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是人类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治理是人类组织化活动的重要实践与体现。”[1]张康之教授认为，“在几乎所有社会性活动中，个人的力量都显得非常微弱，从而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即以组织的方式开展活动。无论是在应对自然挑战和征服自然的活动中，还是在解决和处理较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时，特别是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都需要通过组织的方式实现共同行动。”[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层治理围绕“组织”问题，呈现出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变迁过程。单位制解体后，高度一致的组织化生活难以为继，需要构建新的组织化机制，在此背景下社区制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固有的“流动性”和“异质性”问题，使得社区治理又呈现出“碎片化”和“低效化”的境况，因而社区如何实现再组织化是社区治理效能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有助于破解社区治理过程中主体“碎片”、关系“紧张”、文化“荒芜”、行动“无效”的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来看，社区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社区再组织化的具体模式。所以，推进社区治理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可以从再组织化的视角入手，通过治理主体、社区关系、社区文化与社区智治技术的再组织化以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
1 完善多元治理体系实现治理主体的再组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党组织、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肩负起治理责任，履行好治理义务。因为社区生活的构建与发展与每一个社区治理主体息息相关，要求每一个社区治理主体都能够履行好自己的主体责任。所以，只有明确各个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责任，才能重新定位各主体的角色地位，从而生成社区治理的合力。为此，可以基于政治、社会、市场和居民的责任将社区治理诸多主体嵌入到社区治理中来，使“碎片化”的治理主体重新组织化，发挥协同作用。
1.1 以政治责任强化党政“领”“导”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初心与宗旨，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执行者和“勤务员”，努力构建和实现社区居民的美好生活是党和政府的政治责任。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要积极发挥领导职能，通过党建引领保障社区治理的正确方向和统筹协调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基层政府要发挥主导功能，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治理重心下移，进一步明确在社区治理中的权责边界，做到依法履责与高效服务的有机结合。
1.2 以社会责任强化“三社联动”
在现代社会，怎样满足社区居民对多样化服务的需要，既关系到和谐美好社区生活的形成，更考验着社区主体的治理能力。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是专门提供社会服务的治理主体，承担着化解社区矛盾促进社区福祉以推进社区发展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要不断强化“三社联动”，完善和优化联动机制建设，特别是在民意收集、民主协商、专业协助等方面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实现项目服务与常规服务相结合，使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之间形成深度融合，从而更好为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各种服务。
1.3 以市场责任强化企业服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两个积极性的的经济，市场既承担着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又肩负着服务社会的职责。作为畅游于浩瀚市场的众多市场主体是社会建设的基本力量，而物业公司等市场主体则是社区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和重要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基于物业服务合同物业公司承担着对社区公共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以及提供服务的责任。为此，物业公司要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坚持按照市场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通过建立责任主体、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投诉方式等多维度的制度与服务落实不到位的问责机制，以督促和强化服务责任落实到位。
1.4 以本体责任强化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主体和治理责任的基本承担者，居民自治参与意识的强弱与参与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效。只有社区居民积极行动起来，才能倒逼其他社区治理主体自觉履行好各自的治理责任。为此，要激发居民社区治理的主体责任与参与意识，探索建立“道德银行”对居民进行激励；扩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构建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会议、重大事项听证等正式的议事协商制度与平台，以及社区公众号、微信群、QQ群等非正式的日常交流沟通平台，鼓励居民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
2 强化主体冲突协调实现社区关系的再组织化
多元协同治理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但往往在实践中由于治理主体在权力、权利、利益、责任及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使其在社区治理中存在一定张力与冲突，导致主体关系不协调，从而使得社区治理因“内耗”而低效。根据冲突的不同性质，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冲突；二是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冲突；三是社区居民与市场组织的冲突。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要着眼这些主体冲突问题，强化社区关系的协调与再组织化，以实现协同基础上治理主体的各负其责和“人人尽责”。
2.1 协调主体权力冲突，理顺政社关系
从权力角度来看，基层政府和居委会以所具有的行政权和自治权为基础而拥有社区治理权力，并按照各自的逻辑推进着社区治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区治理层面行政权与自治权往往形成碰撞，在实践中居委会因承担了基层政府委派的大量行政事务，而使其自治权受到挤压，产生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导致了政社关系不顺畅。为此，要制定和出台明晰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社区治理权力边界的相关制度，特别是通过构建权力与责任清单以圈定和厘清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权责，从而实现二者关系的协调化和行动的规范化。
2.2 化解主体角色冲突，密切社民关系
从世界范围社区治理实践来看，社会组织对于促进社区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和发展趋势。但我国社会组织自觉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则较晚，在社区治理中长期存在着角色冲突的现象，即社会组织希望自己不仅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更是社区居民的教育者和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者。然而，社区居民则希望社会组织仅仅提供服务，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这种角色的冲突使得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打了折扣。所以，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要积极提升服务能力，通过优质的服务赢得社区群众的认可和信任，在此基础上善于在社区实践活动中教育、鼓励和激发社区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治理，唤醒社区居民本身的治理责任与意识，从而化解角色冲突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居民的密切联系。
2.3 整合主体利益冲突，平衡民企关系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是构建人们生活的重要手段与方式。社区中的物业管理公司等市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商品房小区居民生活的保障功能，形成了社区居民与市场企业组织之间平等的市场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种有偿的合同关系社区居民要求物业公司能够及时高效地提供服务，但现实是经常存在着物业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形成了物业公司与居民的利益冲突。在社区治理中化解这一主体冲突要以市场协议为根本，通过双方认真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实现各自应享有的权益，以达到市场企业组织与社区居民关系的平衡。
3 注重社区文化建设加强社区价值的再组织化
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居民的精神家园和纽带，是社区治理的基础与重要资源，对居民价值和行为具有整合功能，是维系社区共同体并使其得以发展的重要根据。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培育社区治理价值体系，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有助于形成社区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增进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从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再组织化功能。
3.1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唤醒归属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根和魂，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家”，也是社区成员的共同价值。社区文化建设要注重挖掘诚信、友善、礼让、团结等传统价值，特别是通过举办看书读报唱歌等文化类活动、广场舞和各种球类等体育类活动、文艺演出与微电影大赛等艺术类活动、分享生活经验的分享类活动，以及政策学习的教育类活动，以重构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形成彼此信任与开放包容的交往关系，不断增强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使社区真正成为处于城市化与现代化冲击下的居民的“心故乡”与“心家园”。
3.2 创建社区特色文化增强认同感
良好的文化活动作为社区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愉悦精神、滋养心灵和实现利益，也可凝聚人心，增强社区成员的粘合度。社区治理要善于建设和运用各种文化资源，特别是要注重发掘和宣传社区身边的好人好事，比如积极宣传社区孝亲敬老的模范、为社区辛勤服务的劳动模范以及在社区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党员，以他们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塑造社区的共享价值；要加强社区文化活动的专业队伍建设，把拥有共同爱好并有志于社区特色文化活动的居民组织起来，为社区提供精彩的文化盛宴，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要加强社区的公共价值凝练和社规民约的完善，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一个共同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以构建社区文明。总之，通过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标识、加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具有群众特色的文化活动，从而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认同感。
3.3 弘扬核心价值文化激发责任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中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区治理要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通过在社区教育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道德和法治教育，以提升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与法治素养；在矛盾纠纷的化解中强化沟通协商、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在社区服务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和完善诚信建设机制等，从而凝魂聚气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责任感。
4 推动智慧社区建设突出智治技术的再组织化
新时代是数字化与智慧化的时代，数字赋能的智慧社区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和必然要求。智治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再组织化，不仅促生着治理体制的变革，也意味着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为此，大力推动智慧社区建设，通过数字牵引撬动体制改革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真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行动。
4.1 数字平台精准对接供求
信息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始终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要素和资源。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对于信息的有效把握是社区治理的题中之义，可以说，内容精准的信息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础。在数字信息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信息传播与交流的新载体与新工具，增强了信息的流动性和可达性。在社区治理中，只有通过数字新媒体平台的搭建，才能快速和充分地掌握社区治理的有效信息，各治理主体才能及时快捷地发表意见、表达诉求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这就要求必须要加快数字化平台建设，打破部门、社区、居民纵横隔离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的快速汇通，形成居民服务需求与社区及职能部门服务供给的精准对接，为及时高效提供服务奠定基础。
4.2 数字互动便捷多元协商
协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高效的协商才能化解矛盾与提供优质的服务。在新媒体时代，数字化技术对于高效协商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讲，数字化传播的即时性、互动的便捷性、沟通的平等性、交流的民主性，使得治理主体可以充分高效地获取治理信息，也可有效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互信关系，特别是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构建渠道畅通、方便快捷的协商途径，能够实现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充分沟通互动，从而有助于达成共识并形成最优的治理方案。
4.3 数字命令实现力量下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3]而治理力量的下沉除了传统的组织化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技术化的手段，即数字化技术。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快速通达性可以有效联通上下和左右，即使人未在基层也可以及时了解基层的情况。因此，在社区治理中，要积极构建技术支撑的治理力量下沉机制，特别是通过数字平台联通各级治理部门与主体，依托大数据信息分类处理，及时反馈并送达相关部门，形成“事找人”的有效倒逼，进而实现“数字”就是命令，有命令必须执行的快速行动，从而促进治理力量有效下沉，及时提供社区服务。
参考文献
[1]姬贇璐.数字技术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4-06(005).
[2]张康之.论社会组织化的过程及其走向[J].甘肃社会科学，2018(03):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7.
作者简介：王东（1984-）男，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基层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姬贇璐（1990-）女，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