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红远

（中共诸暨市委党校，浙江绍兴  311800）

摘 要：《实践论》是毛泽东最满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革命曲折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阐明了认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原理，清算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确立了事实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本文在毛泽东革命实践叙事基础上，将毛泽东的实践经历与认识原理相融合，重新阐发《实践论》的写作背景、哲学原理及时代价值，对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实践论》；毛泽东；实践；认识

作者简介：岳红远（1992--）男，山东嘉祥人，中共诸暨市委党校教育科教师，主要从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十八大以来，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世界、指导实践，在广大共产党员中蔚然成风。《实践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也是他最满意的哲学著作。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说：“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时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毛泽东之所以非常重视《实践论》这篇著作，原因有二：一是《实践论》从哲学层面彻底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道路的理论基础，是在曲折革命中总结诞生的，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法宝。

一、《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1937年7月，日本侵华加剧，红军陆续开赴前线，为鼓舞士气，毛泽东根据西洛可夫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作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实践论》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清算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给我们党和毛泽东都带来了沉重灾难。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些苦难，才让毛泽东获得《实践论》的写作灵感。毛泽东后来也说“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从1931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段时期被称为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本本主义”观点的毛泽东，不受王明喜欢，更不受苏联喜欢。据毛泽东后来回忆：“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出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1934年8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76县只剩6县，中央被迫战略转移，而最初转移要员的名单上，却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他像个包袱一样扔给了白色恐怖。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于都调研，由于忧劳过度，不幸患上了恶性疟疾和肠痉挛，高烧持续数日不退。10月25日，病重的毛泽东被担架抬着渡过于都河时，望着身后刚刚诞生的红色国家，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走出苏区了。

教条主义也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损失。党和红军不得不开始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由于中央转移携带大量物资，导致行动不便，缺乏机动性，湘江战役，使中国红军从8万人锐减至3.6万人。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才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读书写作环境，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但党的思想路线一直没有解决，正是《实践论》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毛泽东的苦难以及对错误思想路线的清算，共同造就了《实践论》这篇得意之作。

二、《实践论》的认识原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是区别于其他旧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不是理论活动，而是以人为主体的真正现实地能动（主动）改造客观（客体）批判的革命的的感性活动。这个实践概念的定义也是《实践论》的理论基础。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毛泽东开篇强调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社会实践的三种形式：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其中物质生产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实践，阶级斗争则对人的认识发展有深刻影响。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就是在艰苦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产生的。

1929年9月9日，毛泽东也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发动秋收起义，仅过十天，五千人的部队只剩不到一千人。于是，他便率领队伍向井冈山撤退，等到了茨坪的时候，队伍已经非常狼狈，据当时身为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回忆“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几个战士带着钱从老百姓家里招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正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实践，让毛泽东认识到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彻底丢掉了城市中心论的幻想，在远离城市的井冈山上摸索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

因此，我们要想更深刻地认识某物，就必须亲自参加变革某物的实践斗争，只有在斗争中，我们才能够不断接触事物，从而暴露其本质，理解它们。这就是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2.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实践过程中，我们最先接触到的是事物的表象、事物的片面以及事物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随着我们感觉和印象的增加，脑子中就会形成事物的概念，推理判断之后，形成对事物全面、本质、内在规律的认识，即理性认识，但认识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所以，理性认识必须回到实践中改造世界，让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能动性、主动性。我们在实践之后又会产生新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再由理性认识到指导实践是认识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更伟大，更重要。

毛泽东曾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中就蕴含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认识辩证发展原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判断中国进而指导改造中国的典范。1921年1月，为反对党内限制农会运动的做法，毛泽东一头扎进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调查。他一共走了32天，跑了5县14地，行程1400余里，与地主、农民、士绅进行谈话，收集农民运动材料，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之后，毛泽东便形成了富农、中农、贫农等概念，判断推理之后，得出“贫农是革命先锋”“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结论，总结形成了17000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而是将对中国农民运动规律的把握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从单个认识层面来讲，认识已经完成，但从认识发展过程层面，认识远还没有结束，认识有它的规律性。

3.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毛泽东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总结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三大规律，即认识的曲线性、无限性和前进性。认识的曲线性指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不是直线式前进的，而是在多次失败和反复调整中实现的；认识的无限性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多次反复、由浅入深、无限发展的过程；认识的前进性指认识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调整自己的认识，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就是一位灵活多变的人，他能够依据阶级斗争形势不断变换党的政权口号。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资产阶级纷纷倒戈，工人农民成为革命主力军，于是打出“工农共和国”的口号；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抗日需求，于是打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张学良、杨虎城等产生抗日意愿，于是将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1945年，日本战败，国内和平建国呼声高涨，蒋介石阴谋独裁，打出“联合政府”的口号；1948年，蒋介石败局已定，毛泽东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强调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正是毛泽东随着革命形势变化，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认识，正确处理了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才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三、《实践论》的时代价值

《实践论》发表距今已有八十多年，一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指引着我们国家的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所以，我们要将感悟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我们具体工作实际联系起来，将感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自觉运用到实践中，在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胜利中。《实践论》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实践能力，勇于改造世界。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历史方位，经济社会越发展，社会实践越困难，我们也将遇到许多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我们既要立下愚公志，增强担当本领，学会苦干，又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学会实干，更要与时俱进，力求与人的活动相一致，学会变革创新干。

二是提高洞察能力，探求事物规律。理性认识，是在真实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通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获得的。调查研究是探求事物规律最佳方法之一。因此，实践中我们要进行广泛社会调查，一方面要保持客观性，用心去看去听去感受去思考外部世界，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问题，用心思考问题，切实解决问题。在调研实践中，不断将发现的现象问题上升到事物本质。

三是提高谋划能力，增强战略思维。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我们要提高谋划力，掌握战略思维，学会统筹兼顾。一方面从空间层面了解和掌握各领域、各部门、各条线的具体实际及内在联系，将问题放在全局中去考虑；另一方面从时间层面了解和掌握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发展环节的具体实际及其相互关系，把问题放在过程中去把握。

参考文献：

[1]陈晋.《毛泽东之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2]戚义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我评价四则》.湘潮，2016.10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逢先知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王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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