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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军红 王高萍 曾柏丹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论文编辑部-新丝路理论网   2022-11-23 07:44:40 作者: 来源: 文字大小:[][][]

黄军红  王高萍  曾柏丹
中共吉安市委党校,江西 吉安 343000

摘要: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组织发展壮大的深层基因和精神标识,是党员在党内法规和政治规矩之下形成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状态。深刻影响着党员对制度规则的崇尚认同和制度权威的自觉遵守,直接制约着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和政治局面。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从破立并举、权责并重、刚柔相济、文武之道等这些立党之本、强党之魂的层面去把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关键词:新时代;政治文化建设;着力点
中图分类号: D21  文献标识码:A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离不开党内政治文化的浸润滋养。”作为政治文明的人格化,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组织发展壮大的深层基因和精神标识,是党员在党内法规和政治规矩之下形成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状态,深刻影响着党员对制度规则的崇尚认同和制度权威的自觉遵守,直接制约着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和政治局面。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从立党之本、强党之魂的层面把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1 破立并举:弘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破除封建落后文化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形成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需要党员干部贯穿于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和政商关系中,贯通于以知促行、知行合一中,在困惑和诱惑面前正确处理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号召全党“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同志”,即共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志向,党内“同志”凝结了党的理想追求,优良的同志关系既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石,又是党内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必须反对封建等级观念、过分的等级待遇差别和过度的地位身份界限,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作风。党章第二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这一规定要求我们回归党员定位,增强党的观念,反对“潜规则”和“亚文化”。要防止以身份等级代替党内政治平等,以保密为由弱化党务公开,以管理层级代替人格平等,以“负责”之名行“家长”之实,成为“一支笔”“一言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另一方面,可以从“心性修养”中汲取党性修养的养分,从“君子之道”中发展同志之道,从“和而不同”中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古代“齐家之风”滋润共产党人的家风,以“精忠报国”情怀助推新时代的家国情怀,以“大一统”的道统优势丰富“四个意识”的文化底蕴,形成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
应该看到,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对传统文化也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前,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在一定区域和一定群体身上还有生存的土壤和“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惯性,像无形的手阻碍着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反对封建落后文化。一是“官本位”思想、“父母官”意识,把人民当家作主误认为“代民作主”“替天行道”,而不是由民做主、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误认为让群众发表意见是一种“恩赐”和“雅量”,而不是感恩人民。这种“恩赐”心理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相背离,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背离,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二是“面子文化”、“光宗耀祖”心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陋习、见风使舵的两面人格等。这种思想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绊脚石。三是厚黑学、官场术、中庸主义,在党内生活中以“讲分寸”和“讲团结”为名,和稀泥、不批评,“多栽花、少栽刺”,明哲保身、左右逢源。有的以维护组织权威为名,把个人意见等同于组织意见,用首长负责制代替民主集中制,运用组织程序谋取私利。四是“圈子文化”、码头文化,一些干部奉行“进不了圈子,就进不了班子”的信条,沦为“门阀”“家丁”“家臣”,搞人身依附和非组织活动。还有少数人以坚定“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为名,搞“低级红”和“高级黑”,甚至层层树立“核心”,与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因此,只有标本兼治破立并举,破除封建落后文化,树立先进文化理念,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和政治风骨,营造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
2 权责并重:增强义务观念与权利观念相统一
党员在党内居于主体地位,其主体意识的强弱关联着党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关系到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与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主体意识不仅包括权利主体观念,也包括义务主体观念。只重视权利主体观念而忽视义务主体观念或者只重视义务主体观念而忽视权利主体观念,都有失偏颇。正确的做法是,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但又不高于法律;履行党员义务在先,行使党员权利在后,但又不削弱党员的权利。党章之所以规定义务在先、权利在后,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不重视党员权利。义务先于权利,既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又为保持纯洁性从纪律层面划出了高线,而不只是停留于法律底线,这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突出特色。
新时代党员的义务主体观念集中体现为“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这是对民主集中制和“四个服从”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在“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日常简称为“全党服从中央”)。在当前,就是要从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上做到“两个维护”: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既要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要保持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唯其此,才能更好地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凝心聚力实现执政使命。共产党员的义务主体观念还表现为习近平同志强调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的新要求当中。党员干部在社会中有多重身份,但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遵守纪律首先要遵守政治纪律,选拔干部和发展党员的第一标准是政治标准。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鲜明的主体意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要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六有”政治局面,需要在增强党员义务观念的同时,增强党员的权利主体观念,发挥好主体作用,增强党员的主人翁感和责任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核心是自由全面发展。党员作为党的肌体细胞和党的活动主体,其权利的保障程度是衡量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尺。党内团结和集中统一是以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权利为依托的。党员是否平等参与和处理党内事务,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否得到发挥,党员的政治人格、政治气节如何,关系到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生机活力。党员主体地位的提升,意味着大家对组织制度和政治规则的内心认同,这种情感认同有助于转化为政治认同,推动党员自觉遵守组织决定,全心全意承担党员责任。成熟的党内政治生活也有赖于信念坚定、政治成熟的共产党员。讲政治、讲科学、讲气度是共产党员成熟的重要体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大家集聚在党组织中,正如手指有长短一样,党员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风格有差异,只有相互尊重、诚心合作,才能营造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政治范围。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孪生姐妹,共产党人要树牢科学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破除迷信,回归常识、回到原点。权力是有边界的,行使权力的党员干部要讲理性,不能任性。只有在内心深处自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不忘公权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初心,铭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科学理念,才能依规用权、科学用权、秉公用权,不羡权、不僭权,对人平等,对事负责,守护真理、维护团结。
增强权责统一的党员主体意识,还要拓展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途径,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把共产党人价值观融入制度治党当中。建议出台专门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条例》,集中一段时间在全党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民主集中制专题教育活动,使民主作风成为工作习惯,并内化为民主精神。鉴于一些保障党员权利不力、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不够的情况,建议出台《党员义务和权利行使督查细则》,从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同向发力的角度保障党员主体地位。
3 刚柔相济:精准问责与科学容错相统一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探索过制度纠错与人格包容的组织文化,比如遵义会议上我们党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这种纠错方式主要是人格上、思想上的纠错。延安整风时期即使王明、博古犯过重大错误,他们仍然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有力带动了犯过错误的其他干部深刻总结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表明,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主要原则的党内政治生活,使中国共产党不但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且追求高尚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场新的社会革命,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新时代的自我革命,在文化层面集中表现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坚持“四个自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正确纠错、精准问责、科学容错。纠错方式既包括人格上的纠错,也包括制度上的纠错。从治病救人角度看,党内政治文化既有激励择优功能,也有人格纠错功能。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仅要在制度层面大力革新,而且要与科学容错同时发力,形成包容型的组织文化。
一方面,对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要严厉问责,强化“有权必有责,权责必对等”的理念。要不容为私之过、不免不作为、乱作为之责,不纵容明令禁止之责,防范“法不责众”心理,以问责纠错夯实“三严三实”的修养自觉和“四个自我”的精神品格,形成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的“严实型”组织文化。反过来,“三严三实”的修养自觉和“四个自我”的精神品格又助推自我革命,以“严实型”组织文化夯实党内政治生活的土壤。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方法、工作能力及其绩效问题,我们要包容党员干部探索之误、容纳干部干事之错,不打击为民改革之失,及时改革不合时宜的一些制度和机制,通过科学容错的机制和氛围为有担当、敢创新、为人民的好干部鼓劲撑腰,为以身许党、以民为主、以身作则的干部保驾护航。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与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与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与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引导党员干部旗帜鲜明“支持什么”、“包容什么”、“禁止什么”,以明规则战胜潜规则,以权力清单厘清灰色地带,让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脱颖而出。
4 文武之道:健全政治制度与建设政治文化相统一
从党内政治生活的刚性、约束性层面讲,党内法规极其重要。新时代推进党内政治制度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执行、制度监督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同时也要看到,党内政治制度建设不是单纯的制度改革与创新,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和程序性工作。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与制度的执行力、有效性是相辅相成的。从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和效果层面看,政治文化素养是更为深层、更为持久的因素。制度不是由机器人组装而成的,制度因素的本质是人的因素。再好的制度要靠人来设计和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创设制度,有什么样的人来执行党纪党规,效果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人,是否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来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结果也不一样。正如电脑很难完全代替人脑一样,技术无法代替情感,纪律无法代替自律,制度的刚性永远不能代替人的自觉性。如果说党内政治制度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硬件”,那么党内政治文化则好比“软件”,为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党员对政治理念的内心认同、对政治原则的深刻理解、对封建落后文化的高度警醒、对人民立场的价值追求,以及民主平等的政治氛围、个人的从政风格,对党内政治生活发挥着固本培元的功能。所以党内政治制度只有与政治文化素养高的党员干部相结合,政治生活才能形成整体合力,发挥最大效能,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党内政治文化的落脚点集中在一个“化”字,即通过真理的感化、日常的教化、先进人物的潜移默化和人格力量的内化,把党内法规内化为信仰信念,转化为对组织的政治认同,最终外化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制度执行的自觉性。政治文化建设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无声胜有声”的渐近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有赖于严格的党内生活教育、艰苦的政治历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为此,需要开展专题性的党内政治文化教育和专门化的政治行为训练。各级党组织可以从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到预备党员和正式转正各个阶段,开展政治标识文化的熏陶,把仪式感内化为使命感。各个单位也可以从公职人员参加工作、到任职之日、升职之日,对领导干部全过程开展政治能力培训。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还可以专设党内民主生活教学模块,对领导干部开展双重组织生活的政治锤炼,引导广大干部坚持正确集中与广泛民主相结合,使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民主精神外化为民主决策行为。建议在适当时机全党开展民主集中制专题教育活动,并邀请党外人士和普通群众列席支部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党内政治生活教育的核心是把先锋队意识和反对特权思想结合起来,把知行统一起来,强化党员意识和主体意识,回归党员定位和公仆定位。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无职务的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铭记“一岗双责”的使命担当,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让主体观念成为政治生活的根本理念,奉献精神成为各级组织的精神风貌和全党的文化基因。如此,以政治文化之根开出民主集中之花,结出百花同春、生机勃勃之果,我们党才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赶考路上考试合格,让人民满意,让世界认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291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作者简介:黄军红(1980—),男,中共吉安市委党校,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王高萍(1989—),女,中共吉安市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曾柏丹(1994—),女,中共吉安市委党校,助教,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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