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以问题导向，更应注重形成新的制度体系。不应该再强化“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要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倾向。而在面对经济的“三期”挑战中，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简政放权与政府创新，都是未来应对挑战的改革利器。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改革创新贯穿总理报告的全过程。总结工作谈改革，部署工作也首先谈改革，那么为什么要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坚持哪些导向？

　　在四川省长魏宏看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坚持以问题导向，还应注重形成新的制度体系。政府层面不应该再强化“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同时要要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倾向。而在面对经济的“三期”挑战中，新型城镇化、创新驱动，简政放权与政府创新，都是未来应对挑战的改革利器，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运用。在他看来，四川虽然地处我国西南腹地，但干部群众历来思想较为解放，曾是我国改革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率先在全国探索了农村改革，率先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率先进行了城市综合改革试验，率先开展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这些行动，为改革的全面推进作出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大考中，四川必定会有新的作为。

　　全面深化改革要防止碎片化倾向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的提法：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深层矛盾凸显。两会之后，总理在记者会上又称，最大的挑战，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你怎么分析当前这种形势？

　　魏宏：全面深化改革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新的发展时期确定的一个总体战略。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说到底，靠的是改革；而目前在“三期”叠加的新形势下，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释放出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从具体工作来讲，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走到目前，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都面对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有的是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是这些年来积淀的老矛盾老问题，而无论是新情况新问题，还是老矛盾老问题，不坚持改革是没法解决的。这就是大家谈到的改革的“深水期”，啃“硬骨头”。

　　中国新闻周刊：在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你认为哪些基本思想是必须把握的？

　　魏宏：当前很多改革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制度调整，涉及工作全面和大局，因此，我认为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和原则应确立和把握。我个人认为，全面深化改革，至少有这么三方面思想要坚持：

　　第一，要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总书记深刻的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我的理解就是，改革的价值取向一定要着眼于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改革没有意义。我们要坚持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抓住问题，研究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和问题。

　　在现实的建设、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很多，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农村改革中如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统一城乡建设用地问题；财税体制改革上，如何建立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我们不能为强调改革而研究改革，一定要着眼于解决问题。

　　第二，要注重形成新的制度体系。新一轮深化改革和30多年前的改革，其历史条件和改革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一轮改革中，应高度重视形成新的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政府层面不应再强化“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同时，要高度重视防止出现改革的碎片化倾向，防止改革政策、制度出现部门行为、地方行为和短期行为，要全面加强改革的统筹和全局性的把握。

　　第三，要立足推进各项发展工作。改革是要破解发展的“瓶颈”，是要解决影响发展的障碍，因此改革必须推动工作。我特别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第一项要把握好的重大原则和政策取向，就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我的理解，深化改革必须要立足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改革不能推进发展，改革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有些改革方面的工作，如果现阶段对建设、发展直接关联度和作用不大，可以放缓节奏。

　　按照解决问题、形成规范、推动工作的要求，最近，省委、省政府全面研究和梳理了全省重大改革工作，确定了253项重大改革措施，科学确定了改革的时序和重点，具体制定了改革的措施。省委、省政府把改革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近期推进的，二是先行试点的，三是需深入研究的。每一项明确了牵头单位和牵头领导，每一项都要求形成一个实施方案，经省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后，按法定程序组织实施和落实。

　　新型城镇化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

　　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的问题，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作为西部经济大省，推进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理解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

　　魏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也是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的思想。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要解决好进城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所有细节，通过城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架起进步的阶梯。

　　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转移人口进城，首先需要有稳定的就业岗位，为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产业、促进就业；农民工有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后，他就需要有住房，政府需要为农民工的住房创造条件；当农民工有了稳定的就业和安居条件后，他就需要解决自己的身份，从而享受政府对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人口全面穿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五件衣服”，享有市民应享有的公共服务权力；同时，城镇要有足够的城市空间和承载能力为人的城镇化提供保障，这就需要政府推进城镇建设、加快城市新区建设，加强水、电、路、气、通讯、生态等基础设施建设。

　　这样一个城镇化推进的进程，贯穿的是人的城镇化的思想，把握住这条主线，就把握住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思路；把握不住这条主线，就难以实现农业人口从“乡”到“城”的真正转变。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以人为核心为主线的新型城镇化，目前在推进过程有哪些突出的难点？

　　魏宏：目前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解决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若干重要环节上的制度设计和建设，它需要在若干重大环节和问题上有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规范。比如农民工的住所问题。

　　农民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他就随之需要相对稳定的住所。目前全国有2.6亿多农民工，但几十年来真正靠自己挣钱买得起房子的是极少数。那么，政府在农民工安居问题上，就必须有新的制度设计，就必须从政策和制度上把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来统筹考虑。四川的做法，就是规定每年各地政府公租房房源的30%，必须拿出来安排给农民工，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又如，改革户籍制度也需要新的制度设计。农民工要转为城市户口必须面对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如果要求农民工放弃，很少有人愿意转户口；但如果制度规定可以不放弃，一个人既占农村资源又占城镇资源，制度规定是难以接受的。这一个问题我们目前可能解决不了，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后如何处理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我们采取的是暂时避开的方法。地方政府可以暂时避开，但中央政府的选择就比较困难，这是大家都面临的难题。

　　我个人认为，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涉及重大制度改革，可以考虑国家层面不宜规定得太死，可以让不同的地方先行试点。地方层面错了的可以改，也好改，等一段时间后这些试点有相对成功的基础，国家层面再进行统一的规范。

　　丝绸之路是四川开放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在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的重要关口，国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今年总理的报告中也提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这对西部以及四川意味着怎样的机遇？

　　魏宏：去年，国家提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惠及近30亿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带动中国东中西部整盘复兴的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是站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历史新起点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快向西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的梯度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四川地处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结合部，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向，是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联动发展的战略纽带和核心腹地。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肯定对四川而言是重要机遇。

　　首先，作为我国西部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战略地位突出的省份，四川已经与21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已有10个国家在省会成都设立了领事机构，外商投资额实际到位持续保持中西部第一的领先水平，国家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四川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打造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合作最大的窗口和最重要的平台，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四川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开发区，是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是国家重点布局的国防科研生产基地，与西部沿边省份在产业结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和交通网络的布局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联合发展的巨大潜力。同时，四川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家和地区资源优势突出、产业结构互补性强、产品相互需求空间大的特点，特别是在能源化工、现代农业、装备制造、旅游文化等方面存在深化合作的巨大空间，这些都为实现四川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经济板块互利共赢提供了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的机遇下，四川下一步工作有什么考虑和构想？

　　魏宏：当前，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平行并进的战略格局已然显现，四川将以国际大通道为依托，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为先导，以重大战略项目为抓手，在推进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是以国际大通道为依托，夯实基础条件。以构建综合运输国际大通道为目标，以建设国际区域性航空枢纽、铁路枢纽和公路枢纽为重点，全面实现公铁航联运互通，形成以成都为中心、辐射中西部、连接国内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西向，深化与西北五省区的合作；突出南向，打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运输通道和西南出海大通道；联动北向，形成连接欧亚大陆桥的北向运输大通道。

　　二是以开发开放试验区为先导，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高水平建设天府新区，建成内陆开放战略高地；推进攀西试验区创新开发，打造国内资源富集地科学开发利用资源的示范区；进一步发挥绵阳科技城军工科技优势，构建军民融合创新驱动示范区；充分发挥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先行试验区的作用，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创新尝试；突出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特殊优势，积极探索设立自由贸易区，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

　　三是以重大战略项目为抓手，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以水电、天然气、钒钛稀土等资源科学开发综合利用为重点，打造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和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开发基地；以德阳、成都、自贡装备制造业为依托，打造一批国家级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以软件、信息、生物、民用航空、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为先导，打造一批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

　　四是以创新区域合作机制为保障，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加强与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区的沟通联系，共同推动国家构建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建设区域综合开发管理与合作新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互连互通、优势互补、整体联动、利益共享的发展格局。

　　政府改革要推进管理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李克强总理的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你认为四川省在权力清单、审批权改革上有何新作为？

　　魏宏：现代经济是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透明经济，不仅要求市场行为透明，还要求权力运作透明。克强总理要求“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我理解，就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界定清楚每个职能部门、每个岗位的职责，让政府权力公开化、透明化。这是实现权力公开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既让老百姓知晓政府有哪些权力，又让他们对权力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减少甚至杜绝领导干部发生不作为、乱作为或者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

　　去年，我们清理确认了99个省级部门的8大类8474项行政权力，编制了行政职权目录，向社会全面公开公示；还同步建立了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透明运行平台和电子监察平台；我们3次大幅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了行政审批事项279项，减收行政事业性收费4亿元。目前省本级仅保留行政审批事项26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13项，实现了行政审批事项“全国最少”的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行为。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强化行政职权目录管理；力求在今年内实现省市县三级全部行政权力事项网上办理、实时监控、全程监督、预警纠错和效能评估；我们将加大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力度。在投资方面，要最大限度缩小审核备案范围；在生产经营活动方面，要最大限度取消对市场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在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方面，除行政许可法要求的外，其他的许可和认定一律取消。

　　中国新闻周刊：四川省最近推出了《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作为一省之长，你认为依法行政与政府建设的关系如何，你理想中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

　　魏宏：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是国家机关履职的根本法方式。依法行政，就是用法律规范政府的行为，使政府守法，这是法治的要害。可以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政府，没有法治政府就没有法制社会，而没有依法行政就谈不上法治政府。

　　总理说，对市场主体来讲，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说，政府的行为需要有边界，法治政府的精神也在于此。在政府的依法行政上，我们目前重点把握了四点：一是依法决策和依法制定文件；二是在法制的框架内行使权力，也就是，凡是法律规章没有要求的，政府决不作行政行为的规定；三是按法定程序处理问题，程序正当，程序合法；四是依法解决和处理政府履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等执法活动都要依法守法。

　　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政府也需要改革，需要进行政府创新实践。在政府的创新实践中，最关健的是政府管理创新。我明显感觉到，目前，尽管各级政府在不断地创新管理以求能适应社会管理，但群众对政府的管理实践并不完全认可，群众对政府角色期待和角色评价的差异，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使政府管理成本不堪重负。

　　当然，政府推进管理创新活动，与其它改革创新工作不同的是有特殊性。我们各级政府的管理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政府管理，政府在党委领导下对社会各方面事务进行管理。由于长期以来党委、政府履行共同的职责，党委、政府成员交互任职，政府在管理上更多体现的是政党文化，政府行政方式也更多体现的是党委领导方式。

　　这样一种状况，使我们在研究政府管理创新时也认识到，党的领导方式、运行机制的科学化建设和政府的管理创新要有机衔接，互动推进，这已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多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