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政系学生到考古所元老

　　1944年，我以全陕西省高中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边政系(等于现在的民族学系)。我那时有一个志向，到边疆去。我们那里有乡土教材，其中有班超定西域，张骞通西域等内容。我最感兴趣的是蒙古的历史、文化、语言，我的老师韩儒林是元史的权威。

　　后来，边政系被取消了，韩先生担任了历史系主任。本来他想留我在边政系，这下不行了。那一年只有浙江大学招研究生，那时的浙大校长是竺可桢，是世界有名的大学。这一年浙大招了30人，我考取了人类学研究生，跟着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学习。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夏鼐先生被请到考古研究所当了副所长，我也就跟着他到了那里。

　　我到考古所的前三年是文物工作的恢复时期。从1954年开始，由于有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动土，文物保护工作很多，全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发掘阶段。当时，苏联专家特别重视文物，如果建设部门对文物保护工作处理不好，他们就不让开工。

　　发掘半坡遗址重现老祖先生活

　　文物局、考古所和北大曾联合办过四期考古训练班，为各地培养考古人员。

　　我是第三期训练班的总辅导，挖半坡遗址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

　　这个遗址是1953年我带领陕西考古调查发掘团发现的。过去，我们在这里只采集到一些瓦片和石器，不知道住宅是怎样的。

　　把这里挖开以后，发现了墓葬、房子，房子周围还有沟道。可以断定，这是大发现，在当时的考古界是空前的。由于当时训练班的人手有限，我们只发掘了四五百平方米。

　　之后几年，北大、南大、西北大学的学生，科学院考古所招的一百个技工，都到这里来实习，半坡遗址成了一个考古发掘的实习基地。

　　西安半坡是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遗址，房子有几十座。我们在这里发掘过一座完整的土木建筑的房子，它一直保持着最初倒塌后的样子，没有任何变动。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小罐罐，大家都非常好奇，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小米，和现在的小米一模一样，只是没有米瓤，壳里面都是空的。

　　半坡遗址为复原母系氏族社会的聚落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根据我们后来的研究断定，它有6000年到7000年的历史。

　　1955年社会科学院成立后的学部会议上，半坡考古成了会上重要的考古成绩，我发言给大家讲了一下情况，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老祖先的生活情形大家一点都不知道，只能在《山海经》里看到一些，有些只是传说。很快，这里的名声就传了出去。

　　到1955年下半年，半坡遗址就像后来的秦俑一样，国际友人、中央要员来了都要看。每次我都要陪同、解说。那时，我们挖出来的人的遗体放在原地用棉絮盖住，外宾、领导来了就揭开让他们看看。

　　陈毅、郑振铎、王冶秋到这里视察后，提出要建立博物馆，30万元经费很快通过国务院拨了下来。1958年，博物馆建成，我们的发掘工作也就停止了。

　　难忘中条山难吃的包子

　　1961年，我到陕西省考古所当了副所长，组织了周原、咸阳等地的发掘。周原是西周王朝早期的京都，中国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这里，我也准备大干一场。

　　谁知工作刚开始，社教运动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基本停止。

　　从1970年开始，陕西的考古工作慢慢恢复。考古所和文管会、博物馆合并了，考古所一百多人只保留了六七十人，其余的人都被分到下面去了。这样的合并是一个大杂烩，很多事情难以开展，1976年，我就又回到了社科院考古所，一回来，就开始了中条山中石器时期遗址的发掘。

　　这个遗址位于山西沁水县中条山一个小盆地。条件是很艰苦的，我住在老乡家，睡的是不平的床，用的是一张面不光的桌子，一个腿不稳的小方凳子，晚上点一盏煤油灯。

　　这一年的建军节，组里想为大家改善一次生活，派车到长治买肉。回来的路上，到了沁水县城就下起了大雨，汽车上不了山。天气很热，几天下来，肉就有些变味，只能在县城煮熟，但是没有什么油水了。等到了发掘地以后，蒸出的包子连林场的狗都不吃。很多人就有怨言，我没办法，自己先去拿了两个包子，大家才不做声。

　　因为气候的原因，我在这里发掘的四年都是过了“五一”上山，“十一”下山。

　　这是全国首次发现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它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中间环节。对这个遗址材料的整理和认识用了我近30年的时间。1996年，我还重登过一次中条山，采集花粉标本做环境考古学研究。

　　意外发现法门寺佛指舍利

　　1987年2月28日，为了重建法门寺一座民国年间修葺的13层八角宝塔，我带了一个考古队对塔基和外围做了发掘清理，结果意外地在塔基正中部位发现了唐懿宗时修建的地井盖，我们就移开这块已成碎片的方型石板，开始寻找地宫的入口，地宫中应该保存着法门寺的镇寺之宝———佛指舍利。

　　经过两天的查找，终于在罗汉殿北面发现了宫口。宫口北面有一段踏步漫道，沿着台阶下去，是一个方形的平台，有近万枚铜钱在上面散置着。我们把平台清理后，看见了用巨石封堵的地宫门。从看见的浮雕双凤门门楣石上，我们断定地宫是唐朝修建的。把巨石吊开以后，就看见了用铁锁把守的石门。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尊重，我们请法门寺的住持法师和寺内众僧设案诵经祈祷，然后开启了石门。

　　地宫位于塔基的正下方，平面像一个很长的“甲”字形，开启第一扇门后，是一个长长的隧道，尽头的第二道门前有两块石碑，详细记述了法门寺的沿革、佛指舍利及咸通年间迎佛骨的盛事和唐僖宗送回佛骨的经过。前室的北部有很多遗物，包括汉白玉的阿育王塔，一对石狮子。中室中间是一座汉白玉灵帐，前面还放置了一个铜熏炉。

　　最主要的文物全部集中在后室，有大盒子装小盒子的八重宝函，函顶盖上还有一尊鎏金菩萨像，两边有石雕护法天王。

　　但是开始时我们并没有发现最重要的文物佛指舍利，后来，我们在后室地下找到一个坎，挖开以后看到有一个小小的玉石棺材，里面装着一节长约6厘米的青黄色管状物，这就是让佛教徒视为圣物的佛指舍利。

　　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不仅是我国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在唐代安放佛指舍利的四大名寺中，只有法门寺佛指舍利惟一幸存下来。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源源不断地来到法门寺瞻仰。

　　■人物

　　石兴邦

　　1923年出生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县，194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边政系，195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任所务秘书，研究室主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陕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著作有《半坡氏族公社》等多部。其主持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西安法门寺都入选“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发现背后

　　佛指舍利佛教世界至高无上的圣物，是法门寺千年辉煌的基础。法门寺塔地宫居于核心地位的便是佛指舍利。以法门寺供奉的真身指骨舍利最为著名，影响最大。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先后有八位皇帝六次以隆重的礼节迎奉佛指舍利至京城长安或东都洛阳的皇宫供养，每次迎送之后，诸帝的赏赐均规模惊人。

　　法门寺地宫共藏佛指舍利四枚，其中真身指骨一枚，其余三枚属于影骨。

　　据记载，在中国的舍利塔一度有十九座之多，但随着几次大规模的灭佛行动，这些分布神州各地的舍利塔几乎已被破坏殆尽。安放有佛指的唐朝四大名寺，其中代州五台山塔和终南山五台寺的佛指舍利皆毁于唐武宗朝代的“会昌法难”，普光寺则在清康熙年间塌陷于洪泽湖，佛指舍利沉埋湖底，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