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雅卓（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青岛 266580）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检索法，以精准扶贫在我国的发展趋势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国内学者对于精准扶贫的价值阐述、实践困境及路径总结等相关内容，为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问题，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精准扶贫；全面小康；贫困治理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扶贫攻坚调研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1]。这是精准扶贫概念的首次提出。从精准扶贫提出到实施的四年时间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5.7个百分点，[2]脱贫成绩十分亮眼。但与此同时，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工作中，存在诸多困境，面临许多难题，仍需全党、全社会凝神聚力，进一步优化扶贫工作方式，创新扶贫工作方法，完善精准扶贫政策。因此，积极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现状、困境及解困路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系统梳理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为构建精准扶贫新格局，启航扶贫工作新时代提供有益参考，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采用文献检索法梳理精准扶贫研究发展的脉络，经过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有关“精准扶贫”已有成果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为什么”的规范性讨论、精准扶贫“是什么”的描述性研究和精准扶贫“怎么做”的对策性探索这三个方面。
一、精准扶贫“为什么”的规范性讨论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在全国的实施并取得亮眼成绩，学术界对精准扶贫价值的解读与阐释开始兴起，学者们认为，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中的“六个精准”要求，不仅成为指导中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而且成为扶贫实践的主要抓手[3]；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推进了我国扶贫工作的转型升级[4]，是对过去30多年扶贫经验的总结与提升，是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5]，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6]。与此同时，学术界对精准扶贫价值的研究经历了从“关照自身”到“立足本土”再到“放眼世界”的不断深入的过程，这意味着，对于精准扶贫政策及思想体系的研究，我们应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政治高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维度来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7]。
二、精准扶贫“是什么”的描述性研究
1.识别不精准的问题
在精准识别过程中产生识别不精准的困境，主要是由于对“谁穷”和“多穷”问题判断得不准确。具体而言，在精准识别这个环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难点。一是区域排斥，邓维杰指出，识别过程中存在“为连片而连片”的现象，为了集中连片只能兼顾贫困和非贫困社区，那些不连片的贫困村因此被排斥在外。[8]二是人口排斥，唐丽霞等学者指出，上级领导及村干部为追求政绩和打造示范点的目的而非真扶贫，同时，为减少冲突和矛盾，维稳也成为识别贫困户的重要指标，出现“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扶贫怪像。[9]三是规模排斥，葛志军等学者指出，扶贫资金的有限是制约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因素，贫困村和贫困户指标和资金数量有限导致的帮扶规模排斥是普遍现象。[10]
2.帮扶不精准的问题
在精准帮扶过程中产生帮扶不精准的困境，主要是由于对“如何帮”问题处理得不合理，从而产生需求排斥、资金用途排斥、入门排斥、市场排斥及移民排斥的实践困境。邓维杰指出，即使贫困户被识别出来，在精准帮扶环节中仍会受到帮扶措施的排斥，主要表现在需求、入门、资金用途、市场、专业、团队、配套、模式以及投入排斥9个方面。[8]胡建国指出，精准帮扶过程中存在供求不对称、资金投入不足、乡村治理、驻村扶贫难度大等方面的难点。[11]林忠伟认为，精准帮扶过程中存在结对帮扶尚未全面落实、到户定责机制尚未完善、定点帮扶和干部驻村帮扶考核激励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12]汪三贵等学者提出，在精准扶持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扶贫项目没有瞄准贫困人口、到户项目贫困户不能平等参与、产业扶贫项目超出贫困户能力范围、移民搬迁出现“搬富不搬穷”的问题、金融扶贫常将贫困户排除在外这五方面问题。[13]
3.管理不精准的问题
在精准管理过程中产生管理不精准的困境，主要是由于对“管到什么程度”和“怎么管”问题把握得不准确，而造成的减贫目标模糊不清和扶贫管理的动态性不足的问题。吴雄周,丁建军认为，扶贫管理的目标本身是多维的，每个贫困区域都应该根据贫困现状、资源禀赋等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扶贫目标，如人均GDP 的上升、贫困发生率的下降等。但事实上，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减贫目标模糊不清，致使管理工作难以精准。[14]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指出，高昂的识别成本和无法及时到位的扶贫资金使每年度更新建档立卡信息存在很大困难，使得管理的动态性不足。[15]
同时，有学者从社会文化方面寻找原因，提出农村落后的文化生活阻碍了农民现代化思想意识的形成，公共精神、科学意识和法制观念等无法根植于农民的大脑之中，对精准扶贫的主动参与度低，缺乏自主脱贫的内在动力。[9]目前，此类研究仍较少，下一步学术界应更多地将着眼点转向社会、文化及伦理情感层面，探求精准扶贫政策赖以生存的文化与社会“土壤”。
三、精准扶贫“怎么做”的对策性探索
针对精准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难点与问题，学术界从不同方面提出解困路径与治理方法。张笑芸，唐燕提出实施贫困户建档立卡、录入电脑管理工作，并加强基层识别和动态管理，建立瞄准机制，精准扶贫对象；采用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靶项疗法，通过确保每个贫困户至少有一个就业人员的数字化扶贫行动，精准扶贫路径；建立科学的多维度考核体系，将扶贫结果指标化，通过政治问责的施压机制，精准扶贫管理。[16]汪三贵，郭子豪提出采用收入、消费、资产、健康、教育等多维度标准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扩大覆盖面，以估计贫困人口数量的1.5-2倍进行建档立卡，进一步完善精准识别机制；改进抽样调查方式，利用建档立卡系统对扶持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价，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下放扶贫资金的管理权限，扶贫项目和扶贫方式由县乡政府自主确定，加大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提高资金整合能力。[13]
四、研究总结与展望
精准扶贫政策从提出到实施的四年时间里，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精准扶贫”研究的热潮，从政策解读到实地调查，从内涵把握到实践分析，学者们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为我国扶贫攻坚工作献言献策。具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亮点，第一，研究紧跟时代潮流和政策变化，为“精准扶贫”的“精准落地”提供理论支撑，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很好借鉴。第二，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呈爆发式增长趋势，且呈现出“精准扶贫”相关研究多学科、多元交叉的特点。
然而，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多集中于经验总结和成果介绍，对于扶贫方法、扶贫问题及扶贫对策的解析缺乏理论性。二是运用实地调查方法的个案研究较为普遍，研究结果往往带有特殊性和“地方特色”，缺乏全国范围内可以普遍推广的成功模式和实施路径。三是对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相关的“社会文化土壤”研究较少。制度实施文化先行，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文化环境，精准扶贫政策无法真正落地生根，无法实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目的。然而，学者们对于“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的认识不足，对于相关制度、方法的研究明显不足。
“精准扶贫”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事关全面建成小康和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要“理论支撑和理论创新，建立涵括论、战略、政策、机制和行为的完整系统”[17]，同时，深刻领会、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相信在未来，“精准扶贫”将会在实践经验的丰富中与理论研究的成熟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2]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08/29/content_2027584.htm.
[3]汪三贵、刘未.“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习近平精准扶贫系列论述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40-43
[7]蒋英洲.使命担当与理论开创：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新时代意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1):48-54
[8]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11]胡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精准扶贫实践的难点与对策——基于安徽省安庆市精准扶贫的调查[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4):14-19
[12]林忠伟.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1): 7-13
[13]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14]吴雄周、丁建军.精准扶贫: 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嬗变———兼析湘西州十八洞村扶贫调查[J].湖南社会科学，2015(6):162-166
[15]陈文文.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困境研究一以安徽sc县为例[D].安徽大学，2017
[17]李毅.精准扶贫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6(4):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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