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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林 宋夏时期的民族关系
论文编辑部   2022-06-07 10:32:45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李巧林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兰州  730030)
摘 要: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改变了全国军事割据的状况,北宋实现了一定范围的统一。但是,面对西北和北方不断崛起的民族势力,宋朝“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策略,却难以逃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宋对于西北各地的民族政策不断调整,提高民族生活质量,和谐各族关系,加强了抵御西夏的力量。
关键词:宋;西夏;军事力量;防御;民族关系
作者简介:李巧林(1985--)女,甘肃武威人,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少数民族史。

公元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在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策划下,发兵酿成“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在此后十余年内,先后平定了荆南、后蜀、南汉和南唐。在978、979年,赵匡义又合并吴越和北汉,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统一。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的政权,属古羌人的一支。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唐朝赐姓“李”,从此占据陕西、甘肃、宁夏一带成为一个地方民族政权。直到宋立国时,西北地区的吐蕃、党项等民族处于散居状态,彼此较少联系。党项族李继迁兴起并扛宋自立后,宋朝主动去加强同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日益增多和密切。
1032年,李元昊作为党项的首领后,势力不断向河西走廊扩张,进入青藏高原。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都兴洲,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李元昊通晓汉藏经典和制度,他模仿汉地官制,任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夏官员。西夏的统治范围:“东到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观,北控大漠。”西夏境内的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但作为主体的党项族大致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
一、宋夏并存:共荣发展,对抗战争
960年,北宋立国之初,首要的任务是执行先南后北战略,消灭各割据政权,统一全国,尚无暇顾及西北边疆问题。从当时西北边疆的形势看,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处在西北地区的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党项、回鹘等皆已分崩离析,实力大大减弱,几乎无法形成对北宋西北边疆的军事威慑。
宋立国初期,吐蕃、党项等民族处于散居状态,彼此较少联系。党项族李继迁兴起后,迫使宋朝主动去加强同他们的接触,于是双方的交往日益增多和密切。
由于宋朝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全国的打算,这给李继迁发展政治力量提供了便利的时空条件。宋太宗时期实行削藩政策,982年,李继迁打出抗宋自立的旗帜,从此宋夏关系进入对抗的历史阶段。
河西走廊作为连接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在李继迁的夏州地方政权建立之初,宋朝便与盘踞河西走廊的回鹘和吐蕃政权取得联络以共同挟制党项,谋求合力消灭夏州地方政权。在北宋的插手下,党项与三方冲突不断升级,河西走廊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032年,李元昊作为党项的首领后,势力不断向河西走廊扩张,进入青藏高原。1038年,元昊称帝,建都兴洲,国号大夏。
在1040年至1042年,宋夏间共有三次大的战争。战争不仅没给西夏带去任何好处,而且加重了其国内负担;与此同时,李元昊也觉察出辽才是自己的最大的威胁,于是商定西夏向北宋称臣。1044年,双方达成和议,商定夏对宋称臣,而宋则每年要给夏银7万2000两,绢帛15万3000匹,茶叶3万斤,并恢复宋边界上的市场。
北宋末期,由于金朝的崛起与扩张,宋夏的关系又有了一系列的变化。面对西夏咄咄逼人的进犯,宋廷仍采取积极主动的安抚政策。南宋初年,出于北伐的需要,南宋政府希望能够联络西夏对金作战,但是并未成功。建炎三年的“乾顺 已称制”事件标志着宋夏之间自继迁以来所确立的朝贡关系至此宣告结束。宋金绍兴和约订立后,宋、夏、金均处于相安的局面,但好景不长,不到三年,西夏便灭亡在蒙古的铁蹄下,宋夏关系至此也走完了最后的历程。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在与周边各族的交往中,宋与西夏的战和关系最为复杂。自982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这近150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竟占其四分之三以上。
1226年,西夏亡于蒙古。灭金后,蒙古北还,将河南留给宋军。南宋军队收复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归德,一时朝臣们“动色相贺”。没想到,蒙古人在洛阳城外设伏,重创宋军。开封的宋军见势不妙,马上南撤。不到半年时间,开封、洛阳重新丢失。蒙、宋由此进入战争状态。近半个世纪后,南宋在崖山之战失败,宋亡。
二、民族关系:和谐共处,互相防卫
1.民族关系的策略改变
北宋立国初期,为了减小全国统一进程中的阻力,也为了防止西北少数民族军事联盟的萌生和内附北宋各部族的反叛,宋太祖审时度势,对西北地区采取和平统治策略,所谓“不急于边疆之功,以爱民安人为上急而已。”“太祖但以丰财练兵保边为事”,简单说就是和平共处、积极防卫。
宋太祖选派强将精兵镇守边疆要地。当时镇守西北边疆的将领包括董遵诲、姚内斌、王彦舁、冯继业、赵赞等,都是当时守边名将。宋太祖不仅赋予这些边将“便宜制军事”权,还赋予他们经济特权,“所部州县筦榷之利悉与之,资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正是这种特殊而有效的举措,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和平稳定,顺利实现了积极防卫的目标,取得了“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的良好效果。
在和平战略的背后,集中体现出来的是宋太祖民族平等的思想认识。他本人能够以兄弟般的热情对少数民族首领关爱有加,那些边将也较好地宣扬了宋朝的政策主张,使边疆各族心悦诚服而和谐共处
宋太宗即位后,宋朝的民族政策发生急剧转变,战争替代了和平,西北边疆民族冲突不断,党项族李继迁部势力迅速壮大。直到王安石变法,宋朝统治集团基本上是以消极被动的方式应付西北边疆问题。
宋太宗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太宗、真宗父子骨子里有极端严重的民族歧视思想。宋太宗发动消灭李继迁部的削藩战争,宋真宗继之,使西北边疆局势趋于混乱,民族问题极为复杂。具体表现为:第一,双方战争虽互有胜负,但李继迁部却藉此不断壮大力量,宋朝劳师费财,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西北民族分布格局正酝酿着重构。第二,战争尤其使沿边各少数民族遭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引起他们为谋求生存而进行持续不断的迁移活动。各部族视强弱而向背,“汉强则助汉,贼盛则助贼”,在双方争夺沿边少数民族的较量中,“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而宋朝对近边和附宋部族只以授官赐爵的象征性姿态应付,加上用人不当,“不知安抚”诸部族,特别是近边“熟户”,使之“惶惑无从,忽致离异”,处于下风。第三,在积极的和平政策被抛弃和通过战争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代之以消极的羁縻笼络之策。羁縻政策在宋真宗时期其实就是妥协退让的代名词。首先在事关李继迁部存亡的灵武城的弃守问题上,宋真宗及其决策层出现意见分歧,灵武要塞最终失守,“使继迁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奄有河西后方,成为其壮大的转折点。其次,对于六谷蕃部多次主动提出共同打击李继迁的主张,太宗、真宗时期都不予重视。第四,在军事上屡屡惨败于西夏的情况下,宋仁宗时期开始调整民族政策,把重点转向对近边部族的经营上。范仲淹、种世衡、刘沪等人本着稳定人心、加强交往的宗旨,致力于解决民族争端,改善各族关系;整顿蕃兵,筑城建寨,加强御边力量;开垦土地,贸易通商,稳定各族人心。大大改善了沿边民族关系,加强了抵御西夏力量。
2.提高民族生活质量,和谐各族关系
采取切实措施,丰富和提高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质量,和谐各族关系。从熙宁五年到熙宁八年,宋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立蕃学,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实行科举倾斜政策,增加科举考试的解额人数,在文化教育领域做了有益的尝试。同时在熙、河、岷等州广建佛寺,著名的有东山禅院、东湖禅院和广仁禅院,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改善民族关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熙宁五年、熙宁八年,又先后两次从淮南、两浙、江南、荆湖、成都府、京西等路选派有技术经验的农民与工匠,前往熙州传播种稻、兴修水利工程的技术。
发展地方经济,通过经济手段解决边疆民族问题,是宋神宗时期经营西北边疆过程中体现的最大特色。在土地开发方面,宋政府多次拨出官钱向当地少数民族购置土地,官员职田也由政府出钱赎回,加上少数民族的主动献地,以及通过战争获取的大量沿边荒闲地,使宋朝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官田为主,辅以营田、官庄、屯田、官田出租等多种经营方式,掀起了西北土地开发的高潮。同时还加大了对生产条件较差的生产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生产者的扶助力度。在理财方面,宋廷设立了专司理财的市易务、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等机构,充分利用“蕃中物货四流”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在“折博盐、酒、茶、礬税,市易、坑冶、材木、酒坊、铸钱、交子、盐钞”等方面开辟财源。酒、盐、醋等生活用品的经营都被纳入政府官榷制的轨道上。岷州矿藏的开发以及滔山铸钱监的设立,对应付陕西诸路军费开支,发挥了重要作用。宋朝经营西北边疆的方式开始由单一的土地开发转向全方位的综合经营。
总而言之,大力支持边区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北宋这个经济、文化大国经营西北边疆的又一特色。富国强边,提高民族生活质量,和谐各族关系,更加强了抵御西夏力量。
三、军事关系:百万大军对掣西夏铁骑
北宋时期,宋夏矛盾突出,西北边疆战事不断,边疆军事经略成为国家大事。边疆民族问题复杂,边疆矛盾突出,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边疆问题的主旋律。
1.北宋虽有百万大军,无奈国防军事策略
北宋拥有号称百万大军,但在西夏的战斗中屡遭挫败。这表明,北宋军事实力衰弱。
造成北宋军事衰弱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治国方略上,积极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二是在军事战略上,严守“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战略。
北宋之所以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既与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纷争混乱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北宋皇帝起家的特殊经历有关。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军阀割据时期,统治基本上以武治为主。“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改朝换代频繁。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他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收回了功臣宿将的兵权;并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彻底改变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局面。
北宋军事指挥系统分立与相互牵制及皇权对作战的干预,严重干扰了作战指挥及战场决断。宋太祖即位之初,解除了主要禁军将领的兵权,并对军事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实行“枢密院—三衙”体制。枢密院主要由文官掌握,负责全国军政。枢密使和副使位列宰辅,与宰相一起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理。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衙长官皆称都指挥使,并称“三帅”。三衙三帅之设,一方面降低了军队统帅的级别,同时也在无形中分散了军权。武将统管的三衙只负责军队的训练与日常管理,而无发兵之权。文官掌管的枢密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在权限上却有一个禁区,就是绝对不能沾军队的边,是典型的“将不知兵”的决策者。这种军事中枢机构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则由皇帝任命领兵之将出征,从而实现了“调兵权”、“握兵权”、“统兵权”的分离。但是,遇到战事,不能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等一系列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北宋和西夏打了几百仗,宋方胜利的几率很小,仅有的几次小胜,还都是将领自作主张,按照自己的意图打的。
宋代士兵都是招募而来的,是职业兵。宋初统一战争后,很长时期内军队都缺乏正规而严格的训练,禁军骄惰成性。“教阅训练之事尽废”,所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真宗、仁宗时期对西夏用兵,募兵规模和范围不扩大,兵源素质不断下降,流民、饥民甚至盗贼都被招募入伍。
从士兵的武器装备来看,武器装备的低劣与匮乏也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宋军使用的武器,除太祖、太宗和神宗(熙宁六年以后)等朝所造“戎具(较为)精劲”外,其余多数时间,兵器制造的质量都普遍存在问题。如,河北“诸州所造器械,数不少矣……然而铁刃不钢,筋胶不固,长短小大多不中度”,“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主管官吏不谙兵器或玩忽职守外,还与士兵不断增多,兵器需求量大增,而军器工匠与制造兵器的原材料严重不足有关。
直到庆历时期范仲淹把延州边兵以将为单位分别进行专门训练,改善了兵不知将,将不练兵的陋习,使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宋政府在陕西诸路设置了四十二将,并在沿边蕃兵和弓箭手组织中也推行此法。因此西北边区是王安石“将兵法”改革实施的重要基地。
如果说宋太祖时期的和平共处、积极防卫政策只是保证了西北边疆的稳定,谈不上发展,那么,宋神宗时期,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的西北边疆经营,则是一次包容了边疆各族、涉及到经济、文化、思想诸领域的综合性的大开发活动。
熙宁年间王韶开边建立熙河路后,宋在与西夏军事对抗中的被动局面开始改观。元丰年间,宋朝两次发动对西夏的主动军事进攻,虽遭失败,但足以证明被动局面已基本扭转。到宋哲宗绍圣开边时,就完全处在了主动地位。
2.强悍的西夏铁骑
西夏崛起于我国的西北地区,与当时的宋辽两大国相比,无疑显得地狭民寡,却能够“立国二百馀年,抗衡辽、金、宋三国”,这其中西夏具有的强大武力功不可没。揆诸史实,可以发现夏人不仅天生尚武,“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更具有一支不凡的骑兵部队供以战斗驱策。
西夏骑兵的主要战场在今陇东、陕北一线,该地区地形破碎,以山丘、沟壑、沙漠为主。关于地形对西夏骑兵的影响,北宋的蔡襄在《论地形胜负》中曾精辟地指出:论者或以西虏之俗,善骑射,习战鬬,以为非北虏之比。臣切谓过也。凡骑军利平地,步卒利险隘,得地形之利者,胜势常多。赵魏之地,千里无关塞之险,虏善骑射,故胜势多在彼也。今西边之地,自鄜延、环庆、泾原沿边三路皆是山险要塞之处,此乃步卒之地,非骑军之利。传统的骑兵集团冲锋战术,适用于地形平坦的地区,而陕北地形的破碎显然限制了此一战术的实施,西夏的骑兵也因此另辟蹊径,利用马匹优越的驰险能力,在狭隘的地形上进行高机动的作战。
关于夏马的优越性,南宋人洪遵说:“臣询之知马者,云马出夏国者为上,部落者次之,茶马司所买熙河马又次之,川产杜生马为下,至於南蕃所产,虽外貌权奇,其实昂首而不能俯,每行三数十里辄已喘乏,徒为观美则可,以之战阵则又远出川马之下”。
实际上,夏人的行动之所以常常表现为快速机动,也与后勤能力的不足有关。这一点,宋人多有记载:“夏人去来飘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远引而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所向无前”、“臣窃惟敌觽之举,赍粮不过十日,而利于速战,短于攻城”,“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可知,夏人快速机动、以劫掠为主的入侵性质主要是由马匹、后勤、地形三要素决定的。
西夏的铁骑会用钩索将人与马连接在一起。范镇在《东斋记事》里也说:9铁鹞子,贼中谓之铁林,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堕,以豪族子亲信者为之。西夏铁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加强骑兵冲阵能力。根据《隆平集》的记载,西夏“长于骑射而不能枪刀”,以至于西夏用来冲阵的铁鹞子,也不是靠枪刀杀伤敌人,而是依靠身披重甲、“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堕”的强大惯性冲击敌人。
总之,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国家富庶,文化辉煌,百姓乐业。但是,周边强邻伺立,辽、西夏、金等民族势力伺机进攻掠夺,军事力量薄弱,国防“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战略,时时处于“挨打”的境地。虽然,实行了很多缓和民族关系,提高民族生活质量的国策,最终仍亡于边患,亡于蒙古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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