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目光从《地形图》精雕细刻的主区移开，聚焦邻区，即赵佗割据的岭南地区。它包括今北江以西、桂江以东的珠江流域。邻区部分比主区画得粗略得多，既没有标明本已纳入图中的秦南海郡，也未标明南越国都城蕃禺。邻区中仅有今贺江流域标有两个字——“封中”。据广东西江的研究者考证，西江支流贺江，古称封水。“封中”指的应是封水中部。由于“封中”与长沙国有接壤关系，故受到汉朝绘图者的“点名”重视。
邻区除“封中”一名外，南越国的地盘上，仅剩下一些表现江河的笔墨。这些线条十分粗略，但还是绘出了珠江三角洲的基本面貌。珠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流，其名原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珠江下游广东段称为西江，其分支东江、北江汇入珠江入海口，后来逐渐成为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珠江与长江黄河不同，它没有统一的入海口，人们用“三江汇合，八口分流”这八个字来概括珠江入海口的特色。
以主邻有别、详近略远为制图原则的《地形图》，对主区上的多条江河和支流的入河口均表现准确，但邻区的几条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江河及其入海口画得都很粗略，水道全无注记。目前可辨认出四五条河流汇入海湾、海岸线没有如实画成曲线而是绘成一个简约的半月形，虽然，此处没有地名标注，但从地理位置上人们仍能判断出那个“月牙”无疑就是南海郡所依偎的南海了。
关于《地形图》的海域部分，许多专家都有所忽略，没有人来确认这片海在地图史中所应有的重要历史地位。不论站在海洋文化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地图史的立场上，我都认为《地形图》上的海湾部分是长久以来被专家们忽视的《地形图》中最宝贵的另一个“身份”——它是我国现存地图中最早的海域描述，堪称中国海图的“祖母”。
我在湖南博物馆参观马王堆出土的帛地图时，已经完全分辨不出帛地图出土时的色彩了。所幸我们还能看到1973年底最早拿到32张断帛照片，并率先进入此项研究的谭其骧先生的记录：“该图用三种颜色绘制，位于图幅左上方的珠江口以田青色绘画，道路用淡赭色描绘，其余内容均以黑色表示。”这段宝贵记录告诉我们，它是中国最早的彩色地图，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古人对海的色彩已有所表现——田青色，为我们研究中国的“蓝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底色。
在这张图上，事实上存在着五条看不见的界线，即郡界、县界、乡界、村界，还有华夷之界——海。最后这条界，也是不可逾越的。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南征军攻破蕃禺城。南越国谋反国相吕嘉和国主赵建德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试图“流亡海外”。汉廷即派兵海上追逃，生擒了南越国最后一帝赵建德。此时，汉武帝正在外巡游，行至河东郡左邑县桐乡时（今山西境内），听到南越国被灭的消息，非常高兴，便把该地改名为“闻喜县”（山西今仍用此名）。校尉司马侯追逃有功，被汉武帝封为“海常侯”。
海就这样进入了汉的视野与版图之中。
虽然，南海在《地形图》中只是小而又小的一弯“月牙”。它的比例不是很准确，几乎是以压缩的方式把海湾拉入到了画内;海岸线也很不准确，只是示意性地画了个半圆;海水还没有像后来宋代的海图那样画上波纹，只能绘成“一潭死水”;但它毕竟是海在现存地图上的第一次露脸，毕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绘有大海的中国地图。尽管，我们把海所占比率很小的《地形图》称作一份海图，有些勉强，但这一小部分确实描绘了南海最重要的入海江河——珠江的入海口，表现出了较清晰的江海关系，并含有海图所需要的海与海岸线的重要元素。最后，我们不要忘了，这毕竟是一张2100多年前绘制的地图，它第一次描绘了中国的海，并使用了“田青色”。
中国的海岸线从北到南很长，但真正把我们引向世界的是这片神奇的海。
珠江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轴线
看不同地图上的珠江，会对珠江口产生不同的感觉：如果看中国地图上的珠江口，它偏居在南疆;如果看世界地图上的珠江口，它恰处在东西洋海上交通的中轴线上。
如果，我们从南海来回望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史，就会发现南海或者说南洋，恰处在当年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带。东边通东洋，有日本和朝鲜;南面连南洋，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千百年来的香料核心区;西边连着西洋，通过马六甲海峡直通印度、阿拉伯海，是重要海上纽带。就在这条海路上、这个中轴线上，东方掐住了西方的食道，西方砸开了东方的大门，且捞得盆满钵满。
珠江口，坐在国际贸易的黄金大通道上，尝尽了大海带来的苦辣酸甜。
处在这条通道上的广州，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都是一个连江达海的港口。在今天的越秀山三元宫的马路边，我们仍能看见当年挖的粤王井（不知文物保护牌上为何不依《史记》之南“越”，而为“粤”字）显示着古代人们在这里安居的场景。更令人称奇的是2000年出土的南越国给排水工程。这一年，广州在西湖路兴建光明广场商业大厦时，在距地表约4米处意外地发现南越国都蕃禺城的排汲水利工程遗址。现在，我们不用买门票，只要下到这个商业广场负一层，就能看到用玻璃防护层保存的南越国水渠遗址，体验2000年前的“广州人”在珠江潮水上涨时，放下闸板防止潮水倒灌入城;在洪水季节打开水闸，将城中废水排出;在城中缺水时，提起闸板又可汲江水入城内……虽然，蕃禺不及长安那么气势恢宏，但却享受着水通渠畅的滋润日子。
南越独立王国的小日子，崩溃于公元前112年。这一年，南越国三朝丞相吕嘉叛乱，杀死第四代南越王（三代王赵婴齐次子）赵兴，立赵婴齐长子赵建德为王。汉武帝借平叛之由，发兵岭南。汉军主力部队从长沙国南下，沿着马王堆《地形图》上画的那几条水路，顺流而下，直逼蕃禺。国相吕嘉和国主赵建德率“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妄图“流亡海外”。汉军追至海上，生擒了南越国最后一帝。此时，汉武帝正在外巡游，行至河东郡左邑县桐乡时（今山西境内），听到南越国被灭的消息，非常高兴，便把该地改名为“闻喜县”（至今，山西人仍用着这个县名）。
传五世、历95年的南越国，终被汉朝所灭。蕃禺城的第一个百年（前有任嚣南海郡治的10年）就这样结束了。蕃禺由此转向名谓“广州”的历史时期。
广州一直是一个通水之城。水给了广州人生活便利，也为这里带来了财富。
大汉将亡之际，三国并雄，天下重组。公元226年，孙权政府重新划定东吴“天下”，建交、广二州，合浦（今广西北海）以南为交州，以北为广州。广州州治仍设蕃禺。从此，广州之名融进了这座城市，最终成为它的名字。
广州的历史遗迹，最早的要数而今已搬迁到越秀山上的那块“贪泉碑”（原在广州西郊石门）。相传，东晋时，“南下干部”在广州石门饮了泉水，便起贪念，因而官风贪酷。元兴初年（402～404），吴隐之赴广州任刺史，途经石门，特意掬饮贪泉，自信不能改变廉洁操守，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纵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后来，他在广州任上，果然廉洁。后人为纪念他，特在贪泉建碑，以警贪官污吏。现存的这个石碑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郡人右布政使李凤等重刻”。石碑记录一段廉政佳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广州已经是个很有“油水”的城市了。而“贪泉碑”旁边那个记录了宋朝与三佛齐（今印尼）贸易往来的石碑，更是印证了这里还是一个外贸繁盛城市。
千年不变的商业气氛，使广州的商业街成为中国最奇特的商业街。不论你走在繁华的中山路，还是北京路，你逛的都是汉唐古人早已逛过的商业街。俯身细看——南越宫署旧址、南越水渠，距地表也就4米多深;宋代和明代的“北京路”距地表仅1～2米深。这是一个2000多年在一个同心圆里层层叠加的城市，秦汉与唐宋，只差一两米，宋朝与明朝只差一两尺，我们与明朝也只有一两尺。泥土所提供的清晰文化层，像一张供后世尽情享用的千层饼，滋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