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利华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蔓延，跨界自然生态环境的合作治理成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重要部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建立以来推动了两国合作的深入展开。中俄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既有陆地接壤，也有河湖交界，交界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多样。两国的深入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湖生态环境污染、野生动植物生态环境破坏，两国的发展给界河、界湖、交界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生态危胁不知道国家的边界线”，为此，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合作治理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内容。

1 中俄毗邻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共有基础

1.1 需要合作应对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的压力

中俄的自然生态环境负债较为严重，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压力，两国需要合作应对毗邻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境内受破坏的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资源因开采过度出现的土地沙化和工业污染等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俄罗斯政治、经济、地缘安全等带来了压力，国内的生态环境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保护自然环境，修复生态系统已经刻不容缓，边界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与邻国进行合作。

对中国来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中国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出现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突出，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还没有根本遏制，一些重点流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灰霾现象凸显，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生态系统退化，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百分之三十七、沙化土地面积占百分之十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地面沉陷面积扩大，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中国境内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比较严峻，水域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等生态问题使中国面临着生态系统失衡的风险，边界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的压力不容小视，与邻国合作治理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明确的合作意识

俄罗斯与中国都是世界性大国，同样拥有众多的陆上邻国和海上邻国，都重视与邻国的合作，需要和邻国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一是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双边合作。中俄两个大国的合作离不开两国领导人的引领和推动。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两国领导人对中俄关系形成高度的共识。2020年9月22日，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部长科贝尔金表示，“生态环境领域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两国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毗邻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两国边界的居民，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直接管理和治理的主体就是本地的政府和民众，因此，毗邻区域的政府部门和当地居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最为直接有效，也最渴望自然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面对毗邻区域出现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最为迫切，也深知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1.3 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成为共同合作的基本条件

中俄两国在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将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分别制定了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治理措施。俄罗斯制定了《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企业和企业家活动法》《俄罗斯联邦生产与消费废物法》（2016年修订）等，俄罗斯还设立了生态风险保险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推动本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过程中，通过了诸多的相关法律章程，比如《宪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等诸多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中俄两国分别设立了国家级的生态环境方面的管理机构，加强对本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统一领导。俄罗斯将联邦自然资源部改为联邦自然资源与与生态部，中国将环境保护部更名为生态环境部，都将生态作为国家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了国家对自然环境生态治理的领导和管理部门。

1.4 自然界的外部性效应促使两国对自然生态环境治理进行合作

自然界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具有一定外部性。“外部性强调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指在没有相关交易情况下，某一主体（个人、企业、政府、自然界等）的存在和活动对其他主体所带来的影响，包括正的（有益的）或负的（有害的）两个方面。”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条件和依赖对象。中俄交界处的自然环境直接影响到两国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个国家境内自然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对方，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负面的影响则更突出，原因在于，“其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生产者所承担的成本远小于社会承担的成本，仅受自身成本约束的生产者终将会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超过环境的耐受值。其二，环境和生态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保护者所获得的利益小于社会的收益，仅受自身利益激励的保护者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环境和生态保护。”因此，中俄加强对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合作治理是双方共同生态安全的需要。

2 中俄毗邻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成果

2.1 毗邻区域自然环境生态治理合作的机制化

一是共同建立森林草原防火安全治理合作机制。中俄边境线长达4300多公里，任何一方境内森林草原发生的火灾将直接影响到对方。为了防止其中一方境内的草原森林火灾直接危及对方境内草原森林的安全，避免其中一方境内林草资源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俄两国制定了“定期举行边境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会晤机制”，该机制是由中国农业部草原防火办和俄罗斯联邦林务局直接协商，主要包括在草原火灾信息通报、火灾联防联控信息、防火技术战术、跨境支援扑火和互开边境接壤草原防火隔离带等方面的事宜。

二是联合建立专门合作的工作机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合作分委会（简称“环保分委会”）于2006年9月正式开启，“环保分委会的成立落实了两国总理关于加强环保合作的有关决定，建立了中俄两国之间环保合作的长效机制，标志着中俄环保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合作会议成为中俄环保合作的新平台，也成为两国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重要机制。

三是规范了合作进程。《生物多样性公约》推动了中俄毗邻区域自然保护区网络的发展。两国政府先后签署了《中俄环境保护合作协定》、《中俄关于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协定》、《中俄联合声明》《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中俄联合保护跨境珍稀野生动物行动计划》，这些都将环境保护合作作为重要内容，共同推动东北地区虎、豹等野生动物的跨界保护工作，加快中俄毗邻区域野生动物生态环境的多层级政府合作治理。

2.2 毗邻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生态区域合作建设

一是两国联合建立黑龙江、乌苏里江河流区域生态系统。黑龙江、乌苏里江是中俄两国的大界江，在中俄两国乃至全球的生态区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流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流域内珍稀野生动植物声名赫赫，形成独特的区域生态特色。该区域的野生动物经常在两国边境自由穿梭，东北虎“库贾”、“乌斯京”从俄罗斯境内过境到中国境内，乌苏里江中俄边境的黑熊也频频过境，为此，中俄加强对流域内野生动物的共同保护，联合建立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生态区域环境。

二是中俄合作治理野生动物生态栖息。中俄界湖的兴凯湖流域是大量来自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渤海湾等地候鸟飞往小兴安岭、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地带的一年一次的飞行中转站。对此，中俄联合为候鸟营造飞行生态区，助力候鸟安全飞行。同时为确保湖水质量，推行新能源船舶的使用。2020年中国黑龙江启动巡湖工作。界湖是完整的生态系统，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跨国迁徙候鸟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更需要相关国家合作保护。

三是合作建立毗邻区域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目前，中俄双方已经在各自与边界相连的地区建设了“6对跨界自然保护区”。2008年中国“黑龙江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俄罗斯兴安斯基国家自然保护区”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双方主要针对本区域内稀有鸟类的自然环境保护和研究领域开始合作，从而实时地掌握和监管该区域稀有物种的生态环境状态。中俄建立起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同祝生态节日，实行环保联合行动，通过积极开展项目合作和技术交流，积极开展保护区互访、交换监测数据和共同举办宣教活动等，共同促进中俄黑龙江流域边境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两国合作打击保护区生态治理犯罪活动。在中俄交界处，为了保护该区域稀有物种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双方加强对犯罪分子的合力打击，共同制定和实施打击猎杀、毒杀鸟类等的专项行动。

2.3 多元主体合作发展逐渐成熟

一是中俄双方的研究机构和技术部门直接进行合作交流。中国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俄罗斯大黑契尔保护区共同加强对水禽和兽类的监测，开展冬季留守动物群体痕迹调查，在鸟类、兽类等资源研究方面合作成果显著。2012年中国内蒙古成立的“中俄草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联合实验室”这一科研合作机构“将围绕欧亚温带草原资源与生态、草原生产以及人类活动与草原政策等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推动了中俄对草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作治理。

二是中俄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也加强交流合作。黑龙江科学院下设中俄生态联合创新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双方共同关心的生态问题，积极推动双方生态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环境公益的发展。中俄民间学术研究合作机构不断增加，如中俄生态环境研究中心（2015年）、中俄生态理事会（2015年）、中俄生态与环境保护论坛（2020年）等推动了中俄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合作化治理。

三是第三国参与生态治理合作。中俄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并不局限于双边合作，在中俄与蒙的交界，三国也加强交流与合作。“2019国际自然保护地联盟年会暨跨界自然保护地研究与管理合作研讨会期间，中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四国召开了跨界保护合作讨论会。”以中俄双边合作为基础推动中俄蒙三边合作，中俄蒙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推动了拓宽了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主体。

3 中俄毗邻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基本经验

3.1 政治互信是前提基础

自然生态环境是无国界的，但是国家疆界是有边界的；有边界的政治权益对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对本国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的态度、政策与合作意识等将直接影响本国国内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的实施，也对邻国毗邻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一国与邻国能否彼此信任、友好相处，不仅关系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也关系到两国毗邻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能否积极有效地得到合作治理。中俄在两国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积极行为和取得的成果已经表明，这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国建立的政治互信。普京强调“我们之间的互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互信构成了我们双边合作的基础。”中俄两国领导人主动引导，两国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地方政府主动合作，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框架下，为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也为两国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长期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3.2 经济科技合作是必要条件

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并非是短期造成的，也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对自然环境问题的生态治理离不开资金和技术的支持。邻国毗邻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中俄在毗邻区域的自然环境生态治理合作中采取了技术和资金上的合作，双方建立了一定的科研合作机构，提供了一定的资金，用于生态区域治理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较好地修复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保护了区域内的物种生态平衡。因此，邻国在毗邻区域的生态治理合作中需要加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毗邻区域内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

3.3 多元行为体的共同参与是重要动力

合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协调、共同参与的结果。中俄毗邻区域生态环境的合作治理中，首先是国家参加。两国为自然环境生态治理合作提供政治支持。两国领导人通过国事互访，友好往来，为两国各项领域的合作提供政治指导，进行方向引领，从而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良好的政治条件。两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合作政策和指针，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其次是地方各级政府的直接参与。省、市、县、乡镇等政府部门参与的形式不同，参与的程度也不相同。此外，不同形式的民间环保组织、学术团体、高校等的参与。对此，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部长指出，“这不仅是俄罗斯联邦和地区政府的责任，也是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责任。”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研究专长，在合作治理中发挥专门作用，推动合作治理的深入、长期、有效发展。中俄生态环境的合作治理中，不同的参与主体发挥不同的职能，为两国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3.4 开放多元的合作机制是有效保障

国家毗邻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是两国长期的共同任务，容易受到两国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是合作治理的重要保障。中俄制定了诸多合作机制，既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中俄已经逐渐形成相对健全完善的邻国合作治理机制，这使双方能够在某一机制下，采取一致行动，从而为长期的合作治理交流提供基本保障机制。同时，开放的合作机制是有活力的，将随着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进程而不断调整，不断接受其他邻国加入，多个邻国的共同参与是自然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内在要求，从而突破政治疆界的固化制约，为毗邻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良性发展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

参考文献

[1]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09-610.

[2]靳利华.自然界外部性视域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策略选择[J].昆明:生态经济，2014(1):23.

[3]靳利华.自然界外部性视域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策略选择[J].昆明:生态经济，2014(1):24.

作者简介：靳利华（1971—），女，河北灵寿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政治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