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思

（中共唐山市委党校，河北唐山  06300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2021年度课题，课题编号：HEB202104

作者简介：张一思，中共唐山市委党校，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中国化包括三个基本层面，分别是政治层面的中国化、社会层面的中国化、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其中最为基础和长远，影响最深刻的就是在文化层面上实现宗教的中国化发展。

宗教是人类社会及思想史上最为复杂的神秘的现象，宗教是当今中国和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处理好宗教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长久发展。中国当代宗教正在走向、融入当代社会，展示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积极对话的姿态。各种宗教都在积极、主动地适应中国当代社会，积极协调宗教发展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以优秀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契合点出发，发挥出宗教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合力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一、宗教自身规律表现为不断本土化发展

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出现的一种现象，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产物。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宗教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身规模，开始向本土社会环境靠拢，并在长时间的适应化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局面。

概观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其本土化过程充分说明：本土化乃是历史上宗教发展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普遍现象，例如一场始于公元8世纪中叶，10世纪初达到高潮，10世纪末渐趋结束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这场持续200多年的翻译运动全面涉猎哲学、宗教、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其译注种类与数量可谓不胜枚举。据粗略归类统计，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著作19种，柏拉图著作8种，盖伦著作32种，希波克拉底著作10种，波斯文著作17种，印度梵文著作25种，希伯来文、拉丁文、科普特文等著作近千种。其深远影响主要反映在“双向互动的两个方面”：一是，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的自身发展，即通过这场大规模、系统化的翻译运动，广泛汲取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古典文化的精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与发展，使之融入阿拉伯文化，成为阿拉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便使数代《古兰经》翻译的民族化与普及化；伊斯兰教成为全球性宗教的过程，就是在各地区本土化的过程；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但伴随着向各地区的传播，一直都处在被动或主动接受当地文化影响的改变之中，并在不改变其宗教经典、基本信仰与核心教义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具有各地方文化特征的伊斯兰教的本土文化。例如伊斯兰教在伊朗本土化过程所显现丰富性与复杂性，对于理解伊斯兰教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具有典型意义。

“适应”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宗教适应社会的必然性决定了宗教可能适应保守社会，也可能适应进步社会。不论社会进步与否，只要宗教能够与不断变动发展着的社会相适应，它就能生存。人类总是希望社会能够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不断发展，总是希望能够消除一切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以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宗教与社会的互动表现为宗教服从于国家，国家能够善待宗教，宗教表现为适应社会发展，社会宽待宗教；宗教融入文化文化接纳宗教；这样的社会与宗教的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平稳发展。反之，宗教抵抗国家，国家必定对宗教采取制裁措施，就难免造成宗教与社会冲突，这样社会必定排斥宗教，宗教抵触世俗文化的影响，这时的宗教就成为社会平稳发展的制约因素。从国家（社会）、文化、宗教三者的关系来看，宗教具有社会属性，还具有文化属性。宗教的社会属性，决定它不能脱离于国家与社会之外，只有顺应国家的要求与社会的发展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宗教的文化属性，决定它必须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与其他文化形式的融合是其发展的正常方向，如果它选择与其他文化相抵触，就会被逐渐边缘化，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宗教自古以来就是影响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要社会现象。新时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巨大丰富，人类不是抛弃宗教而是越来越投向宗教，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个宗教，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思想、教规教义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自觉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二、我国宗教文化中蕴含本土化发展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共同体，呈现出巨大的文化凝聚力。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多种信仰并存的统一国家，正直在复兴之路上大踏步前进，这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以理性为特征的儒家仁礼之学与以神道崇拜为特征的诸多宗教信仰共存和发展；哲学、宗教与人学神道之间交织互动，呈现出带有宗教神圣性与神秘性的哲学思想与具有较强人文理性的宗教思想兼容并进。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强烈的禁教思潮，也没出现浩荡的宗教狂热。另外，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祭天祭祖祭社稷的国家民族宗教，土生土长的道教，诸多民间信仰和民族传统宗教，以及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士德教等都在中国社会获得了各自的发展空间。

“三教合流”，为宗教之间的各自表述与融合交流打下基础。先秦儒学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的神学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儒学，成为处于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它在人们的精神生活里失去核心地位时，人才凋敝，儒学对佛道两教思想吸收势在必行。在三教关系里，儒道呈现出互补的传统，一直延续未曾改变。儒释道三教历史上形成“一主两从”的宗教关系，以儒教为主、佛道两教为辅，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共同推动“三教合流”，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地影响中国人日常宗教生活。在思想层面，又是殊途同归，是中国文化在平稳之中保有思想活力，从容地进行着文化的更新。

中国宗教文化中包含着与时俱进、勇于改革的优良传统。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大约400年的发展传播发展时间里，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他的信徒从王室、朝臣，一直到社会上没有文化的庶民百姓，最终在中国社会取得了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在这个过程中，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精神，又随顺了中国文化的思潮。佛教的输入表名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印度化”时代，同时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道教从“外丹道的肉体长生说”到“全真内丹学的性命双修说”，从“新仙学”再到“生活道教”，道教也是在不断创新中续写历史的。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教义教理和教法礼仪上都有所创造，特别是淡化“圣战”的理念，强化和平、仁慈的精神。

三、找准契合点，以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文化

1.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传统方面

在抗日战争国家危亡之时，宗教界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份子，以各自方式投身到抗日救亡中来。在抗日战争中佛教界、基督教界、天主教界、回教界展开社会救助、安置难民、保护学生开展一系列救亡活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下，在救国救教统一性的促进下，在宗教界人士的引领下，中国各宗教界一大批仁人志士积极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新时代，党与宗教界人士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壮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2.在维护世界和平发的和合思想方面

中国文化历来崇尚“和”为贵的人文精神。这在中国人的宗教观念里体现为“和谐实用”。中国人往往不会用新的信仰直接取代旧的信仰，而是尽量将他们进行调试，并考察他们是否“灵验”为标准考察信仰的神灵世界。儒释道逐渐形成了互融共通的格局。伊斯兰教，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中国化的自觉发展模式；基督教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断断续续，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在世界多元化发展华与世界宗教对话的今天，中国传统宗教的共建和谐世界的“中国经验”将为世界宗教文化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3.在民俗传统的发扬传承方面

我国各地有着丰富多彩的风俗，既有浓郁的地方风采，也有相似的文化含义，许多民俗节日，就其来源而言，或者可以分别隶属于儒释道不同的宗教传统；就其表现而言，他们通常是把儒释道的多种因素糅为一体，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仰特征。

四、发挥本地优势，以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机制的建议

1.建立与宗教界的长效联系和沟通机制，关心教职人员的需求。一是把握关键，培养了一支爱国教职人员队伍。确保各宗教团体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是宗教工作的关键。多年来，我们应着眼长远，制定完善宗教界上层人士培养规划，各宗教团体分别确定5-7名骨干教职人员为重点培养对象，每年分期分批对骨干教职人员进行培训，集中组织学习，到外地参观考察，不断提高骨干教职人员的综合素质。二是讲究策略，形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坚持与宗教界人士真诚交友、纾难解困是我市多年来的工作策略。各级宗教工作部门注重加强与宗教界人士的联络，与他们结对子，交朋友，经常深入到各宗教活动场所，主动与宗教人士沟通、联系。每年春节，市、县领导都要到宗教团体进行慰问，不断增进与他们的感情，及时掌握教职人员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三是创新载体，探索了一条爱国爱教教育新路子。加强爱国爱教教育，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市注重创新载体，丰富形式，探索了一条爱国爱教教育的新路子。

2.动员文化届与宗教界开展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增进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应当围绕本土化发展、时代化发展这两个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维度，继续发挥好党和政府、学术界、文化界的力量，合力共导、共同推进。用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各宗教，推进宗教本土化。将重大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如春节、端午节、重阳节庙会等升级为展示传统民族文化精髓的新型文化集会；鼓励寺庙道观结合本地特色集中展示宣扬“孝亲”“团结”“平等关爱”的文化。同时，借力科教智力资源优势，共同研究推进宗教中国化。举办“文化讲堂”，邀请历史、哲学、社会学等专家学者参与，阐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利用宗教文化加强地区间交流与合作，引导宗教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做贡献。在我国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宗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随着全球化发展，宗教问题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间的事务，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宗教文化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比如说美国早就已经把宗教作为其向世界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通道，目前也正试图在通过宗教传播方式争取到其在世界范围更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在处理宗教国际事务中必然要防范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宗教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流增信的重要媒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民族宗教的外交作用，同时必须密切关注和防范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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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亚洲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J].中国民族报，2019-05-21

[3]答小群（导师：牟钟鉴、刘成有）《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适应问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4]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城市民族与宗教事务治理研究中心.《武汉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探索》[J].中国民族报，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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