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 嫣，陈利群    作者单位：200032，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关键词】  健康信念模式;护理实践;进展

　健康信念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由霍克巴姆(Hochbaum)提出，经贝克(Becker)等修改完善而发展[1]。该理论强调个体的主观心理过程，认为人们如果具有与疾病、健康相关的信念，他们就会有意愿采纳健康行为，改变危险行为，而对采纳行为并能取得成功的信心则是行为实现的保障[2]。模式常被护理工作者用来预测服务对象的预防性健康行为、影响其行为的因素及实施健康教育。

　　1 健康信念模式的组成

　　健康信念模式由个体的健康信念、行为的线索或意向及行为的制约因素等3部分组成[1]。

　　1.1 健康信念

　　即人如何看待健康与疾病，如何认识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易感性，如何认识采取预防措施后的效果和采取措施所遇到的障碍。健康信念模式认为，人们要接受医务人员的建议而采取某种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或放弃某种危害健康的行为，需要具备下面几个条件。①知觉到某种疾病或危险因素的威胁，并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条件包括对疾病易感性的认识、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两个方面，当个体认识到疾病的易感性和严重性之后，会感到疾病对自身的威胁，从而促使其摒弃不健康的行为，采取健康的行为[3] 。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过高或过低均会阻碍个体采取健康行为。只有对疾病的严重性具有中等程度的认识才能够促进个体采纳健康行为。②对采取某种行为或放弃某种行为的结果的估计。此条件对行为益处的认识、对实施或放弃行为障碍的认识等两方面，对采取行动可能遇到的困难具有足够的认识，是使行为巩固、持久的必要前提。③自我效能，指对自己实施或放弃某种行为的能力的自信，即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力有正确的评价和判断，相信自己一定能通过努力成功地采取一个导致期望结果的行动。自我效能的作用在于当认识到采取某种行动会面临障碍时，需要有克服障碍的信心和意志，才能完成这种行动。自我效能高的人,更有可能采纳所建议的有益于健康的行为。

　　1.2 行动的线索或意向

　　指人们能否采取预防性措施的促进因素，包括传媒活动的宣传、医务人员的提醒、他人的忠告、亲友的疾病经验等。

　　1.3 行为的制约因素

　　包括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种族、籍贯等)、社会心理学因素(如个性、社会阶层、同伴及他人的影响等)、知识结构因素(如关于疾病的知识、以前患此病的经验等)。

　　2 健康信念模式的运用

　　2.1 健康信念模式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方法[4]

　　2.1.1 评估个体的健康信念及影响和制约因素

　　即评估个体的健康信念，包括个体对疾病易感性的认识、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个体对行为益处的认识、对采取或放弃行为障碍的估计及个体的自我效能;评估个体行动的线索或意向;评估个体行为的制约因素等。

　　2.1.2 通过健康教育，提高个体健康信念

　　根据评估结果，护士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个体，增强个体的健康信念，使其形成对疾病或健康问题威胁及严重性的认知，知觉到采取健康行为的益处，帮助其克服在采取健康行为时遇到的障碍，让其感到有信心、有能力通过长期努力改变不良行为，采取促进个体采取健康的行为。同时强化制约因素对个体采取健康行为的影响。

　　2.2 健康信念模式在护理中的应用现状

　　2.2.1 健康人群

　　Jennifer等[5]对256 例内华达州成年人通过邮件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发现，感知食源性疾病的威胁和安全食品处理行为呈正相关。对食源性疾病严重程度的认识，是安全的食物处理行为有关积极的一面。常春等[6]等依据健康信念模式自行设计问卷，了解影响蒙古族、汉族婴幼儿母乳喂养的因素。他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117名蒙古族婴幼儿母亲和218名汉族婴幼儿母亲进行入户访谈式问卷调查，包括婴幼儿基本情况，婴幼儿母亲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母乳喂养情况、对婴幼儿常见营养不良相关疾病的认知、对母乳喂养益处与障碍的认知、儿童营养与健康知识、自我效能等，结果发现蒙古族、汉族婴幼儿母乳喂养率、平均开奶时间、平均断母乳时间蒙古族、汉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蒙古族母亲较汉族母亲感知到的母乳喂养益处更多，而障碍更少，二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提出母乳喂养障碍和母亲年龄是影响母乳喂养的主要因素，即母乳喂养障碍越少，母亲越年轻，越有利于母乳喂养。

　　2.2.2 慢性疾病

　　方蘅英等[7]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了广州市3 所三级甲等医院的103名冠心病病人，并以105名正常人作为对照。采用问卷调查法发现冠心病病人的健康信念可影响其健康行为，对维护其健康的愿望越强烈，就越有利于其健康行为的建立;越能意识到冠心病的严重性，就越能采取运动和锻炼、自我实现等健康行为;越能意识到采取健康行为所能带来的益处，就越能采取自我实现、正确积极地应对压力及合理的饮食等健康行为。陈红等[8]对58例糖尿病病人应用健康信念模式理论指导健康教育，通过树立糖尿病病人的健康信念，使其产生内在的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信心和意志，并转化成病人切实的克服障碍、接受治疗的行为，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符爱民等[9]将120 例高血压脑出血病人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60 例，实验组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根据健康信念模式对病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对照组行常规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后3 个月随访观察发现，两组病人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及服药依从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健康信念模式教育能提高高血压脑出血病人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及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提高病人生活质量。Karen等[10] 对276例(101份被退回，对其中的76份问卷进行分析)保龄球俱乐部，老年人俱乐部或退休俱乐部的人发放问卷，调查脑卒中的知识，人口变量对脑卒中信仰和主观规范措施和自我效能的影响，从而对脑卒中风险进行预测。多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对采取锻炼益处的感知和自我效能与意图是密切联系的，健康信念模式对脑卒中预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我效能对于减少脑卒中的危险可能成为最有效的因素。

　　2.2.3 精神疾病

　　张丽等[11]对146 恢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运用健康信念模式进行健康信念模式教育效果评估发现，恢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存在较高程度的焦虑、抑郁症状，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可缓解症状。何玉兰等[12]应用健康信念模式对68例神经症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病人住院治疗期缩短，治愈率上升，融洽了护患关系，使病人了解、剖析自己的病情，提高了病人对健康知识的认识，从而逐步改变以往的不良行为和消极的生活态度，提高了病人的自我护理能力和健康信念，提高了病人服药依从性，最终促使病人整体功能恢复。翟乃霞等[13] 将70例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两组均采用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照组给予一般性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行为干预。8周后，干预组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日常生活能力(ADL)量表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以健康信念模式为理论基础的行为干预对病人的全面康复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能改善病人的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2.2.4 乳癌病人

　　Austin等使用健康信念模型(HBM)在Medline和Psycinfo数据库里寻找影响西班牙裔妇女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的行为的因素[14]。发现筛查的常见障碍为西班牙裔妇女对癌症的恐惧、对检查感到害羞、对癌症的宿命论观点、语言障碍等。此外，西班牙裔妇女普遍感到不易受癌症的威胁，这是他们缺乏筛查的重要原因。发现积极因素为医生的建议，社区外西班牙裔领导人的健康计划，西班牙语印刷的材料。并指出为提高妇女乳腺癌和宫颈癌的筛查率，必须进行符合妇女文化特性的干预。刘纯艳等[15] 对天津市1 215 名妇女在问卷调查基础上进行乳腺癌健康教育，对培训前后的效果进行评价并分析影响妇女乳房自检行为的因素，发现调查对象在接受培训后知识、态度和行为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改变。培训前，乳房自检行为与感知到的障碍有关;培训后，乳房自检行为与感知到的益处和感知到的障碍有关。妇女的乳房自检率低下，对乳腺癌及乳房自检相关知识了解不多。但是通过干预，知识水平有提高，但是行为没有明显改变。因此，从接受健康信息到行为的转变必须以态度的确立为前提，健康教育的重点应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到可能的障碍和困难，找到解决的方法。

　　2.2.5 传染疾病

　　Phuanukoonnon[16]认为，健康信念模型(HBM)已被泰国采纳为登革热(DHF)传播的预防和控制健康教育的主要理论。在HBM的重点是说服人们承认他们本身脆弱性和易感性，这个研究通过小组访谈，焦点访谈，旁观者观测法、非正式访谈等形式调查了解和登革热的蚊子和幼虫控制信念这些活动有关的HBM的理论部分。这项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教育信息可以提高认识，但并不保证持续的幼虫控制措施。确定若干障碍，包括没有足够的控制剂，控制方法的不足，知识和做法不相符，控制人的信念，障碍凌驾于益处。在发展健康教育信息，控制方法考虑应超越HBM，社会文化环境兼容控制做法是值得鼓励的。

　　2.2.6 生殖道健康

　　刘凤英等[17]根据健康信念模式，自行设计问卷对云南陆良县514 例农村妇女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了解社会心理因素与阴道炎预防行为关系。结果发现，健康信念模式中各因素对阴道炎预防行为的作用是不同的。知觉到益处和知觉到障碍这两个变量与行为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知觉到易感性和知觉到严重性则无统计学意义。文章还指出，在中国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应用健康信念模式，不能完全照搬来自西方的原始健康信念模式，而要根据研究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健康信念模式进行校正。杜建林[18]健康信念模式为探析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成因提供了理论框架，并认为先要评估大学生生殖健康信念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加强大学生教育，提高其自我效能，整体协同促进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

　　3 小结

　　健康信念模式运用范围十分广泛，现今的研究涉及各种人群，如正常人、癌症病人和慢性疾病的病人等。健康信念模式试图从态度和信念的角度分析行为转变的机制，运用比较方便，常被用来解释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健康行为益处的感知、障碍等。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健康行为益处的感知，提高自我效能，而对如何降低障碍感知的研究较少。Linda等[19] 认为，健康信念模式既不是完全客观的，也没有用。人被看作是群体，并沦为“客观”的数据，而不考虑其社会政治和历史经验。过分强调了知识的作用性，该模型认为只要提高知识水平，就能改变健康行为，没有对健康行为的干预进行指导。一些研究发现，该因素的作用与健康信念模式的理论假设相矛盾。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被试者越感知到艾滋病的严重性，越不愿意参加艾滋病检测，由此使该因素的作用受到很大质疑[20] 。综上所述，健康信念模式运用广泛，使用简单，但是还有待于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小妹.护理学导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2] 常春.健康教育中的行为理论[J].中国健康教育，2005,21(10):739741.

　　[3] Morris D,Wilson L.Utilization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to investigate smoking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of nurses and nursing assistants[J].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2005,76(1):43.

　　[4] 李小寒.健康信念模式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J].继续医学教育，2006,20(29):2123.

　　[5] Jennifer A,Hanson M.Use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to examine older adults’ foodhandling behaviors[J].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2002,34:2530.

　　[6] 常春，其其格，郭卫东，等.运用健康信念综合模式分析影响蒙、汉族婴儿母乳喂养的因素[J].中国健康教育，2006,22(6):427429.

　　[7] 方蘅英，美芬，刘可.冠心病病人健康信念与健康行为的相关性研究[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7,24(7):2628.

　　[8] 陈红，王春霞，吕明伟.应用健康信念模式提高糖尿病治疗依从性[J].健康研究，2008,46(28):134135.

　　[9] 符爱民，诸蕊玉.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对高血压脑出血病人的影响[J].护理研究，2009,23(5):13651366.

　　[10] Karen AS,Katherine M.White.Predictors of intention to reduce stroke eisk among people at risk of stroke:An application of an extended health belief model[J].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2008,53(4):505512.

　　[11] 张丽，任巧玲，李传平，等.健康信念模式教育改善恢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情绪的探讨[J].护理学杂志，2004,19(15):5152.

　　[12] 何玉兰，王景雪.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在神经症病人治疗中的作用[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4,20(2):63.

　　[13] 翟乃霞，刘翠美，白晓光.健康信念模式在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中的应用[J].护理研究，2005,19(7B):12331234.

　　[14] LaToya T.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in Hispanic women a literature review using the health belief model[J].women’s health issues，2002,12(3):122124.

　　[15] 刘纯艳，于美渝，赵燕利.运用健康信念模式评价1 215名妇女乳腺癌健康教育的效果[J].中华护理杂志，2006,41(8):683684.

　　[16] Phuanukoonnon S.Folk knowledge about dengue mosquitoes and contributions[J].Acta Tropica，2006,99(1):614.

　　[17] 刘凤英，冯明玲.健康信念模式在分析社会心理因素与阴道炎预防行为关系中的应用[J].中国公共卫生，1998,14(12):752754.

　　[18] 杜建林.健康信念模式下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成因探析及对策[J].护理学报，2008,15(7):8587.

　　[19] Linda W,Thomas RN.A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the health belief[J].Journal of Professional Nursing，1995,11：246252.

　　[20] ZakPlace J,Stern M.Health belief factors and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s predictors of STD and HIV preventive behavior[J].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2004,52(5):229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