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身为党员干部，无论何种境遇，理想支撑主心骨，信念稳作压舱石
一头短短的白发，根根直立。虽年过古稀，却直率如当年。“谷公是个好人，他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一生。”
被“改变”的这个人，名叫张瑞栋。宁化县一名普通的水利工程师。
在记者离开宁化不久，老张特地寄来一封信。信里说：你们好好写，老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人思想的共产党员。不靠说，靠做。
谷文昌留下的工作笔记上写有这样两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这是他一生的信仰！
入闽前，谷文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长。部队原来的任务是接管苏沪杭，情势突转，上级要求他们随军南下，接管福建东山。听说语言不通，气候湿热，“三个蚊子能炒一盘菜”，很多北方人犯怵了。
谷文昌第一个举手：“共产党员，党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他对‘共产党人’这几个字有深刻的理解。”福建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晋榕十分感慨。
张瑞栋和谷文昌相处的日子仅一年多，时间很短，却影响一生。
1969年冬，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谷文昌，全家下放至闽西北偏远的山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7个多月后，对农田水利颇为内行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施工总指挥。在那里，小张认识了老谷。
逆境最能见襟怀。
张瑞栋原是水利局水利规划队员，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后又调入指挥部任施工技术员。从一个县技术员变成一个大队农民技术员，从挣工资的变成了挣工分的，小张闹起了情绪。
老谷觉察后，跟小张谈心。“我是经过沟沟坎坎的人，但我始终坚定，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组织。”“我都愿意为改变禾口穷苦面貌拼上这条老命，你是禾口人，有什么理由不为父老乡亲出力呢？”
换别人，小张会认为这是说教，可说者是老谷，他听进去了。
因为老谷，就是这么做的。
下放期间，谷文昌每月准时交纳3元党费，他从没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到生产队当农民，夫妻俩一年拾粪积肥上万斤；守在田里检查虫害，领着技术员日夜试验，终于让所在村子，在全社第一个实现了亩产过《纲要》，全村人也终于吃粮从年头吃到年尾不断顿。“谷文昌，谷满仓”，名字就这么传响。
被“点将”到隆陂水库任总指挥，本来被安排住旧祠堂，但谷文昌坚决不肯，要和80位民工一起睡工棚，竹片当床板，稻草当褥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打石、挖土、挑土、推土，什么都干……
“一个56岁的老革命，一个省厅级大干部，论委屈，老谷岂不比我更大？”
小张从此安心。这一安，便在基层一线安了30年。因工作出色，他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张瑞栋也牢牢记住了那句话：无论任何时候、什么岗位、任何境遇，都要相信党，牢记自己是党的人。
真正的信仰，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对党忠诚的人，党更不会忘记。
从福建到浙江到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过谷文昌，还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年1月，与全国200多位县委书记座谈，在叮嘱大家要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时，总书记又一次深情谈起谷文昌。
在福建，至今还流传着“谷文昌与两位省委书记”的故事。
一位是叶飞。东山造林成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闻知，大为赞扬。1963年，在全省“年度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叶飞点名谷文昌介绍东山经验。不久，谷文昌调至省林业厅任副厅长，轰动全省。
另一位是项南。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在向家人留下“埋骨东山”遗愿后，与世长辞。闻知此讯，刚刚主持省委工作的项南，立即赶到医院，向谷文昌遗体告别，叮嘱《福建日报》在一版发消息，并亲自动手，在版样上改标题。
“谷公让我们看到，信仰这东西，不抽象，很具体，有时就是说的一句话，干的一件事。”曾长期在谷文昌身边工作、退休前担任东山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林木喜，很是感慨。他经常问一些年轻干部：换个位置，换个情境，你能像谷文昌那样吗？“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身为党员干部，永握戒尺，公私分明，为官心中“畏”，才有群众心头“敬”
楼下的玉兰，迎着春风灿烂绽放。二楼窗户外往来的嘈杂，清晰可闻。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不时地看看手表，惦记着即将放学的外孙女……
这是漳州芗城新村一座110平方米的普通旧房，谷文昌的五个子女们，聚在一起，像今天中国亿万个家庭一样，普通、平淡，但是和睦、快乐、满足。
今年春节前夕，东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志雄，按照惯例，准备去漳州看望谷家。但谷家子女却婉言谢绝了。
理由是：去年母亲走了，他们没有资格再享受东山县领导年年来看望的待遇。唯有更好地按父亲母亲生前要求的去做，才能告慰老人。
说者平静，闻者动容。
这样的事，并非首次。
谷文昌去世后一周，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谷家人想得明白，活得本分，划得清楚。谷家家风中照见的，是谷文昌生前恪守的当官底线。
谷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威信有损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
他常对身边人、对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蹲点湖尾村，谷文昌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喝地瓜汤，原本就有胃病、肺病的他，得了水肿病，痛得在床上打滚。警卫员看不下去，溜回县委秘书室开证明，买回一斤饼干。一向好脾气的谷文昌发火了：“赶快退回去！群众在挨饿，我怎么吃得下？”
到外地开会，安排好了住房，却常常不见人影。他嫌住宿费贵，干脆和通讯员一起，找了家一晚1.2元的房同住，“怕浪费公家的钱”。
调到省城，他随身只带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别人奇怪：怎么不买木制的？“我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一下多了好几件木家具，我怕别人说是揩公家油，以后别人还不都得跟着学？”
怕？！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不怕风沙，却独独“怕脱离群众”“怕给公家浪费”。此“怕”才令党生威！一柄戒尺，划清公私；一面畏镜，照见党性。
怕？！这个走到哪里就造福到哪里的县委书记，不怕失败、不怕委屈、不怕磨难，却偏偏怕党的事业干不好、党的形象受损害，此“怕”换来万民敬。谷文昌“文革”被斗，东山闻知，当地两拨原本内斗的红卫兵，达成共识，以拉回当地批斗为名，将谷公保护回来。当地一娃，不明就里，喊了句“打倒走资派谷文昌”，被路过的群众一巴掌扇过去：“没有谷公，你个小鬼哪能活到今天！”
干部要过权力关，不易。过家人关，更难！许多贪官在忏悔时，几乎都谈道：不怕自己吃苦，就怕孩子受穷。对权力的敬畏，往往从家庭突破、失陷。
谷文昌也爱家人，也疼孩子。只是，他希望让他们一生过得坦坦荡荡，睡得踏踏实实。
妻子史英萍，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17级。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入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他们碰一碰，因为它姓“公”……
“也曾想过，如果不是谷文昌的孩子，我们的境遇会不会比现在好？”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这样的“家规”“家风”，今天看来有些不近情理，可能还会被讥为“不食人间烟火”。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谷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多的认识，从理解到崇敬，从崇敬到感悟。“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此“踏实”的感觉，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人，一样有。“跟着谷书记，可能不会升官发财，但是一定不会走错路。”
“用权以廉、持身以正，谷文昌身上的这种宝贵品质，正是今天各级干部不可缺失的精神钙质。”沈志雄感叹，多一点对谷文昌的了解，就多一些“今天太需要谷文昌式干部”的感悟。
离开东山前，记者再次来到谷文昌陵园。
像东山人一样，点燃一根烟，小心翼翼地插进石制的香炉。香炉里，已经有了67根烟蒂。
一人，一树，一林，一岛，远离故土，脚踏贫瘠，根扎千尺，任凭风雨，面朝大海，泽荫后世。
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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