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2.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马列部，贵州 凯里 556011

摘要：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的新式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其创立者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场所；并强调大学教学与学术自由。该理念成为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核心思想，抓住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对后世大学的发展起到了典范的作用。蔡元培多次考察后接受了德国大学的理念，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实施了一系列先进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推动了北京大学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意义深远。开启了中国大学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柏林大学；办学理念；北京大学；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D21  文献标识码：A

1 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
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受到德国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影响，在分析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之前，必须了解德国的高等教育思想。
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柏林洪堡大学，又称为柏林大学。该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的新式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美国大学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洪堡大学的模式和理想的影响）。柏林洪堡大学的创立是在德国存亡之秋，由此被造就了它特有的属性。1807年，普鲁士被拿破仑的军队打败，大半领土被法国割去。随着国土的沦丧，普鲁士原来国土上的大学也被法国占有。失去了哈勒大学在内的7所大学。这一年8月，在哈勒大学的校长的带领下，部分教授拜见主持政务的普王，教师们提出要在哈勒大学基础上重建柏林大学，国王同意教授们的请求。同时，国王对教授们指示，必须用精神的力量来补偿国家在物质方面的损失。新创办的柏林大学具有以下办学理念。
首先，大学的创立者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场所。洪堡指出：大学“实际上就是那些把身外的闲暇或内心的追求用于科学和研究的人们的精神生活。”[1]他认为：大学是高等级的学术机构，欲达成其目的，“其全体成员（只要可能的话）就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1]洪堡谈到的纯科学意味着观念的深邃性，特别强调学理性。他强调大学的第一要务就是探究真理，没有学术上的精深研究，欲培养创新性的人才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强调大学教学与学术自由，该理念是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核心思想。学者施莱尔马赫指出：所谓大学，必须具备精神上的高度自由氛围,大学机构的科学研究必须摆脱外在的任何权威。[2]哲学家费希特强调大学要以追求学术为使命，他认为科研机构一切活动的追求目标在于达到精神和灵魂的解惑与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人类社会关系。总之，柏林大学的创办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体现了理性思想。柏林大学的理念还有教学与科研统一的思想以及大学要注重学生的道德情操的培养等等。柏林大学观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除了洪堡之外，施莱尔马赫、费希特、黑格尔、雅思贝尔斯等都为柏林大学观贡献了思想，提供活水源头。
2 蔡元培对柏林大学教育理念的接受
蔡元培3次到德国考察西方教育，尤其着重精深研究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他认为，德意志的高等教育走在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前列。尤其是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研学，修习了多门课程，深受熏陶。作为一个来自异国访学的教育家，不可能不关注德国历史、文化史和德国大学发展史等。回国后，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对北京大学进行了革命性的重大改革。蔡元培的在北京大学施行的大学办学理念必然受到德国柏林大学办学理路的刻骨铭心般的影响的。蔡元培的弟子罗家伦指出：“他（蔡元培）对于大学的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洪波德（今译洪堡）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3]蔡元培他本人说过的话也能够证明他在北京大学改革的思想来源于德国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说词中指出：“惟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颇与德国大学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4］
首先，是蔡元培对洪堡大学关于大学宗旨观念的接受。洪堡认为大学本质上是高等学术机构，是探究事物的本质，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总是把科学当作难题来对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5］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的蔡元培，迫切地希望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研究真理的机构，与洪堡的大学观所见略同，将大学的宗旨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根据该理念，蔡元培要求北京大学学生转变传统的上学是为升官发财的思想。他告诫北京大学的学生，大学的功能不是贩卖毕业证，也不是死记硬背已有知识的场所，而是探究学理的机构。他指出，来北京大学求学的每一份子，必须把追求学问为己任，师生应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要务，树立探究万物，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其次，是蔡元培对柏林大学关于大学职能观念的认同。洪堡指出，大学具有两个基本职能：科学探索与个性、道德修养。［6］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认为：“教学和科研还应该有更多的追求。它们的目标应该是塑造整全的人。”［7］同样，蔡元培认同洪堡与雅斯贝尔斯等德国学者对大学职能的规定，重视大学生人格培养，他指出，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8］他认为，大学对于学生的教育，一方面要传授学术，另一方面是要培育大学生的人格，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最后，是蔡元培对柏林大学关于大学组织观念的认可。洪堡提出，寂寞与自由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寂寞”的意思是指大学要独立于经济生活与国家，全体师生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着坚守,在追求真理的漫长征途中要甘于寂寞。“自由”是大学运转原则，该原则必须毫不保留地赋予全体师生。在教师层面，有研究与教学的自由，在学生层面，有学习的自由。雅斯贝尔斯指出：“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所要求的，也是它被赋予的。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7］蔡元培也认可这样的理念，他在北京大学执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9］
3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期的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实践
1916年12月16蔡元培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任职。蔡元培上任后，实施了一系列先进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推动了北京大学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意义深远。
首先，蔡元培提出了大学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由此必须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蔡元培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4]他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说道：“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蔡元培着意提出大学的宗旨，是有的放矢的。改革以前的北京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功利性太强烈，学术气氛寡淡，这些方面多被社会所菲薄。北京大学的陋习在师生两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学生层面，把求学的目的放在做官发财；在教师层面，表现为不追求学问，品行多有不端。蔡元培认为要把北京大学改造成为探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的场所，最紧要的是必须聘请一批研究一流学问的师资。因此，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首先是从“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入手。陈独秀，这位创办《新青年》杂志而闻名全国的学者，被蔡元培聘请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名流也被聘请来校任教，从此，北京大学文科的学术氛围为之一新。理科自李四光、丁燮林、王星拱等受聘任教后，师资大为充实。法科原教员大部分为官员出任，自王世杰、周鲤生、高一涵、马寅初、陈启修、陶孟和受聘任教后，有了正式的专职教授，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习，引起求学的兴趣。
其次，蔡元培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自古以来的神州大地上，儒家学说被奉为至尊，不容置疑。封建思想，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蔡元培的该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德国柏林大学自由精神的借鉴。但它不是柏林大学的简单摹本，而是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察而孕育出来的新的大学发展理念。蔡氏入职北京大学时，学校教学受到旧思想的严重拘束，腐败形象比比皆是，知识传授上沿袭“子曰诗云”，“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之说长期统治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蔡元培力主打破旧思想的羁绊，开拓自由风气。关于学术自由，他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10]关于兼容并包，意指各种学说与学派同时并存，相互竞争。他指出：“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等学派……悉听其自由发展”。[10]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基本倾向，是为了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
4 蔡元培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猛药去疴式的改革下而成为一所具有典范式的现代化大学，使得北大校园的风气为之大变，昔日弥漫于校园的封建腐朽思想遭到摒弃，自由、民主的气氛蔚然成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蔡元培的改革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在中国的传播中心，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1]由此可见，蔡元培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以及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蔡元培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推动了我国近代大学由官僚本位向学术本位的转型，进而开启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体系过分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所有学术活动以修齐治平为依归，缺乏科学与真理的因子，正是学术的缺失，阻碍了教育的创新精神，抑制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清末以降，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维新派废科举、兴学堂，创办了一批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堂，造就了近代大学的雏形。然而，维新派不能彻底摆脱封建纲常礼教，当时的高等学堂师生依旧沉迷于升官发财之旧梦而难以自拔，拒绝追求学术与真理。由此怎样对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1917年，蔡元培任职北京大学校长，倡导学术救国，着力引导学术的职业化，促使教育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划界。他明确指出大学之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倡导学人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激荡，创造了一个思想自由的学术研究平台。通过各种改革把师生的兴趣都引导到学术探究上来，学术社团、研究所、学术刊物创建，促进了学术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强化了大学的学术意识，回归了大学的本来面目。一言以蔽之，蔡元培从德国大学学术为本的宗旨出发，将大学的本质视为追求真理的机构，驱散了大学中残留的封建官僚气息。他领导的北京大学改革为全国高校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促进了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由此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运动的序幕。
其次，蔡元培高等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蔡元培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推进的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理念的全面改革，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全面转型建构了一条现实的文化之路，把中华民族带人了新的征程。正是因为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改革，北京大学掀起新文化的思想大潮，为五四运动的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奠基。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的传播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之所以在北京大学广为流传而没有在萌芽状态遭到反动统治者扼杀，未因不合相关人士的口味而没有受到全面打压，理所当然得益于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的庇护。在阶级立场上，蔡先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只是以一种纯学术的眼光来打量。还有，全面改革后的北京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诸多革命要人，就是在革命浪潮汹涌澎拜的北京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早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接受了李大钊同志的教育，“就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2]所有这些虽非蔡先生所预料及，但确实是他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性贡献，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客观上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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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11]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J].北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1):63．
[12]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132.
作者简介：刘自学（1967—）男，湖南新邵人，哲学博士，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萍（1979--）女，安徽宿州人，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马列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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