暂时的，正义必胜，不仅给伍子胥饭吃，渡他过江，还给他出主意投奔吴国报仇。当伍子胥要赠剑报答时，他断然拒绝。渔父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今日两贼相逢，何用称名道姓！君为芦中之事（仕），我为船上之人，意义足亦可知……。”由此表明，渔父对于伍子胥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于伍子胥的行为则不仅仅是一种认同和支持，更是对其行为的最大激发。浣纱女和渔夫都是社会广大民众的代表，在他们看来，伍子胥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之所以能以自己的死去保全和激励伍子胥继续前行，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伍子胥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等等，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伍子胥，都会替他们去实现。

正因为伍子胥代表着社会广大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所以当他在遭遇了巨大苦难、付出了巨大牺牲，率兵入楚、斩杀（楚）昭王之后，《变文》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他切齿的痛恨、胜利和骄傲：

子胥“直入楚城，寻逐昭王，烧其宫殿”“偃息停流，取得平王骸骨，并魏陵昭帝，并悉总取心肝”“捉剑斩昭王，作其百段，掷着江中，鱼鳖食之”“自把剑结恨之深，重斩平王白骨，其骨随剑血流，状似屠羊，取火烧之，当风飏作微尘”。

这段夸张的描写真实地表达了普通民众的想象和愿望。《变文》虽讲述的是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但其复仇的范围却被极大的扩展和放大，其意义也已经远远超过出了狭隘的“复仇”目的。正是在这种放大和超越之中，它才更为细致、全面和立体地塑造了一位广大民众心目中集孝顺、英勇、坚毅、智慧为一身的英雄的形象。

在民间传说和历史题材类作品中，变文着力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坚持正义、勇敢复仇的英雄人物。如《伍子胥变文》以伍子胥被迫逃亡为主线，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的基础上，增加了浣纱女赠食自沉、伍子胥逢妻遇姐、外甥追舅及渔人救渡后覆舟自沉等情节，把伍子胥悲苦险恶、壮怀激烈的命运同社会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变文中浣纱女和渔人等普通人物不贪富贵、不慕荣华和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也由此走向了广大社会民众的内心深处。

三

变文通过对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动演绎，使听众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也知晓了是非美丑与善恶忠奸。在这一过程中故事中的人物已经深深地感动了听众，听众也必定在这种感动之中受到某种启发与教育。通过对这些变文故事的创作、接受和再创作，在潜移默化之中教育人们明辨是非善恶、启发人们崇美向善，既获取现实生活中的美德又可博取心灵上的慰籍。

敦煌变文的撰写者、传播者及接受者大部分都是社会下层普通民众，其思想内容中必然带有某些强烈的民间色彩或非主流色彩。敦煌变文按照民间的标准传唱着英雄的事迹，无论是伍子胥，还是韩擒虎、季布、王陵、李陵等，每一个人物都是受民间伦理观念支配的平凡的英雄。他们的形象与正统的观念迥然不同，甚至是对正统权威的反抗和对正统权威的挑战，但他们的形象却早已深入敦煌社会并受到社会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普遍拥有着普通人的基本情感，他们身上也都蕴含了太多民间的品格和情感。这些英雄人物身上的民间性格，使他们成为了与正统相区别的，非正统的英雄。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对民间公认的天道观、道德观及价值观的维护与践行。这些英雄人物是民间社会用自己的标准塑造的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在塑造英雄的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抗议和对英明国君和理想社会的向往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