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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琴 简论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折
论文编辑部   2022-06-07 10:17:07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沈国琴
(中国共产党银川市委员会党校  宁夏银川  751000)
摘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根本性拨乱反正,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实践问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迄今,这一时期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并不断地再续辉煌。从我们党的历史而言,这一关键性转折的伟大意义,并不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
关键词: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历史性转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演变及启示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9XKS010。
作者简介:沈国琴(1968--)女,汉族,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全新指导思想,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折。由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启了改革开放、走向振兴的新征程。
一、新中国确立经济发展观的现实依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观演进历程表明,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确立科学经济发展观的现实依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发展观的基本方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观是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过程。因此,我国经济发展观的确立,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发展观更深层的含义应该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确立科学经济发展观的直接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主要观点,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无论在过去、当下、未来,均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意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具体化,是确立正确经济发展观必不可少的理论源泉。
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确立科学经济发展观的立足点。经济发展的国情和条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起点和基础,也是确立经济发展观的现实起点和基础。脱离我国实际,经济发展观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阻碍和破坏我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国国情,做到与国力相适应,才能确立正确经济发展观,推动发展。
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确立科学经济发展观的必要途径。经济发展观的确立不仅受到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只有在准确观大势、握大势、顺大势的基础上确立的经济发展观,才能保证经济发展持续健康运行。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观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其一,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形态,因而必须要求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高于资本主义。否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均会产生动摇,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会巩固。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之点,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回归到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正确轨道。
其二,当前和今后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长期以来,我们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要矛盾,各项工作服从于阶级斗争,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多,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不稳定、不协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尤其是十年浩劫,使我们吃尽了苦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灾难,这些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对此,邓小平认为,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这一中心任务的明确,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根本利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三,经济发展目标的确立必须依据本国实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78年,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确立,多次背离经济规律,导致了“冒进”,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确定了工业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科学顶层设计。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经过完善,形成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及其途径,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
其四,将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78年以后,我们党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松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后来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实行“放权让利”。这些来自实践中的有益探索,不仅有效激发了经济活力,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丰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观的思想内容。与此同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确立了利用国外资本和市场来加速本国发展的大政方针。至此,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其五,强调内地与沿海协调发展。1978年以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国家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发展、逐步向内地推进的发展战略。即“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由此确立了内地与沿海协调共同发展的战略思路。
其六,经济战略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具体到实施层面,其突出的内容就是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上,从片面追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二是在经济体制上,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三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开放型经济。“三大转变”标志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改革开放方针基本确定,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
这一时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与建国以来几个五年计划情况相比、与世界各国同期发展情况相比,显得较突出。
其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由于农村改革和部分城市试点改革的兴起,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整个市场的活力不断增强,经济快速恢复增长。1985年同1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7707亿元增加到13335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778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10%。[4]高于“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年均增长(分别为9.2%、2.1%、6.9%、5.7%和6.5%)。特别是农业快速发展,为整个经济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二,生产能力明显增强。1980年到1985年,我国原煤产量由6.2亿吨增加到8.5亿吨,增长37.1%;原油由1.06亿吨增加到1.25吨,增长l7.9%;发电量由3000亿度增加到4073亿度,增长35.8%;钢由3700万吨增加到4666万吨,增长26.1%;粮食产量3.0530亿吨增加到3.7062亿吨,增长21.4%;棉花由224万吨增加到432万吨,增长92.8%。[5]
其三,产业间比例关系协调。1978年-1984年,工业增加值占比GDP由44.1%下降到38.7%,农业由28.2%上升到32.1%,建筑业由3.8%上升到4.4%,第三产业由23.9%上升到24.8%;1978年-1984年,在工业内部,轻工业产值占比工业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4年的47.4%。在轻工业内部,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产值占比轻工业由68.4%下降到67.9%。在重工业内部,采掘业产值占比重工业产值由52.2%下降到0.9%。[6]
其四,经济效益和就业形势良好。1979-1984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6.0%;全国城乡就业人员由1978年40152万人上升到1984年的48197万人,增长率为20%;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由530万人减少到235.1万人,失业率由5.3%下降到1.9%。[7]经过改革和技改,企业经济效益好。1981年-1984年国营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分别为23.8%、23.5%、23.2%、24.2%。[8]
其五,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78-1984年,全国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由184元提高到354元、由138元提高到283元、由405元提高到662元;三者分别提高了60.2%、69.8%、36.2%;1984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8%,农村居民为59.2%。[9]
其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形成。1978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产值占比分别为77.6%和22.4%,个体工业和“三资”工业等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占比为零。到1984年国有工业占比下降到69.1%,集体工业占比上升到29.7%,其他类型工业产值占比升至1.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增加值占比GDP由1978年5.7%上升到1985年8.6%;个体工商户从1981年183万多户增长到1984年933万户。[10]
其七,利用外资和外贸进出口继续增长。1979-198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71.43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355亿元增长到1201亿元,外汇储备由15.57亿美元增长到82.20亿美元。[11]
四、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对于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有着伟大的、长远的、持久的意义。从经济发展观演变的视角来看,此次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实现了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根本性拨乱反正。回顾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经济思想史,尽管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与基本国情、经济规律的“切合度”有所不同,导致了发展成就的大不相同。但无论成败,总是围绕“政治”这个第一要务来确立相应的经济发展观,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成效的忽高忽低,甚至一度使经济陷入混乱停滞境地。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大体处于“正确——偏差——调整——冒进——再调整——错误——纠正——再冒进”的“无解循环”之中。要彻底走出这一“无解循环”,步入科学发展、健康发展、持久发展之路,首先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理论,在思想上实现了彻底拨乱反正。其经典论述至今乃至以后的数十年中,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2]
其二,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如果说,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拨乱反正,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那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则是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实践问题。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束缚,完全摒弃了以大规模政治运动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动力的错误方略,将历史的车轮归入了正确的轨道,并运用经济规律焕发起全社会的发展活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发展的新篇章。如果没有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就不会有这以后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世界奇迹。
其三,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这一全新的伟大历史时期。正是实现了经济发展观历史性转折,才使得我们党和国家彻底甩掉了长期捆绑在头上“姓资姓社”的紧箍咒,以改革的精神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路径,以开放的理念融入世界经济科技大发展的时代潮流,从而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发展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效益最好、人民受益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改革开放”时期。迄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一正确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并不断地再续辉煌。可以说,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中最伟大的变迁,起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于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折。从我们党的历史而言,这一转折的伟大意义,并不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4]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中国人大网,2010年10月30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zt/qt/jj125gh/2010-11/30/content_1628224.htm
[5]《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人民日报,2008年3月24日,http://www.gov.cn/test/2008-03/24/content_927136.htm
[6][7][9][11]王海波、刘立峰.中国经济70年.山西经济出版社,2019年版.第326页-329页
[8]国家统计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10]王海波、刘立峰.中国经济70年.山西经济出版社,2019年版.第31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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