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应对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应对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其中，应对方式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热点。心理学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应激源与心理健康之间并非是直接的相关关系,应对方式作为中介机制在其中起了调节作用。换言之，个体的应对方式不同，相应的应激反应水平不同,从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同。Andrews研究表明,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43.3%,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2倍以上［1］。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处于青春期发育后期，面临大学校园里人际关系、学业、自我发展和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外在的应激源。如果应对不当,可引发一系列的内在心理问题,甚至导致心理障碍。为此，笔者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进行综述，以便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应对方式的提出与发展

    应对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Freud对自我心理学的研究。Freud认为，个体通过防御机制（defensemechanism）歪曲现实以避免和减轻消极的情绪状态,尤其是焦虑［2］；个体是通过潜意识的心理冲突来反映外部世界的，尽管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是不自觉的心理活动，但它通过行为可以继发地被意识到。1936年加拿大生理学家Seley通过长期观察研究发现，应激是人或动物对环境刺激的生物学反应，可由人或动物的许多不同需求而引起，并且是非特异性的，包括警觉期、抵抗期、衰竭期3个阶段［3］，可见Seley是把生理系统的变化作为应激的突破口和客观指标。当应激反应的持续时间和反应强度过度时，会引起多种身心疾病。显然，这样就通过生理系统的变化把应激和心理反应联系起来。但应激仍然是一种无意识的消极适应，只是个体先天具有的一种保护机制，无助于个体的成长。无论是防御机制还是应激反应，都是个体面对外部刺激，为保护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免受损害而无意识做出的应答，可以帮助个体保持心理平衡和适应环境，尽管是无意识的，却具有应对的性质和功能。

    人的行为区别于动物行为的主要标志就是目的性、意识性，所以个体应付外部刺激的主要活动就不仅是防御与应激反应，还应该包含有目的、有意识的认知和行为努力［4］。到20世纪50年代有关防御机制及其核心概念“无意识”的研究逐渐淡化，大批心理学家在研究应对问题时开始转向从意识领域进行研究。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应对的理论研究是以Lazarus和Folkman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他们提出的场合模式(contextualmodel)是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广泛采用的一个概念模式。该模式将个体在外部刺激引起的心理紧张面前为保持心理平衡、适应环境的活动用 “应对（coping）”概念来表达。他们认为，应对是当个体意识到紧张情境对自己具有挑战性时，所做出的调整内部或外部要求的认知与行为上的努力［5］；应对是复杂的,应对策略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依赖于个体所处的情景，而且各种应对策略在不同情景中各有效用。与此同时，应对方式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所谓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人们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6］。

    自我心理学模式强调应对方式的无意识的行为，并将其看作人格的一部分，认为应对方式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场合模式强调应对方式的意识行为，认为不同应激情境下个体的应对方式不同。这两种模型的研究暴露了各自的缺陷之后,在吸收彼此长处的基础上开始走向整合，出现了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型。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型认为，个体应对方式的选择是人格特质、个体差异和应激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着重研究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在不同应激情境下的应对方式,探讨人格特质与情境因素在应对中的交互作用及在应对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个体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变化和发展［7］。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型的出现，理清了应对方式的研究思路和影响机制，使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借鉴、利用和拓展了应对方式及其研究领域。

    2  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分类

    按照后果将应对方式分为3类:(1)积极应对,以进取、主动、活跃、向外为特征;(2)消极应对,以回避、被动、抑制、向内为特征;(3)综合应对,同时或先后采用以上2种方法。Lazarus和Folkman按照应对方式的功能分成2类:注重问题的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注重情绪的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8］。近几年,研究者对我国大学生的压力应对方式的分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性研究，而且涉及的群体较为宽泛和具体，包括医学生［9-10］、师范大学生［11］、高职大学生［12］、军校大学生［13］、体育院系大学生［14］、中师生［15］。关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分类，如张建卫等［16］借鉴Carver编制的量表，用因素分析的方法确定出大学生应对方式的8个因子，分别为积极筹划与行动、寻求社会支持、接受、求助宗教、停滞与放弃、主动克制、情绪宣泄、心理解脱。王海民［17］对师范大学生的应付方式进行问卷的编制，结果发现，大学生使用的应付方式包括6个因子,即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在6个因子的基础上又分为成熟型、不成熟型和混合型3种应付方式,成熟型应付方式包括解决问题、求助2个因子,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包括自责、幻想、退避3个因子,合理化为混合型应付方式。邢建辉等［14］认为，体育院系大学生应付应激时通常采用3种应付方式,即进攻、逃避和静观等待，但这种假设缺乏经验性证据的支持。韦有华等［18］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面对压力时，主要采用的应对方式包括针对问题积极主动应付、寻求社会支持、逃避和听之任之。张林等［8］通过个别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大学生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经常采用的应对方法和行为措施,经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确定了13个因子，分别为调整心态、推诿、总结经验、转移、否认、调整情绪、宣泄、倾诉求助、调整认知、压抑、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其中调整心态、调整情绪、调整认知和总结经验4个因子构成了“心理调节机制”的维度,主要反映大学生在面临心理压力时所采用的积极主动的自我心理调节措施;压抑、推诿、否认、合理化、幻想、退避6个因子构成了“自我防御机制”的维度,主要反映大学生在面临压力时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性适应方式;转移、宣泄、倾诉求助3个因子构成了“外部疏导机制”的维度,是大学生在面临心理压力时通过将注意力转向外部,借助外部手段减少压力的行为方式的反映。李伟等［19］修订了Carver编制的COPE量表,经因素分析发现，大学生应对方式可分为4个因子,即积极解决问题、消极解决问题、寻求情感支持和转移注意力。张敏等［20］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由8个因素构成,即攻击、求助、自责、退避、转移、幻想、问题解决和消极情绪反应,而且编制出的大学生应对量表可适用于团体之间的比较。刘春燕［21］调查发现，师范大学生常采用的应对方式是努力去改变现状,如使情况向好的一面转化(89.7%)、吸取他人和自己经验(88.7%)、从失败中吸取经验(86.8%)、能理智应付困境(85.3%)等。

    目前有关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分类结果差别很大，不能有效、全面地反映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压力应对方式，无法准确地揭示我国大学生压力应对方式的特点。

    3  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

    3.1  性别  传统上，人们认为男女之间的应对方式有较大的差异，但研究的结果也不尽一致。梁执群［22］、戚少枫［12］、王海民［17］的调查显示，女生在遇到应激事件时更习惯于采取不成熟的、消极的应对方式。张林［8］调查显示，女生的应对方式比男生更积极，男生在面临心理压力时比女生更多采用否认、推诿等自我防御机制;女生面临压力时比男生更多采用倾诉求助、调整认知、合理化与幻想等应对方式。李伟等［19］的研究显示，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接近问题的应对策略,而女生除采取有效策略积极解决问题以外,还注重于从他人那里获得情感支持,来调节问题情境带来的心理感受。谢琴［23］的研究结果表明,求助分量表上的差异却表现为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林春梅［24］研究发现，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在应对方式的性别问题上，研究者尚未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

    3.2  年级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个体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高，对社会人生的观念会变得更为广阔和现实，相应的应对方式也更为成熟。张林等［8］对大学一到四年级学生的应对方式研究发现，年级越高,采用应对方式越成熟、越有效；在压力的应对方式上,大一学生以外部求助、压抑、幻想和调整情绪方式为主,大二、大三学生以自我防御方式和总结经验为主,大四学生较多采用心理调节机制的方式。原因是大一新生面对的主要压力源是来自于适应方面的问题,有效的解决方法不多,只能采用比较被动的应对方式;大学二、三年级是大学阶段心理压力感受最强的时期,一方面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应对机制,只能采取消极回避、推诿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应对方式,包括宣泄、总结经验等;大学四年级学生相对来说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应对方式,在面临压力时主要采用心理调节机制,较少采用自我防御方式。韦有华等［18］的研究认为，高年级学生更易采取“逃避现实”、“听之任之”的应付策略,而低年级学生更易采取“针对问题主动应付”的策略。提示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如何客观准确地把握年级间的不同应对方式，确实是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3  父母养育方式  父母养育方式是父母的养育观念、养育行为对个体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相对稳定的、潜移默化的。父母的养育方式不仅体现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子女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子女的应对方式。沈晓红等［9］的研究表明,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有助于大学生采用有益于心理健康的积极的应对方式,如致力于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着眼于积极因素;而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和偏爱,会导致大学生采用不利于心理健康的消极的应对方式,如希望性想象或自我封闭。马伟娜［25］的研究显示，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有助于大学生采用成熟的应付方式,如解决问题;而父母的严厉惩罚、过分干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和偏爱则会使大学生采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如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以上研究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要使大学生形成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父母健康的养育方式至关重要,父母对子女的理解、尊重、鼓励、情感的温暖，是子女应对方式的良好调节剂。

    3.4  人格特点  人格对应对方式的影响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人格特点与应对方式最初的研究集中于应对的特质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人格变量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沈晓红等［26］认为，个性和心理控制源是影响医学生应对方式的重要因素。王海民［17］则认为，在人格维度上,神经质和内外向对不成熟应付方式的影响显著,神经质分数高的大学生求助因子得分显著低于神经质得分低的,内外向分数高的大学生求助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内外向得分低的。苗丹民等［27］以失眠自我报告作为个体应付策略有效性的指标（排除习惯性和遗传性失眠）。研究发现，具有内向人格和情绪稳定人格特征的学生，应付策略的有效人数均少于无效人数；外向伴情绪稳定人格特征的学生，应付策略有效人数是无效人数的2倍多，印证了Rapson［28］的研究，即不论男女,处理应对方式与外控呈负相关,回避应对方式与外控呈正相关。梁立夫［29］研究发现，医学生的应对方式与其人格特点的相关系数不高，人格特点不是影响人的应对方式的唯一因素。

    3.5  组间差异  在应对方式的研究中，许多研究也进行了不同分类组之间的对比研究。张建卫［16］的研究表明，贫困生在“寻求工具性与情感性社会支持”、“心理与行为解脱”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贫困生。李恒芬等［30］的研究发现，有心理问题组和无心理问题组采用的应对方式不同,有症状组采用消极应对者较多,且其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消极应对因子分呈正相关关系, 但2组积极应对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谢琴［23］对体育院校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的应对方式的比较发现，体育院校学生在成熟的应对方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高校的学生,表明体育院校学生在面对困境与压力时,较多采取解决问题和寻求帮助等积极的方式去对待遇到的问题。施承孙等［31］研究发现，易羞耻者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更多地使用否认回避问题、求助他人宣泄情绪、转换视角自我保护的应对方式,较少使用分析问题采取行动的应对方式，说明易羞耻者倾向于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陈莉等［32］研究了高焦虑组和低焦虑组在各个应付因子上的区别，发现高焦虑组较少地使用解决问题的应付方式,但较多地使用自责、幻想和合理化的应付方式,低焦虑组正好相反。张雨新［33］在3种应激情境（学习、人际关系、社会与家庭）下考察个体的应付方式，发现在处理社会和家庭方面遇到的令人烦恼的事件时，使用非适应性应付策略的被试有较多的抑郁症状和躯体化症状，在人际方面使用非适应性应付策略的被试有较多的恐怖症状；然而，学习方面的非适应性应付行为与被试报告的身心症状严重程度没有联系。总之，这些差异可能与个体不同的归因方式有关，也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及人格因素有关，进一步提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对不同的个体采用不同的干预方法。

    4  应对方式的研究方法

    目前,应对方式的评定主要有3种途径:心理生理和表情测量、行为测量、自我报告测量。自我报告法又可采用2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开放式的、非结构式的评定方法,即让被研究者描述其在具体应激情景中的应付行为；另一种路线是采用问卷法,利用事先编制的应付方式评定量表让被研究者回答［34］。关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大多采用自我报告法作为评估应付方式的工具。如王宇中等［35］用访谈法，借鉴有关应对方式问卷及心理咨询笔记档案材料，选出由跨情景应对问卷和情景应对问卷2部分组成的“大学生成套应对方式问卷”，让来自17个城市24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自我报告，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考察问卷，编制“大学生成套应对方式问卷”。张敏等［20］在问卷调查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技术,对443名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探讨，编制成“大学生应对量表”，此量表适用于团体间的比较。以上研究都采用了自我报告问卷法，封丹王君等［36］提出问卷法与生态瞬时评估法、关键事件分析法、日记记录法结合使用，将更为科学。其次，这2套问卷都是“当时当地”情境调查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由于应对方式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能否普遍适用于国内大学生群体及其推广和使用价值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  应对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个体的应对方式将对其思维、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个人的心理健康。如沈晓红等［26］报道，致力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着眼于积极因素3种应对方式有利于医学生的心理健康,而希望性想象、自闭的应对方式不利于医学生的心理健康。吴素梅［11］研究发现，应对方式的选择与个体的身心健康有显著性相关。解决问题和求助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较好适应性、反映成熟人格特征而有助于维护心理健康的应对方式;而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是消极、被动的、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的应对方式。孙桂月等［10］的研究发现，个体采取的消极应对越多，心理痛苦分越高，即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刘春燕［21］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性团体心理咨询明显改善了团体成员的应对方式,在提高团体成员的社会支持程度和减少情绪问题(焦虑、抑郁)方面有良好的作用。李俊丽等［13］报道,心理健康组的军校大学生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较多,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少;心理问题组的军校大学生正好相反,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多,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较少。说明军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应对方式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心理健康水平不同,个体使用的应对方式有差异；而个体使用的应对方式不同,对心理健康的水平又有着重要的影响。李艳红［37］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的应对方式与心理疾病症状之间存在着选择性的相关关联,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可能会为不同的心理问题提供相应的心理归因条件，提示引导贫困生选择积极性的应对方式是对贫困生心理干预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蓝劲松［38］的研究发现，积极应付方式对大学生自我认可有显著的主效应,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张雨新等［33］将被试使用的应付策略能否促进问题的解决作为判断应付策略是否适应的标准，结果显示，被试应付策略的一般非适应性与BDI（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得分和SCL-90的抑郁分量表、恐怖分量表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张月娟［6］采用路径分析方法研究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影响发现，应对方式对抑郁产生直接的影响;自动思维可以直接影响抑郁,同时也可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抑郁;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其影响是经由负性自动思维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实现的。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激反应水平,从而影响应激和情绪障碍之间的关系，显然应对方式是作为中介变量对抑郁产生影响的。提示积极应对方式使个体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比较成熟的行为方式和较为稳定的个性特征，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不同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相对的，并不是积极应对方式一定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而消极应对方式一定能产生消极的效果。根据Folkman等［39］的应激和应付认知理论，只有对那些被个体评价为重要的事件来说，个体的应付方式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才是重要的。

    6  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笔者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进行了考察，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大学生应对方式研究分析的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关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大多采用相关的方法考察应对方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属于相关研究，一般在于揭示应对方式的相关因素，有一定刻板的局限性，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理论构建不足，不宜揭示应对方式的心理实质。这些相关研究常导致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毕竟有相关关系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存在。在问卷的考察上，研究者大多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分析问卷的结构效度和因子数，因素分析的方法尽管是统计中比较好的工具，但是仍然具有局限性。

    其次，大学生应对方式的评定效果难以统一。由于应对方式的有效性是相对于特定情境而言的，不存在任何情境中都有效的应对方式，在一些情境下成功的应对方式，在另一些情境中则可能是失败的，很难抽象地说哪种应对方式更有效，这同时也说明了应对方式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再者，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影响的内在机制探讨较少。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应对方式的分类与影响因素上，而对应对方式作为心理应激中关键性的中介变量如何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却很少探讨。毕竟影响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因素是很多的，而因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抑制的，需要通过内在机理的探讨进一步完善。

    大学阶段是应对方式发展的重要阶段，大学生的年龄与知识经验使得他们面对压力可以进行很好的应对。但大学生同时又是心理问题的高危群体，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仍然是应关注的对象。以上关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大学生应对方式与某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密切,不能表明因果关系,甚至有一些就是互相影响。对于心理健康工作者来讲,重要的是结合实际，具体分析具体指导，分析哪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哪些因素是有效的，从而建立适用于具体情境下的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达到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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