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荣幸  林伟彬  廖家芸  宋霁芳  张桂玲^{（通讯作者）}

“共生”源于生物学，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 1879 年提出，意指两种密切接触的不同生物之间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的状态^[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共生理论开始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同时由于乡村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重组，乡村社会组织由传统血缘向地缘、业缘不断转变，乡村发展的主体从村民、支书、能人、乡贤转移为企业家、行业组织、外来打工者、城市消费者，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发展共同体^[2]，促使村落产业发展朝向新的发展方向，而共生理论对于构建产业共生空间、共生环境等来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马冬梅、马小风等人依据耦合共生理论，构建宁夏闽宁镇园艺村的产业耦合共生单元，提高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2]。但国内众多学者，基于共生理论对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大多没有区分乡村类型，而不同特殊类型的乡村所依据的共生理论也有所不同，共生理论需要依据乡村所属的类型进行细化与侧重。中国乡村的类型丰富且大多数特色显著。不同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发展现状和条件各异，存在的共生关系不同，有必要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细分类型以因类精准施策^[3]。本文以晋江市社坛村为研究对象，社坛村位于城市边缘区且具有独特的血缘宗亲关系。通过对社坛村产业共生理论的研究，能够突破以往学者在基于共生理论方面研究乡村产业振兴的不足，本研究重视其村落的产业共生模式类型特征，探究更加精确的振兴思路，探索村落的产业的更优策略，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为城市边缘区村落的产业振兴和血缘宗亲浓厚的村落提供产业振兴的相关思路和借鉴方法。

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1.1 共生理论概述

共生理论主要指的是两种及两种以上生物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互利互助、共同生存的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在现在的研究中，共生理论主要分为共生基本单元、共生条件和共生环境三个部分，由此，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基本单元，经由一定的共生条件作用下，在特定的共生环境中产生共生界面，从而形成共生模式的载体。共生理论的实质是基本单元之间的必然的协商与合作关系。^[4]

1.2 共生关系研究

共生理论应用于古村落保护发展研究多从共生视角将大环境即周边城市与古村看作两个具有联系的基本单元，通过解析两者间的共生条件、共生环境及共生界面，创造性地提出城乡一体发展的运行机制，同时，也有针对古村落区域内的经济、文化特征，结合共生关系提出产业共生、文化共生等适宜古村保护开发的举措。例如：冯淑华从共生视角将古村落的各大经济主体看作是基本单元，探讨了古村落的共生模式改造方向；^[5]朱俊成等在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框架基础上，通过共生关系思想解析区域内共生的基本模式与系统，建设性地提出了武汉城市圈城乡统筹发展的策略框架；^[6]彭建仿从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探索出企业与农户和谐共生共赢的基本理念与发展路径，对促进整体供应链竞争力的提高、企业与农户和谐共赢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具有远大的意义。^[7] 

1.3 社坛村概况

社坛村位于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东北部，是晋江市近郊、安海镇城郊结合地带，村落临近区域交通设施，在晋江国际机场、高铁晋江站30min通行圈内。同时社坛村作为远近闻名的侨乡，众多返乡侨胞在村内自建住宅，受东南亚建筑风格影响，村内分布众多番仔楼、红砖厝等特色建筑，形成别具一格的村落景观。

由于社坛村位于城市边缘区，多数村民选择舍弃农田，进入县城或市区务工，导致社坛村第一产业局势较为衰弱，现有农田200亩大多为对外承包地，自种地少。第二产业多为对外租赁场地，村民收取租金作为经济来源。村中心分布较多的宗祠和寺庙，制香工艺有一定的发展。目前，社坛村内仅有3家规模较大的制香厂，且大多是自给自足和供给附近地区使用，工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开发层次较浅、未形成较大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第三产业的附加值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同时与城市距离较近，导致旅游业的大部分要素收益流入城市，社坛村的第三产业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仍需探索和改进。

2 社坛村产业共生模式可行性分析

社坛村具备特色产业制作工艺以及销售市场，地方文化信仰使得熏香的市场需求量维持在稳定的数值，可打造社坛村特有的文化景观。乡村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部分，文化形态维持性较好，深入挖掘文化中蕴含的价值，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与发展，文化兴旺可以更好地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为共生理论提供有力支撑。

2.1 共生组织模式下产业发展逻辑分析

共生组织模式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状态。^[8]结合社坛村情况，将共生模式代入社坛村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将一二三产业分别视作一共生单元，综合各产业服务内容的发展前景，形成功能上的相呼应。

点共生模式多发生在某时刻，是共生单元的一次相互合作，有较大的随机性。在产业方向上看，可以形成共生单元对点合作格局，如社坛村中第一产业农田多对外承包地，可对点第二产业共生单元，将两者合并承包对外，相互促进发展，同时吸引劳动力从周围村镇流入社坛村，引入新活力。间歇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间按某种时间间隔进行多次相互作用，，连续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间相互进行作用，且维持在某一时间内的连续性组织模式，两者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如在社坛村产业作用模式上，一二三产的共生单元可以通过一产带头，二三产延续活力，以农业为主体，依托其发展田园主题的康养旅游产业，结合乡村特色宗族文化升级制香产业链、设计文化旅游产品；构建产业共生发展链，带动手工业和服务业的连续发展，一二产都具备外租获利性质；而二三产在一定时间内也会形成利益集团，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吸引主要的劳动力群体。一体化共生模式则是多方位的作用模式，在特定时间段形成具备独立性质功能的共生体，关系稳定。共生单元间形成稳固联系，对村落整体产业构建具备强烈的推进作用，在村落内三产联合成为共生体，社坛村乡村旅游产业逐步成型，三产相互促进融合，推动社坛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其中劳动力和资本的转换贯穿共生体，使整体结构稳定。

2.2 共生行为模式下产业发展逻辑分析

综合社坛村产业空间发展情况，形成各区域上的相呼应。城乡共生模式根据行为方式可划分为寄生关系、偏利共生关系、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和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模式。^[9] 寄生关系存在于两者之间，一者作为主体，一者依附其得以获利。社坛村产业空间上，以一产为为主体，在村落空间占据主导优势地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附第一产业而发展，以农业为空间上主体，在农业区位空间附近以寄生关系发展的手工业、服务业及旅游业以此借力发展。偏利共生关系指在同一共生关系中，其中一者获利较多，其它共生单元获利较少或不获利的情况。偏利共生是从寄生关系向互惠共生关系转化的中间类型，在村落产业共生模式下，一产作为主要发展空间，在获利方面占比相较于二三产业要多出一大部分。二三产业收益较稀薄，但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整个村落总体是起推进作用，二三产业空间将逐步扩张，产值向一产靠近。非对称互惠共生与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模式相对应，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产生新能量，新能量在产业空间的流通在最初呈现非对称互惠共生的特点，随村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业空间由农业空间倾斜至其它产业，将在未来形成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同时作为城市边缘区村落，要充分兼顾城乡共生单元利益，在社坛村与城市之间架构一个良好的互通桥梁，同样通过一系列由寄生至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发展，使资源得以在城市与城市边缘区村落之间流通，优势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3 产业共生发展路径分析

乡村相比于城市，具有独特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生态资源、景观风貌、社会文化等要素，系统要素的多样性构成了乡村特色价值。这是乡村吸引城市消费群体、向城市乃至区域输出特色产品、主动参与城乡产业体系分工的基础^[10]。从共生视角来看，同时基于村庄产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社坛村产业共生发展的路径为：以种植业协同养殖业、新能源产业、旅游业为村庄产业的基本共生单元；以新兴技术和空间规划共同促进为产业的重要共生环境；以“城市+政府+企业+村民+科研”形成的村庄发展共同体为产业的关键共生界面。

3.1 共生技术引流高质产业链发展

基于现状，社坛村在一产方面，应依托主导产业（胡萝卜种植业），扩大优势种植业和养殖业规模，深度开发采摘（草莓）体验、饲料加工等项目，与养殖业、旅游业等产业融合，实现种养相依、农旅互通，促进产业形成一体化发展，同时结合新科技，倡导“农业+”发展理念，实施以光能、水能等新能源为基础，衍生出的光伏农业、水利农业。同时发展以宗祠文化、宗教信仰为载体衍生出的乡村旅游业和制香业，使三产能够互通，产生新型种养业、文创产品加工与物流业、电子商务业、康养旅游业等高质产业链融合，通过产业横纵向深度结合，发挥乘数效应，形成“1+1+1>3”的产业模式，进而为村庄产业发展注入新血液。

3.2 共生环境高效集群化利用发展

和谐的共生环境是各共生单元成功融合的推动力，将新兴技术与产业空间重规划相结合的共生环境是社坛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新兴技术将产业全面发展推向更加高效的平台，以“网络+农产品”为核心，形成科研、种养、加工、销售、物流、存储一体化统筹的产业发展系统。社坛村应依据优势产业，建成胡萝卜、小胡瓜、肉蛋产品的主产地，利用新兴技术打造“可追溯源头”、“可跟踪环节”、“可保证品质”的产品品牌，大力保证产品优良，创建新型农业生产园。同时，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依托抖音、淘宝等电商平台，通过农户、网红直播带货，实现网上销售，并实施农商互联，积极推动农产品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打造农产品全产业链条。^[11]

另外，产业空间重规划可以有效利用村庄废弃住宅、土地，实现产业高效集群化发展，如图所示，依据“一带两翼、双心联动”规划策略，建设西南-东北向贯穿整个村庄的文化景观大道，宣传以红砖古厝、番仔楼等特色建筑为主的古厝漫游核心与康体养生核心，同时合理开发乡村田野风光结合新型一产，打造“田园牧歌+田园观光”两翼带动村落统筹发展。

3.3 共生界面促城乡边缘均衡发展

城市边缘区乡村位于城镇化前沿与敏感区域，其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等系统要素具 有“强动态性、高复杂性、弱保护性”等典型特征^[10]。

基于此，社坛村作为城郊村，在共生界面的创建时应注重合理利用城市资源，吸引政府（包括村委会）、企业、村民、科研所等多方共同参与，通过“城市带动、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主体、科研支撑”的系统模式，形成产业共同体，促进村庄产业可持续发展。城市带动乡村，具体而言即为出让部分资源到乡村助力，并以自身的影响力、客户市场、通讯交通等优势方面供给乡村发展；政府层面，应注重实行优惠政策、资源调节、人才调配、权益分配、村民能力培训等，发挥各主体优势，形成产业驱动力；企业则注入资金将闲散土地流转，并进行产业园区的创建与管控等，推动村庄产业规模化、自动化发展；村民则积极投身参与到各产业的生产与经营中，实现收入增加、奔向小康；科研所则在农产品品种、加工、售卖等环节步骤提供技术帮助，保障农业新型化发展。

4 结语

面对新时代下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在宏观战略部署指导下精准把握研究方向。坚持以共生视角研究村庄内部产业发展逻辑，因村施策，挖掘共生产业间的经济效益，重构协同治理格局，逐步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与融合，以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持久动力驱动乡村发展。依据乡村独特的文化与环境，建立起依托于当地的共生机制，使得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所联系，相互有所成就，直观地实现规模生产，并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共生关系，在相互合作平衡中形成共生共存的良好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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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冬梅,马小凤,李鹏昊.基于耦合共生理论的乡村产业振兴规划探究——以宁夏闽宁镇园艺村为例[J].小城镇建设,2021.39(10):77-8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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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田健,曾穗平.城市边缘区乡村产业系统风险评估与韧性格局重构——以天津市西郊乡村地区为例[J].城市规划,2021.45(10).

[11]张立.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矛盾和乡村发展的未来趋势[J].城乡规划,2018(01):17-23.

作者简介：通信作者：张桂玲（1991—）女，福建泉州人，闽江学院地理与海洋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城市规划与设计、传统村落保护研究。

基金项目：闽江学院大学生校长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03952022146；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S202210395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