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省社科院2022年单列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智慧的传统文化基础》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启示
梁子龙 强进前
（中共平凉市委党校，甘肃平凉  7440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修身齐家之道，为人处世之道，治国理政之道。这些丰富的智慧，对当今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现实，守正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判继承，汲取精华，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其治国理政智慧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传统文化；治国理政；创造性转化；文化基础

习近平曾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因此，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为政智慧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就在这一“兴”一“亡”之际，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大智慧，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主要的几个为政智慧和为政理念介绍如下。
1.民惟邦本，政在养民。中华文明在商以前，是以神为本，西周开始，从以神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尚书》中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记载。这些都旨在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只有民众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久稳定。这些原始的民本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古代中国是一个尊卑、贵贱等级严密的农业社会，民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君主只有让民众安于自己的事务，才便于统治，而要让民众安于统治，就要不断调整民众与土地的关系，实行养民、惠民的仁政，让民众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从而达到安民、富民的目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圣君明主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正如《管子》所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当然，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与民主思想还有很大差距和不同。
2.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德与刑的关系，在周代就已出现，《尚书》中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以德治国”。《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但孔子把德治寄托在那些圣君明主身上，以圣君明主高尚的道德、人格为榜样教化百姓，这就很容易演化为人治。因此，又提出德礼结合的教化思想，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战国时期，社会更加纷乱，荀子提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但他的弟子韩非和秦相李斯都重法而轻德，《韩非子》载：“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里所说的法其实已是“法、术、势”三者的结合，尤其强调严刑峻法，这就很容易产生暴政。秦朝二世而亡，便是明证。因此，汉初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文景两帝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武帝时国力强盛，天下一统，需要在思想上维护大一统的局面，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制的基础，为维护三纲五常的原则，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在此之前，贾谊在其《治安策》中已论述了礼法的关系和作用：“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可见，礼的约束在事发之前，法的约束在事发之后。法能治标，而礼德却能治本，礼法合治方能标本兼治。
3.崇尚和合，和而不同。“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是指，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就是五种道德义务和规范，通过这五种教育，可以使百姓安身立命。可见，和谐是目标，道德则是达到和谐的途径。《易经》中也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在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时，先民们追求的是“和”而不是“斗”，正如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崇尚和合的思想，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追求。但“和”的本意是多样统一，并不是同一。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万事万物都同一了，那就不会再继续发展。如“文革”时期，我国几亿人靠同一个脑袋思考，举国上下喊同一个口号，穿同一种服装，这样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4.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墨子·尚贤》中说：“尚贤者，政之本也。”自古以来，历代君王都将招贤纳才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如文王知遇姜太公，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等等，都是礼贤下士，爱惜人才的事例。当然最为典型的是汉高祖刘邦，他在称帝后大宴群臣，问及他为何能得天下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吾擒也。”得人、用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得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这些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借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这些需要汲取的智慧之外，还有很多已经过时了的思想观念，如“三从四德”、“三纲”，以及对人的奴性教育等等，对这些思想我们应该予以摒弃。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今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只有对其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发展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才能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也才能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只有在自知之明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注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这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也是我们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标识。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观念牢固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是全社会的崇德向善。习近平指出，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中华古圣先贤历来崇尚“以德服人”。文化软实力的比拼，说到底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文化的兴衰存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承继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近代以来的磨难曲折和卓绝抗争中，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民族复兴梦想的追求。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实现梦想的目标。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精神沃土。习近平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上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现代化必须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在当代条件下对中华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治国理政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习近平曾指出，我本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拥护者和忠诚学习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1.内政
为民务实清廉，坚持群众路线。这里的“为民”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记者专访时说：“我的执政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近年来，面临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党群干群关系有所恶化的突出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旨在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切实将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践行三严三实，推进作风建设。《大学》中有“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也是党员干部做人做事的基础。建国后毛主席曾说，“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习总书记也说“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广大党员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和宗旨意识，只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才会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才会树立为民办实事的优良作风。
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公平正义。历史上强调的法治其重心不在“法”，而在“治”。法是手段，治才是目的。因此，今天的依法治国必须以现代法治思维作为根本，遵从宪法和法律制度，摒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念，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只有如此，才能在反腐败斗争中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人人才会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才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注重德才兼备，完善用人制度。政治方向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习总书记说：“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意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因此，建立和完善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制度，才能管住根本。
2.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逐渐形成了富有时代气息的大国外交战略与外交理念。
独立自主的道路观。独立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自强不息，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曾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自力更生，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
和平发展的世界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担忧和阻挠，习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因此，不论到任何时候，我们都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
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来往往的人群，都是为了利。马克思也说，“人们为之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这个利要取之有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国与国的交往也是如此，都是为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利益合作、共赢之利，不是我赢你输，更不会那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换的利。
和谐共生的秩序观。《礼记》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所选择的道路、制度、文化各不相同，只有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才能和谐相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理念的最大启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人与人，国与国，需要守望相助，弘义融利，心心相印，风雨同舟，勇担责任。命运休戚与共，梦想相联相通。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沧桑，不断革新，正日渐焕发出新的生机。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智慧博大精深，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是新时代指引民族复兴的正确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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