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与中国改革开放

霞飞

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使我党陷入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党内也不可能统一认识从而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陈云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重要发言，率先向党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例如，（一）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期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再次指出：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的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在陈云的提议下，党中央着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在1978年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问题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抛掉了历史包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工作重点转移，仍然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路线，中国就谈不上改革开放。由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大家才能面向世界，面对实际，着手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

支持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最主要的形式，是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央做出这个决定，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既面临体制改革，又面对上下许多人的质疑，有不少阻力。中共中央能够最后下决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陈云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路，最早是陈云在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这要做一点简要的历史回顾。

1961年，陈云深入到农村最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也了解了农民的真正意愿。他发现：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关系存在问题。农民之所以在集体劳动中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种自留地的积极性高，是因为农民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农民养猪的积极性高，也是因为农民自己的劳动成果能直接从自己的个人收益中体现出来。因此，陈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必须把农民的劳动与农民的分配直接挂钩。他认定，包产到户，是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一个好途径。但在全国怎样实行包产到户？他没有想好。正当陈云进一步思考在农业生产中改变体制，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办法时，他收到了田家英寄给他的信。

原来，田家英到湖南毛泽东的老家韶山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后，给陈云等同志写了一封信。田家英在这封信中提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陈云收到田家英的这封信后，联系自己进行调查研究和长期思考的结果，认定田家英的主张是对的。为了更加有把握，陈云决定自己再详细做一点调查。一天，陈云到田间去调查，发现同样种的水稻，有的碧绿，有的却没有反青；绿的，是自留地。他问农民这是为什么？农民说，给自己种自留地，收获都是自己的，给集体种，不管干得怎么样，分配都是一样的。陈云问当地农民，要让农民种集体的地也和种